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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六大争议
文化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但值得一提的是，对文化的重视与围绕文化的争议在中国社会表现尤甚。梳理来看，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存在六大争议：
第一，文化被资本劫持的问题。文化与资本的关系，从没像今天这般紧密相连。无论是影视业百试不爽的“IP+小鲜肉”两大法宝，还是贩卖焦虑、冲兑毒鸡汤的朋友圈“爆文”，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一搏流量、资本至上的打法。诚然，文化需要资本的支持来盘活文化要素，加速产业化、资本化，提振产业发展壮大。但资本“不讲对错、只分利弊”，一旦以经济效益和盈利的视角看待文化，往往会导致文化迷失在金钱编织的泥沼里，最终沦为资本的牺牲品。典型如拉一线明星做高商誉、签对赌协议等，这些娱乐圈花式资本玩法登场后，各路玩套路、赚快钱的资本蜂拥而至，以致知名编剧汪海林感慨“我很怀念煤老板做我们投资人的日子”。
第二，文化与科技的主辅问题。科技赋能文化，好似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技赋能文化不仅对文化制造装备、新闻出版等传统文化产业改造升级，还能催生新兴文化产业业态，包括互联网相关的泛娱乐产业、流媒体音乐等。另一方面，从沃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导致经典艺术“光晕”消逝的黯然神伤，到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尔多诺和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欺骗本质的揭示，再到海德格尔对现代科技的技术沉思，无不表达出人们对技术的拷问及相当程度的反省和批判。
第三，文化审美缺失。画家吴冠中曾言：“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是，美盲却很多。”审美缺失带来的文化产业同质化现象极为普遍，要么一味地模仿外来文化，甚至全盘套用，不加修饰；要么为求创新而刻意创新，一味生搬硬套复制克隆。典型如文旅纪念品，一块绣了几朵花的手帕，可以被标榜成了“湘绣”“苏绣”“蜀绣”“赣绣”；一把普通的木梳，被“少林弟子”梳遍大江南北；本应是“景区创造”的旅游商品，结果不约而同地变成了“义乌制造”。甚至引来不少人吐槽：为什么大好河山卖的多是“地摊货”？
第四，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交融、冲突。权力之剑与文化之果历来相容相冲，“韩流”诞生伊始，就有着“举国体制”的底色（缘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文化立国”战略），而著名的赫鲁晓夫与非现实主义抽象派艺术家涅伊兹韦斯内的恩怨纠葛，也是一场在苏联政府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背景下，政治与艺术“彼此斗争、相互咬合的白与黑”。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和权力之间的交融与矛盾在中国尤为突出，毕竟在“文以载道”的传统影响下，文化无法脱离其政治内涵。那么文化与权力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处？
第五，文化的历史与未来，孰为导向。基于经典意义上的文化往往被视为“历史沉淀的产物”，文化产业及活动往往对历史有“追根溯源”的惯性依赖，诸如轰轰烈烈的国学热下，充斥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迷恋，不上学校念私塾，着汉服唐装祭孔等形式化主义层出不穷。但在西方，电影《2001太空漫游》启发乔布斯开发iPad、《黑客帝国》推动建立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初步认知，西方科幻文化启迪现实技术发展的各事例，又激发了人们通过幻想未来开启文化发展的探讨。究竟是“历史的文化”还是“未来的文化”？
第六，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孰优孰劣。中西文化有诸多差异，就哲学思想而言，前者以社会为出发点，以伦理为核心，后者以自然为出发点，以实验数据为核心方法；就普遍观点的区别而言，前者是群体主义的，注重人际关系协调的“絜矩”，而后者是个人主义的，注重个人独立的“自由”。中西文化的截然不同也导致两者之间的对冲与矛盾。历史上，中国曾出现全盘推翻传统文化的趋势，当下也出现了全盘否认西方文化的趋势。
进一步分析，上述六大文化领域的分歧，实质是对三个层面的界面处理。
首先，文化与资本、文化与科技的问题，关键在于以明辨文化为目的，运用资本、科技为工具，实现“好风凭借力，助我上青云”。资本领域早就有“文化不言利”的说法，文化产业的立身之本是文化价值，文化产品或服务之所以有经济效益，也恰恰在于其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价值。资本逻辑和经济逻辑不能取代文化逻辑，除了满足商业逻辑，文化从生产到传播到消费，都要有经济、市场之外的追求；而科技之于文化，即便是作为“无科技不文化”典型的美国，传媒技术、摄影技术、3D动漫技术等也不过是其输出美式价值观的桥梁和利器。在这一层面上，无论是资本还是科技，皆为手段，是文化产业的驱动要素，推动了文化产品的价值从单一的膜拜价值向展示价值和体验价值转换。归根结底，资本和技术创新不得取代文化创意本身，资本、技术的形式必须服务于文化的内容。
其次，文化与审美、文化与权力的问题，要求文化本身与社会要素建立动态的微妙平衡。一分为二地看，审美缺失是实用主义文化在物质充沛时代急需升级的表现。毋庸置疑，文化引导并制约着个体审美。试想，如果没有希腊艺术家雕塑的神像，强健的身体审美有什么根据？没有李白的诗，豪迈之美如何让无数人折腰？正是形形色色的文化范型，作为承载某种审美趣味的容器，引导着审美大军的不同走向。而历来的“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化，正是当下中国审美缺失的根源，毕竟实用性的审美基准是“论有用”，而美学的基本规却是“无用的，才是美”。尤其在现代这个物质空前丰盛、什么都不缺的年代，“一个人审美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他的竞争力水平”。占有物质很难再刺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获得长久的满足，而审美力已经逐渐发展为新时代所需要的能力。尽管横向比较北欧因其审美品位而更能感知生活“处处是美”的趣味，在全球幸福感报告中占尽前10榜单，中国仍道阻且长，但如“奶嘴文化”当道点燃对“小鲜肉”阴柔美的追捧等，这些文化取向现象开始显现多元审美的雏形。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冲撞是两者重寻平衡点的应激反应。由此观之，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平衡，也是动态顺势而为的。
最后，历史和未来因素、中西方因素，体现的是文化中勾兑与取舍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其精华，如“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渗透的家国情怀和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且不说传统文化的不少内涵本就是落后腐朽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思想），甚至连精华也有其局限性，随着时空变化，渐渐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如《孙子兵法》提倡的原始民本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中，君主为能治之主体，而民则为受治之客体，即君主为主导而民众为附庸，严重滞后于新型的民主要求，因而需要寻求勾兑与取舍。纵向看，是历史与未来的勾兑。与其一味让“历史照亮未来”，在兼有精华瑰宝、封建残渣的历史中寻找答案，强调“未来引领今天”，突出文化的未来感、引领性或许更为合适。横向看，是东方与西方的勾兑。从一定意义而言，近代中国的崛起正在于“开放+国民禀赋”，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精髓，继而在勾兑中融合创新发展的成果。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并非走极端的、完全摒弃传统的全盘西化，而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杂交。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子，即为一例。由此观之，文化杂交融合，中国在采撷中西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新、超越，才能释放活跃的生命力。
综上，中国正面临文化产业发展的六大分歧与争议，关键在于勾兑取舍、动态平衡。唯有如此，才能让文化的内外部要素彼此成全，让文化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