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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竞争进入最后疯狂
城市竞争愈发白热化。经济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市竞争可谓风云变幻，强弱格局不断洗牌。头部城市之间的实力越来越接近，这也意味着城市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基于制度安排上的城市竞争优势也在被大范围消解。2019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出台《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针对不同城市提出了更为细化宽松的落户要求。文件明确，城区常住人口100～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一纸改命，万般皆不同，户籍改革不仅意味着阻碍人才流动的“闸门”将逐渐松动，更将对中国城市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城市竞争的游戏规则正被全面改写。
在此背景下，城市竞争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同构化的漩涡，“抢钱”、抢产业的情况全面上演。招商引资上，各地奖钱送地“下血本”，其中总部争夺尤为突出。早在2018年2月，成都就提出，“引进来”的总部企业，入驻满1年，可获最高5000万元奖励；西安紧随其后，提出新落户金融业总部企业，最高一次性奖励6000万元；作为“中部C位”的武汉，除了给予总部落户现金奖励，更是在土地支持方面祭出“王炸”——总部企业不仅可以以7折的价格拿地，而且地块中40%的建筑面积可供企业自行分割租售。
产业争夺也从过去的传统产业，升级为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争夺。例如，全国已有多达8个省份设立了与大数据发展相关的全新机构，多座城市专门出台了大数据的发展规划或类似文件，制定具体的大数据产业发展目标。5G布局的竞速赛也全面打响。北京提出，到2022年，北京市运营商5G网络投资累计超过300亿元，5G产业实现收入约2000亿元；上海市计划，到2020年年底，规模部署1万个5G基站，移动网络接入能力达到1Gbps，用户感知速率达到500Mbps。高科技产业俨然成了地方招商引资的香饽饽。
事实上，城市竞争的同构化是二次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相伴相生的现象，既是国策使然，更是交通变革的结果。
首先，轰轰烈烈的二次城市化必将导致城市建设的同构化。过去40多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18年的59.58%，虽说速度之快令世界瞩目，但整体而言，距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潜力。《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表明，要建设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1万多个城镇。当全国各地蜂拥而上时，城市定位、规划和战略难免“撞车”。
其次，在缺乏整体设计的区域一体化初级阶段，城市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同构化的煎熬。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相继出台，城市发展越来越突出“抱团”，强调由点变线、由线变面。一体化的本质是为了去同构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然而在一体化的初级阶段，不同区域间的各自产业发展差异和优势还不够清晰，整体设计、协调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此时，政策的一腔热血会适得其反，使得区域同质化变本加厉。
再次，同构化是交通变革下区域扁平化的必然结果。相邻地区本就在资源禀赋、文化底蕴上存在相似之处，在交通不发达时代，尚有各自的辐射圈；而如今，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伴随着高铁成网、动车公交化，城市各自的小圈子被打破、合并，形成一个更大的竞争空间。如此一来，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城市之间，必然“狭路相逢”。
由此来看，在二次城市化、区域一体化、交通便捷化的共同作用下，同构化发展似乎是城市竞争中难以摆脱的宿命。在未来至少10年内，城市间的同构化竞争只会被无限放大。
从更深层次来看，城市竞争疯狂、失序，实质上是由于管理者用“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的标准来定义城市。工业经济讲求规模，市场经济讲求竞争，城市便以规模作为竞争的标准。在工业经济时代，这样的模式有其合理性，因为早期的工业化大生产需要聚集大量生产要素。城市随着生产的集中、劳动力的聚集而迅速扩张，以规模取胜的法则决定了城市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零和博弈的游戏，唯有以资源争夺的方式才能获取发展优势。如今，当新经济逐渐替代工业经济，城市的衡量标准除了有形的物质，还包括了无形的精神、体验。然而，大多数城市的发展思维仍未摆脱路径依赖，陷入疯狂竞争也就在所难免。但值得警惕的是，同质化愈演愈烈，势必将透支城市的未来。盲目建设、恶性竞争，不仅增加了政府债务负担，还将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如发达地区挤压、抢占欠发达地区资源的情况，可能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
物极必反，当城市竞争经历最后的疯狂，同质化走至极端，必将倒逼城市反思以往的发展路径与竞争模式，并寻找新的均衡点。如此，城市竞争将回归本源，也就是说，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将更多由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所决定。毋庸置疑，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竞争优势也受多方因素影响。
第一，中国城市发展逃不开行政规划的烙印，城市的兴衰与政策安排休戚相关。东北三省从风光无限沦为全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深圳自“画圈”后从小渔村一步步发展为世界级大都会等，皆为明证。新经济时代下，城市功能逐渐向体验经济演变，地方经营城市的思维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七情六欲”，丰富城市，给城市提供更多市场自由选择的空间，成为关键。因此，那些善于在城市建设中留白，引导市场、社会的力量去填充的城市，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优势。
第二，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的要素资源，对城市的功能地位状况及其变化同样有着重要影响。文化既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助力，例如通过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带动当地旅游经济收入；又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负累，如山东的酒桌文化使当地个别政府机构“乌烟瘴气”，招商靠酒桌上的推杯换盏，引资靠餐桌上的“称兄道弟”。而未来，当精神成为第一诉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全面变革时，唯有挣脱固有束缚，不断以文化、创意赋予城市新内涵，方能赢得人心，提升城市吸引力。
第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地缘内在地框定了城市可能的发展空间。过去，地缘的特殊性往往决定了城市职能性质的特殊性和规模的特殊性。如广州，由于毗邻香港，早年在吸引外资上得风气之先，聚集了大量外企的中国区总部，成为令“北方”钦羡的淘金热土。如今，信息通信技术和大交通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临空经济、临港经济、枢纽经济、沿线经济走廊等新地缘经济，不同城市间的关系也更多地转化为互联互通的结构。可以说，地缘禀赋条件决定着城市对资源要素的控制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四，人口成为超出物质生产要素的第一生产要素，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人不仅承担着简单的劳动者角色，而且已经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影响着城市发展。餐饮、保洁、安保、快递等第三产业需要人口，创新领域更离不开人才。尤其是如今互联网和软件技术领域的创新往往需要多种学科的合作，人才的集聚将进一步增强城市的竞争优势。
第五，产业的网络效应和聚积效应，为城市发展持续“造血”。早期中国大城市走的都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型经济发展之路，从发展阶段来看，这种模式有其合理性，然而，地方经营城市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市场自下而上动态互构的空间，城市变得僵化而死板。而产业才是城市内在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如杭州新经济的繁荣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凭借阿里巴巴的发展和投资，逐步聚集起一系列与电商、云计算、信息、软件服务有关的企业和人才。与此同时，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诞生了更多的创新机会，杭州自然而然成了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城市和创业的热土。
综上，当城市竞争经历最后疯狂，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的篇章终将翻过，城市将逐渐找到自己的个性魅力。一些要素集中的大城市会形成一些大而全的个性，成为领袖城市，一些三四线城市则可以针对自身特点，形成小而专的个性，成为地区中有特色的节点。在此过程中，那些率先进行调整、找到自身定位的城市将会更快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