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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群第一梯队：内在差异度
中国经济活动向城市群集中。中国有京沪等9个国家中心城市，“十三五”规划了19个城市群。特大城市群的第一梯队成型，陆续上升为国家战略。最早是京津冀在2014年2月吹响了协同发展的号角，从规划纲要到搭建四梁八柱，前有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后有通州副中心的确立，宏伟蓝图基本清晰。2019年新年后习总书记的首次地方考察就选在京津冀，提出的6个方面的要求 [31]
标志着京津冀区域协同进入改革创新的新阶段。紧接着2月18日粤港澳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对标世界一流湾区正式起航；长三角也不甘示弱，2018年1月就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三省一市各展所长、深化合作举措频出，1月3日签署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3月6日全国两会上更提出在江浙沪交界处设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上足见中央对全国区域协调的一盘大棋，那么第一梯队的内在差异度在哪？未来又将如何协同发展？
之所以先拿京津冀开刀，就在京畿重地的标志性和战略性。首都的特殊性在于北京是全国的北京，影响力辐射全国，资源亦全国调配，并无地域限制，以致京津冀呈现秩序井然的等级关系，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心头大患。京津两极“肥胖”与河北过于“瘦弱”形成显著差异，不仅北京面临大城市病、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而且北京周边竟还出现了“环京贫困带”。2018年北京GDP增长6.6%，成为国内第二个GDP超过3万亿元的城市；但天津经济发展却陷入困境，2018年的GDP为1.92万亿元，仅增长3.6%。
因此，2014年中央就从调整北京“虹吸效应”入手，最终形成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突破口，打造通州副中心和雄安新区这“两翼”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但参考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建设一个新的城市副中心谈何容易？为改变“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的偏态，北京聚焦4个中心，2次修订新增产业禁限目录，自“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疏解一般制造企业2648家，让北京和天津的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即便过去5年通过行政手段让北京瘦了身，天津强了身，河北健了身，河北2018年增速甚至与北京齐平，也挡不住河北去产能带来的影响。加之环境整治带来的阵痛，京津冀GDP在全国经济版图所占比重连续4年下降至2018年的9.4%。京津冀在坐享政治经济优势的同时，若想在各种压力下赶超南方两大超级都市圈，其困难就在于消解行政化过度与环保风暴的绩效坚守。
因为从三大城市群的比较看，长三角包含的城市最多（26个）、人口最多（超1.5亿人），面积最大（21.2万平方公里）、创造的GDP总量最多（超过21万亿元，占比全国23%）。长三角面向亚太，背靠长江经济带，拥有广阔的发展腹地，体量几乎相当于珠三角和京津冀之和。尽管这5年京津冀GDP由2013年的6.7万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8.5万亿元，年均增长6.3%，但相较于粤港澳和长三角，京津冀在经济体量上仍是个头最小的——它拥有13个城市、1.1亿人口、面积12万平方公里，却仍比不过11个城市、7000万人口、面积5.6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GDP 10.87万亿元）。更别提人均GDP，粤港澳大湾区在2017年就超过15万元，远超京津冀和长三角。
其实从城市夜光图可明显看出，珠三角已连成一片，形成一团光亮；长三角虽连接成形，却是越往上海越密集、越明亮；只有京津冀还是点状分布，隔阂显著，这恰恰印证了区域一体化的程度深浅。若比较京津冀和珠三角，深圳最早开放，6年后天津等14个沿海城市随之开放，结果却有天壤之别。珠三角吸引港澳台外资效果显著，而京津冀即便离日韩很近，在吸引外资上也不如长三角。最关键的是在支柱产业上，京津冀以装备制造、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为主，珠三角则以电子信息、家用电器等轻工业为主。前者资金密集，以国企为重；后者劳动力密集，民营经济活跃。显然，相较于京津冀重在解决内部协同发展的内向性，珠三角更外向，发展的关键是通过港澳的接口融入世界。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就意在通过一体化发挥异质性的杂交效应来促进制度融合，接轨世界。
再看长三角，有网民早年戏言：“京津冀是北京和他的仆人们，珠三角是亲密的表兄弟们，长三角则是上海和他的小伙伴们。”而今看来，“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粤港澳则以大湾区将港澳纳入珠三角的弟兄行列，只剩长三角的小伙伴们还嗷嗷待哺。因为港澳的国际化，广东又是最早改革开放的，粤港澳照理说比长三角更接近世界，长三角的市场化程度及国际化自然不如粤港澳，尤其在新经济领域，特别是体验经济、文化产业等方面尚不前卫。因为相对于深圳市场驱动的自由创新，上海这些年作为战略平衡点而相对保守，基本是在守规矩的框架中创新，自然赶不上“深圳速度”。深圳凭借最包容、最年轻、最没包袱的城市精神，居然狂甩京沪，跻身2018年全球极具竞争力的城市榜单前十。2018年深圳GDP以2.4万亿元超越香港，尚落后于上海（3.2万亿元），但7.6%的增速却已快于上海（6.6%）。照其经济活力与发展势头，迟早有一日赶超上海。深圳超越香港的意义显然不如超越上海，毕竟广东省连续30年GDP排名全国第一，即便江苏省2018年以9.26万亿元追赶，仍以0.47万亿的差距屈居第二。
港澳胜在人均GDP、地均GDP和城市化率，使得粤港澳比长三角更富有，但从面积、人口到经济体量，粤港澳都无奈甘拜下风。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粤港澳的劣势恰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比如，粤港澳的经济腹地远不如长三角，相较于云南、贵州等泛珠三角地带，长三角往下延伸，是绵长的长江经济带，更远则是“一带一路”走出国门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长三角显然拥有中国最大的经济腹地。而且，粤港澳在产业结构上的完整性、纵深性亦不如长三角，因为长三角拥有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及最高端的科技产业。且不说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的三大科创中心，有两个在长三角（上海和合肥），仅从长三角内部分工看，从上海的极端制造、江苏的先进制造到浙江的精致制造，既有芯片、飞机制造等高精尖，又有义乌小商品等批量生产，还有昆山制造的生态链，更有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安徽志在承接制造转移，基本形成梯队发展，集群效应显著，经济结构相对最完整。只不过，区别于粤港澳的异质性，长三角同质化严重，短期在同城化、交通一体化、社会经济一体化等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相对较小，但长期受制于内部重复竞争，反倒难以碰撞出创新的火花，拖累整体发展。
如此一比较，粤港澳与长三角，显然一个是激情四射的潜力股，一个是成熟稳重的蓝筹股。两者都远离政治中心，形成独树一帜的自主性商业文化氛围，只不过珠三角有港澳这个特殊插口走向世界，其关键在于如何打破内外制度壁垒。因此，粤港澳将更为积极、亢奋地拥抱世界、探索时尚、先行先试、重在突破。这就决定了粤港澳作为国际接口，将走在改革前沿。而真正的经济中坚还在长三角。毕竟，长三角的经济体量堪称全国最大，政策上不会太过冒进，增速上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再加上其腹地又如此雄厚深广，既无粤港澳的复杂落差，内在联系又远高于京津冀，这里自然是中国经济的责任担当，未来将呈现中性化特征，重在勾兑、协调、平衡。
以此看京津冀，既不如粤港澳有冲劲，也不如长三角有韧劲，无论是人口流动、经济体量还是市场活力，都难以匹敌。但让粤港澳、长三角都望尘莫及的是，京津冀乃权力中心，这是无可替代的。北京作为首都，率先以减量倒逼更高质量发展，不管是向外疏解功能，还是内向优化核心功能，都必然是京津冀的中心，只不过是借“一核（中央政务区）两翼（雄安新区和通州副中心）”打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奇经八脉罢了。京津冀当下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未来将进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由此，中国超级都市圈第一梯队基本定位也就一目了然了。其实说到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在一定意义上从地缘、历史、人文等方面根本无法比较，但伴随中国崛起，又必须比学赶帮，因而长期看，未来这三大超级都市圈都将趋于一体化，以各自舒展的姿态参与全球竞争，真正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