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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经济——经济发展“唯快不破”？
中国人的睡眠状况有多糟？《2018年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2013年到2018年，中国人均睡眠时长由8.8个小时降至6.5个小时，平均38.2%的中国人有睡眠问题，比全球平均高出11.2%！其中，“80后”、“90后”正在成为睡眠障碍的主力军。有调查显示，62.9%的“90后”年轻人处于睡眠的“烦躁区”和“苦涩区”，还有12.2%睡在“不眠区”，只有5.1%的人处于“甜美睡眠”状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睡眠经济也因此成了炙手可热的经济现象。博思数据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改善睡眠产业市场规模约2797亿元。大量“助睡神器”占据各大电商网站，从褪黑素、睡眠枕、助睡眠香薰这样的传统商品，到被冠以“黑科技”之名的安眠手环、失眠贴、睡眠喷雾、睡眠音响，等等。此外，一些失眠社区、失眠心理咨询等与睡眠相关的App也相继上线，有些可以记录使用者的睡眠状况，生成睡眠报告，有的可以通过助眠音频帮助用户入眠；甚至催生了“陪睡”经济，淘宝上专门售卖晚安短信、睡眠技师助眠的这类新兴服务供不应求。睡眠俨然成了大问题。
人类抗拒睡眠的倾向似乎根植于本性。当我们的远祖在非洲热带稀树草原艰难生存时，睡眠意味着卸除所有防备，被天敌杀死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而在现代社会，睡眠问题的“常态化”则有着更加复杂多样的缘由。首先，工作压力大是影响睡眠的罪魁祸首。《劳动法》规定，标准工作时间是每周40个小时；即便生产经营情况特殊，每周工作时间也不应超过44小时。而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7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46.5小时。还有调查显示，超过58%的网友表示会牺牲睡眠时间完成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说，人们嘴上说着拒绝过劳，身体却诚实地工作着——以晚睡为代价。尤其是当思维和创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时，夜晚的寂静和孤独的确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思维的活跃。正如路遥说“我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而高木直子笔下的自己，凌晨3点完成漫画，跑去便利店复印、传真、交稿。广告从业者晚上有灵感，“码农”们通宵写代码，文字工作者晚上写稿，插画师通宵画图，在这些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中，晚睡已经成为常态。
其次，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抽离一部分人的睡眠。如今，夜间经济的繁荣让自然节律被扭转，白天和黑夜不再分明，18小时城市变为24小时城市。地铁运营时长、城市夜间公交覆盖范围、网约车夜间出行活跃度、酒吧数量、24小时书店、24小时便利店等，夜生活的质量也成为各大城市比拼的内容。明月高悬，“夜游神”出门，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正逐渐被颠覆。
此外，互联网让“生物人”异化为“电子人”，对网络的依赖成为睡眠的最大阻碍。互联网365天全天候流转的信息通道，确实使地球变成了一个时时都可以彼此串门的村庄。截至2018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2018年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7.6小时，较2017年年底提高0.6个小时。微信、微博、短视频，刷剧、游戏、看小说，一边是“看完这集就睡”“赢一把就睡”的自我催眠，另一边是时间悄然流逝，睡眠时间被大大挤压。即便入睡，人们也是手机不离身。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使用智能手机的人中有65%在睡觉时将手机放到床上或床边。睡眠不再是彻底的休息，而只是一种“待机模式”，一种随时可以被“唤起”的状态。
更进一步来说，失眠与加班、交通、夜话、便利店等城市生活息息相关，更与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缠绕不清。毕竟，睡眠质量由生活质量决定，而在工业经济主导的时代，生活质量由生产和交换决定。也就是说，现代人“为睡所困”事实上是时代使然。
农耕社会常常被认为是田园牧歌般的，人们栖居在大地之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遵从自然节律自在闲适地生活，丝毫没有感到什么异样。工业时代的到来，不仅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和经济进步，也改写了社会的运转节奏。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一书中清楚地指出，时代正在全面提速。与现代化之前的时代相比，人类的移动速度提升了100倍，信息交流的速度提升了1000万倍，数据传输的速度更是蹿升了100亿倍。尤其是到了IT时代，互联网革命将人类带进了“x倍速时代”。
从前慢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而对效率的一味崇拜，使得生产活动对睡眠的侵占愈演愈烈。毕竟，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势必要给生产、流通造成损失，永远与经济社会的高速运转要求相冲突。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北美西海岸有一种叫白冠雀的候鸟，它们在迁徙中可以长达7天不眠不休，白天觅食，夜间飞行。美国国防部投入巨资研究这种鸟类，希望通过探明它在长时间无眠状态下的大脑活动，找到让人不睡觉也可以保持高效工作的终极秘密。
与此同时，商业社会也在推波助澜，让消费永不停歇——在白天制造尽可能多的感官刺激和焦虑情绪，破坏掉人在夜晚的正常睡眠；然后再提供形形色色的承诺让人重获“好睡眠”的商品，比如高档床具、安眠药、香薰产品等。也就是说，每个人天生就拥有的“安眠”能力，现在需要通过购买才能勉强获得，人们就此陷入商业社会的圈套。
由此来看，睡眠既不能像生产、工作那样创造收益，也不能像消费那样获取满足感、优越感，似乎只是一片无利可图的价值荒漠。于是乎，当“快”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词，睡眠就成了负担和包袱。然而正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感慨的，“上帝为了补偿人间诸般烦恼事，给了我们希望和睡眠”。可见，睡眠与希望对于人类而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能唤回身体与心灵的正能量，激发工作和生活的无穷动力。
从健康角度看，睡或不睡，兹事体大。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匆忙的人先到坟墓。”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决定性力量，而身体的自我修复基本上都是在身体处于睡眠（休息）状态下完成的。长期睡眠不足的人患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的风险和自杀的风险，是普通人的1.4倍以上。罗马帝国时期，有一种刑罚就是剥夺犯人的睡眠，当被剥夺睡眠几天以后，犯人就会中风身亡。
从经济角度来看，以牺牲睡眠换取的高效，不过是饮鸩止渴，毕竟，人们健康水平下降，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降低，从而造成经济损失。兰德公司200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因美国上班族睡眠不佳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已高达41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28%的GDP；日本的损失高达1380亿美元，约占国家2.92%的GDP；德国则每年损失600亿美元，约为1.56%的GDP。可见，一味追求高效而牺牲睡眠，终将物极必反。
事实上，与人们的刻板印象不同，“笃悠悠”也能推动社会进步。例如只有1000万人口的瑞典，1/6的国土在北极圈以北，以诺贝尔奖、金发美女、ABBA乐队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闻名。它有悠长的假期、弹性的工作时间及很多人推崇的“the art of doing nothing（无所事事的艺术）”。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瑞典模式让无数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挠头。显然，“快”并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唯一答案。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曾经“落后挨打”的历史让快速和赶超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也催生了一些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城市建设方面，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频频出现；在学术领域，则有学术不端、学术造假等现象；更别提个别企业为了一夜暴富，热衷于炒概念、追风口。这些揠苗助长式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早已显现，毋庸多言。
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快速、高效往往源自“慢”。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提出了“1万小时定律”，即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1万小时的训练。市场也是如此，任何风口都是整体产业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演化到某个阶段的产物，不能随意跨越。尤其是科研创新方面，欲速则不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百废待兴的苏联从战败的德国搜集了一批机器设备运回国内，而绞尽脑汁的美国人则把德国的一批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作为战俘押送回美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发现，老谋深算的美国人30多年来专注搞“智力输入”，从世界各国引入各类科技人才24万多人，不仅赚了120多亿美元的教育经费，而且促进了美国科技的发展。由此来看，时代越是高速运转，越需要慢下来深耕细作，以精益、专注、创新为内涵的“工匠精神”充当经济发展的有效引擎。如此，当经济格局、生活格局都从“急吼吼”转向“笃悠悠”，睡眠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