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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体制与地方体制权重之变
众所周知，中国举国体制模式占大头，中央政府的组织力和控制力一直很强。这是因为基于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的客观现实及“落后就要挨打”“分裂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中国亟须维持“大一统”局面；同时，同为社会主义阵营，无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新中国顺时而行，学习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历史与现实原因、内外因相叠加，促使中国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
不可否认，在经济建设方面集权往往是效率的代名词。短期内，尤其是在内部系统不太复杂、相对和平的年代，集权有时间和条件引进和复制外部既有的科技和创新，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外生的方式给集权政体注入活力。甚至在特定的领域，如路桥、高铁、网络基础设施等，集权的高效将能够超越民主政体权力制衡造成的互相掣肘，办成事、办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自行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研制成功第一枚近程地对地导弹，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辆国产高级轿车问世，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飞进太空，一系列矮秆籼稻品种育成和推广……从农业到工业再到能源和通信，中国把举国体制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并创造出了世界奇迹。可以说，如果没有举国体制，新中国就不可能较快地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也不可能在强敌环伺的危险环境中生存壮大。
只不过随着后来近30年工业化的发展，工业体系越来越庞大，分工和合作也越来越细化，各方交流必然要通过商品化、价值化的途径来体现，集权体制与工业经济、商品经济内在规律的对冲性逐渐显现出来；并且，因长期缺乏相对自由，科技和创新注定无法内生。集权还会加剧地方政权和民众的依附性，造成不思进取的惰性，“大锅饭”让生产增长乏力，集权体制反倒反噬经济，让社会陷入混乱。
国家治理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搞市场化改革必然要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因此农村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发展了起来；在特定地区划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发展了起来；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地方有了更大的经济自主权。改革开放40余年时间内，地方体制作用斐然，让中国经济的活力之泉尽情喷涌，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说，中国都是独树一帜。
然而，问题也伴随发展而堆积，体现在：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实行特殊政策的地方能动性增大，市场经济又开启了地方精英一手靠各式手段套取体制转轨期“制度红利”，另一手靠资本增值发家致富的通道；而一无门路、二无资金、三无技术的底层民众愈来愈贫穷化，即依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内置“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第二，产生产能过剩、环境污染、铺张浪费之扰。地方政府分权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嫁接，在GDP、市场利益驱动下，接连上演过度投资、无限扩张的魔法，不顾资源破坏、环境污染、耕地被占，盲目乱上产业、房产项目，以致地方债务迅猛增长。
既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导致地方的“乱”，中央收权就代表着调整的方向。于是，举国体制与地方体制的权重再次向举国体制切换，这就出现了当下中央集权、出重拳矫正的局面。举国体制权重加大，似乎又回到了建国后的起点，但历史绝不是简单的“再现”与“复原”，而是对过去的优化和提升。
当下阶段的举国体制是“新型举国体制”，它具有与历史上的举国体制不同的形式，承担的使命也不同：传统举国体制依靠政府大包大揽来配置资源，偏重技术链，相对忽视价值链；而新型举国体制与“计划”截然不同，它建立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之上，既强政府也强市场，既看技术链也看价值链，更能促进科技创新和商品经济。传统举国体制下，地方被动依附；而新型举国体制横向多部门协作，纵向垂直一体化，政府还引导市场，将形成部门、地方、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传统举国体制中，“对上”负责明显压过“对下”负责，容易滑向个人崇拜；而新型举国体制中，权力制衡、群众监督、不忘初心等将驱除“人治”的可能，从而回归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正在抬头的新型举国体制焕然一新，其效果将逐渐呈现。进一步推导，举国体制与地方体制权重之变将带来何种风貌呢？首先，中央将收权，突出规则。中央集权意味着现代中国这个庞大复杂的巨型文明将由一个能从整体、宏观、全局高度出发的集体来治理，除了自然灾害、外部入侵、阶层平衡、基础设施等公共功能，经济、文化、技术研发等微观领域也将由中央定规则、出规范，并力求高效快速的执行力。如此，既能调动民间活力，避免“一收就死”，又将保障国家权威与秩序。
其次，地方被规范，将站在大局角度配合中央更好地实施战略纵深。强化中央的背景下，地方将严格落实规则、规范。地方自身虽有发展经济的要求，但更多地将被纳入“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大格局。尽管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地方地广人稀，是经济相对落后之地，但对外将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俨然将成为中国的防御地带，中央集权将通过平衡全国资源，维系这片“战略纵深”。更重要的是，这将在国际上展现中国竞争力。尽管在西方看来，所谓的“大国重器”比如飞机应该买哪种，理应由航空公司决定，但在中国，却是由集体决定的。“中国大单”一出手，往往将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经贸走势。不仅仅能源、航空、新材料等关键产业，中国的所有大型外贸、全球化的程度都将在国家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导向之下进行，以求在探索中为世界寻找新模式。这进而也将构成中国的“软实力”。由此将缔结出一个治而非乱、发展而非滞涨、整合而非分裂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