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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 拍卖让世界更美好
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激进派（radical）：从词源学意味上来说，他们总是追溯到事物的根本；而从政治学意味上来说，他们偏好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这种思潮的现代继承者们也莫不如是。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资本主义与自由》，1961年
本书的种子播种于一个夏天，那时我们作者中的一位在里约热内卢。里约是世界上最具有自然之美的城市之一。草木茂盛的热带山丘，一直延伸至岛屿遍地的明亮的蓝色海湾，呈现出无与伦比的风景。但同样是这些山丘，却被贫民窟肮脏的、随意搭建的棚屋所覆盖，缺乏基本的卫生和交通条件。
莱布隆（Leblon）就在这些山的脚下，它也许是拉美最富有的街区。在那里，你能够以被普遍抬高的价格买到象征着上层地位的名牌表和豪车。但是，莱布隆的百姓们却由于害怕来自山上贫民窟的暴力不敢戴手表上街，也不敢在夜晚遇到红灯时停车。里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自称“Cariocas”的里约本地人是放松、友好、富有创意和开放的。比起美国人非黑即白的明确划分，他们对种族的看法更加微妙。两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奴隶制历史，但在巴西，每个人都是混血儿的后代。即使这样，肤色的不同依然传达着不同的阶层等级，这种约束力在巴西社会无处不在。
从经济上说，巴西是西半球最不平等的国家。虽然它的自然资源异常丰富，但只有少数家族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财富，而且几乎有10%的巴西人生活在全球贫困线以下。巴西的上一届总统由于滥用权力被弹劾，她的前一任因为腐败问题而入狱；而现在反贪调查员又在合围现任领导，他的支持率只有个位数，他有可能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就锒铛入狱[2]。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长期以来停滞不前，企业家精神稀缺。
为什么这个天堂会堕落？它的潜能该如何发挥？讨论总是相似的。
左派：政府应该向富人收税来为穷人提供住所、医疗和工作。
右派：嗯，然后国家就变成委内瑞拉或津巴布韦了。政府应该将国有产业私有化，强化产权，降低税率以及减少管制。经济腾飞起来，不平等的问题就自行解决了。
技术统治论中间派：我们需要一个被国际专家小心管制的经济，被随机对照实验验证过了的目标干预手段，以及保护人权的政治改革。
在不平等加剧的富裕国家，人们也能发现“巴西”现象的存在。这些富裕国家的经济也停滞不前，政治冲突和腐败问题也呈上升趋势。一直以来，人们相信像巴西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最终会变成像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但现在这个信念正经历考验，人们开始怀疑事物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改革的标准处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变：增加税率和再分配，强化市场和私有化，或者提高政府和专家的水平。
在里约，这些处方显而易见地失去了时效。贫困、严格而集中的对土地的控制，以及政治斗争似乎紧密相连。财富的再分配没有消灭不平等，产权的完善也没有显著地促进发展。贫民窟的居民依附于本来可以作为公立公园、自然保护区和现代住宅的公共地产而生活。他们本可以在市中心生活得挺好，也能够使用公共服务，但市中心的这块地却被富人垄断了，而这些富人由于害怕罪犯又无法好好享用它。财富的集中控制不仅催生了不平等问题，同时还腐化了政治，限制了商业：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创业难易度，巴西是全球排名后10%的国家。
里约的例子引出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这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这个城市能够逃脱不平等、停滞和社会冲突的命运吗？除却桑巴舞和海滩带来的愉悦，里约是不是预示着纽约、伦敦和东京的未来？
作为激进市场的拍卖
问题的根源恰恰是这些（旧）想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乏（新）想法。右派和左派的论点分别起源于19世纪和20世纪，在那些时代都有一些值得参考的地方，但是今天它们的价值已经开发完了，不能再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本身就把我们堵死了。要开创我们社会新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来激进地对它进行重新设计。要对问题追根溯源，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的，然后运用这些知识来制定对策，这就是本书的内容。
我们的前提是，从中期来看，市场依然是组织协调社会最好的方式。虽然我们的社会理应由竞争性的市场所组织，但我们主张，最重要的市场应该是被垄断或完全不存在的。只有创建真正竞争、开放和自由的市场，我们才能显著地减少不平等，促进繁荣，并修正那些使我们的社会分崩离析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念上的分歧。
和右派的观点一致，我们也认为市场必须被强化、扩展和净化。但是我们观察到了右派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在面对社会有必要通过变革来使得市场繁荣这一构想时，显得胆怯而缺乏想象力。右派的很多人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因为他们假定这是在经济理论和历史上得到验证的。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对19世纪昂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世界[3]的乌托邦式市场愿景的怀旧式忠诚。（我们将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表示这种理想化的市场历史愿景，即政府注重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契约的履行。）我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激进主义进行对比，这也保证我们从根源上理解、重构和完善市场。
我们和左派的观点也有一致的地方，即现有的社会制度造成了不公平的贫富差距，并且消弱了集体行动的作用。左派的错误在于过度依赖官僚政府中精英的判断力来修复社会问题。左派想象这些精英是仁慈的、思想中立的，并且他们做事是为了公众的广大福利。然而，这些精英有时候却是专横、腐败、无能的，或者看起来（不管事实上他们是不是）并不被公众所信任。我们坚信激进主义是市场与生俱来的特征，为了驾驭它，我们必须分散集权，同时激励集体行为。
我们展望的激进市场是一种制度安排，它把市场分配的基本原理，即遵循竞争规律下的自由交易，以及来者不拒，发挥到极致。拍卖正是激进市场的典范。因为拍卖的规则要求人们竞相投标，被拍卖的物品最后落入最想得到它的人之手——但要注意出价的差距不仅源于欲望的差距，也可能源于财富的差距。
虽然大多数人不会在房地产、艺术品和筹资之外想到拍卖，但实际上，它最常发生在公共视线之外的网络中。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阐述如何通过在社会中拓展它的用武之地来挽救里约，以及整个世界。
出售里约：一场思维实验
假设里约整个城市被无限期地拍卖出售。请想象每一栋楼房、每一家商场、每一座工厂，以及每一块山头的地皮都有一个现行价格，而且任何人如果出价高于这个实体的现行价格，都有资格拥有它。拍卖也可以延伸到其他方面，从一些私人财产，比如汽车，到往往由政策决定的事物，比如工厂在受罚限度内允许的排污量。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在解决这个系统该如何有效地运行。
由于只是一个思维实验，我们不妨暂时假设拍卖是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上进行的。它默认设置可以自动出价，这样就免除了大多数人的麻烦——他们不需要不断计算到底该出多少钱了。法律能保护财产不受侵犯（比如，回到家发现你的公寓已经不属于你了）。维护和开发资产的激励手段存在，这些手段也用来保护隐私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拍卖的所有收入，或作为“社会红利”平均地返还给公民，或像阿拉斯加与挪威的石油收入那样为公共项目提供资金。
在这种拍卖机制下，里约的社会和政治都会发生变革。首先，人们会用另一种思路看待他们的财产。原本拥有一栋别墅和占用一小块海滩有着显著不同，现在则变得模糊起来。私有财产在很大程度上变为公有，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拥有了本属于你周围其他人所有物的一部分。
另外，无限期拍卖会消除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大规模滥用。对风景最优美的山丘出价最高的人，绝不会计划建那些东倒西歪肮脏不堪的贫民窟；对中心城市出价最高的人，绝不会是豪华小商品房的开发商，而是会为广大的新兴中产阶级缔造摩天大厦的建造者。
其次，经济不平等会从源头上终结。乍一看，你也许会想到拍卖使富人买走了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但再仔细思考一下，你怎么定义“富人”？——是有着很多生意、土地等的人。但是，如果所有东西随时都被用来拍卖，就没有人会拥有这些资产了。它们的利益将均等地流向所有人。第1章将解释这是为什么。
最后，里约的拍卖系统会扼制腐败，因为它把很多事务的决策权从政客那里夺走，交到百姓们的手中。当公共生活水平提高时，犯罪率会降低，街头生活会恢复正常，人们也不再蜷缩于他们的私人社区。与市场替代或削弱了公共领域这一惯常想象相去甚远，激进市场会增强公共生活里的信任。第2章将阐述拍卖如何组织这一过程。
激进的英雄
我们的论点利用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传统精神。现在，斯密总是不断地被保守的思想家援引，包括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实际上，斯密是个激进派——这反映在对我们的思考起关键作用的两个方面。首先，他对经济组织的基础挖掘得很深并提出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理论。其次，他挑战了他那个时代盛行的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建议。如今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些思想是“保守”的，其实仅仅是因为它们如此成功地重塑了那个时代的政策和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斯密和其他人，比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联系起来——这些上世纪中叶的保留派领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从斯密那里继承了私有产权的市场这一理想化的理念。他们把这一愿景运用于工作来支持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但原教旨主义者忽略了那些继承了斯密激进精神的经济学家。比如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他帮助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他的作品曾一直拥有最为广泛的读者，但他的愿景却在冷战时期的左右派斗争中失去了地位。乔治比斯密的保守派追随者更加关心不平等问题，而且他意识到私有产权会妨碍市场的真正解放。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创建土地公有制系统的纳税方案。
在“乔治派”经济学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20世纪中叶的一位教授，名叫威廉·斯宾塞·维克里（William Spencer Vickery），我们也想把这本书献给他，作为对他的纪念。
维克里，是经济学的尤达大师：荒谬、逍遥、遁世、心不在焉，却又无穷而高深莫测，能够给世界带来变革性的洞见。他常常在下了火车后穿轮滑鞋赶去学校上课，身上还挂着他的午饭。他也许会在一个研讨会上打个盹然后醒来做个评论，“这篇论文也许能够受益于……亨利·乔治对土地价值收税的原则”。他是如此频繁地提起乔治的方法，以至于他的一位同事在他的追悼会上还开玩笑说，“我想现在他应该也已经把这个和上帝说了”。另外，由于冷漠、孤傲和内向，维克里的饱含他思想精粹的学术文章总是不能发表。
威廉·S.维克里（1914—1996），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机制设计之父，以及我们这出戏中安静的英雄。摄影师乔恩•莱维（Jon Levy），版权所有者为盖蒂图片社
维克里研究的灵感来源和我们极为相似。他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着眼于城市的组织形式和其中大规模的资源浪费。他尤其对拉美国家的城市感兴趣，在那里他也曾为当地政府的城市规划和税务制度提出了建议。实际上，他的成名作就是当他在为委内瑞拉设计财政系统的时候写下的。他一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而这篇文章让他所有低调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篇论文发表于1961年，它的标题《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封闭投标》看起来是能保证低调了，但10年之后人们又有了新发现。维克里的论文是第一次研究用拍卖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这开创了被经济学家称为“机制设计”的领域，也为他赢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奖。
维克里的思想变革了经济理论，也对真实的社会产生了影响。世界各地的政府用基于维克里思想的拍卖来出售无线电频谱的使用许可证。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和必应（Bing）使用由维克里思想发展而来的系统分配它们网页上的广告位。维克里对于城市规划和拥堵定价的洞见正在慢慢地改变城市的面貌，例如在优步（Uber）和来福车（Lyft）等打车软件制定定价策略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这些实践应用却没有一样是当时激励维克里工作的抱负。当维克里获得诺贝尔奖时，他做报告说希望把奖金用于“天字第一号讲坛”（bully pulpit），把乔治的革命性思想和潜在的激进机制设计带给更广泛的听众。3但是维克里在获奖后的第三天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即使他还活着，他或许也很难激发公众的热情。1996年，世界各地经济都在腾飞，一个全球合作的新时代正在降临。没有人想要对成功进行修补，维克里的方法面临着巨大的实践障碍。
但是今天，经济和政治进步的前景不再明朗，与此同时，感谢经济和技术的进步，维克里的方法论在实际操作上的限制也能够突破了。因此，本书尝试着扮演维克里失去的“天字第一号讲坛”，充实如果他还在世，可能分享给世界的视角。
[1] 拍卖是一种在参与者竞标的基础上，通过拍卖规则来决定资源配置和价格的交易机制。——译者注
[2] 巴西的上一届总统是迪尔玛·瓦娜·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她的前一任是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于2018年4月入狱。现任总统是米歇尔·米格尔·埃利亚斯·特梅尔·卢利亚（Michel Miguel Elias Temer Lulia）。——译者注
[3] 泛指英语国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