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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鉴于左派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所以人们预测左派民粹主义者会对滞偏以及随后对收入的重新分配强烈抵制，是情有可原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预测已经被最近的事件所证实，如表0-1所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几乎赢得了美国民主党的初选，尽管他在人生早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并且作为一名社会民主人士参加总统竞选。在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是英国工党最左派的领导人，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很大的获胜机会；法国和意大利的左派运动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成功。
但是，历史表明，法西斯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运动在社会结构崩溃时会登台。反动运动承诺为广大群众，而不是为富人谋求富裕；财富获取的来源是外部敌人，或者是内部的“其他人”，后者往往是一个弱势的少数人群体。因此，反动运动者们常常将他们的愤怒转向外部，从而威胁到国际稳定。虽然在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曾一度威风扫地，但现在他们有令人不安的复兴迹象。
如表0-1所示，与左派运动相比，右派运动在获得投票和实现政治目标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16在美国、英国和俄罗斯，这些运动要么控制政府，要么对政府产生重大影响，要么达到具体的政治目的。在法国和意大利，它们的影响力接近。在它们所影响的国家中，人们必须追溯到很久远的历史，才能为它们找到先例。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没有看到此类运动取得这样的成功。虽然美国拥有丰富的民粹主义传统，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第一位真正的民粹主义总统，一个没有政治或军事经验的人。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以及执政中以煽动性的语言攻击基本政治制度，这是其他总统没有干过的，除了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个有争议的例外。17
表0-1 反建制、反专制和民粹运动在平均生活水平及以上的十个世界经济体中的情况（根据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名义GDP降序排列）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群体具有吸引力，这些群体在经济上相对落后于他们的期望：他们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群体，以及由于国际贸易而失业的工人。18有人喜欢听右翼民粹主义运动领导者提出的贸易壁垒和限制移民的观点。但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并没有明确呼吁阶级认同或分配公平，而是呼吁“血与土”的民族主义信条。这些群体对过去有怀旧情结，因为像他们一样的群体在那个时代享受着更好的经济保障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公开了他们所质疑体制的根本问题。它们同时反映并进一步加剧了高度的政治分化，这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稳定。19这些运动对实际有利于其成员和公众的政策提供不了有意义的建议；它们抗议现有政治制度的失败，而不是充当其积极的力量。20这些运动的兴起反映了现存制度不能提高公共利益，并且不能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
今天的右翼运动成了与那些和他们狭隘身份不同的人发生冲突的工具。在富裕国家，工薪阶层的白人男性收入停滞不前，而少数族裔的女性以及发展中国家正在享受相对的进步。21右翼领导人指责这些少数族裔的经济成功正压迫白人工人阶级，并承诺“收回”为穷国增加的财富将会解决这些问题。
在富裕国家内部，运动主张妇女和各少数族裔的权利。在发展中国家，另一种运动正在兴起。许多崛起中的大国（印度、土耳其、墨西哥等），指责被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发达国家与日俱增的民族主义政治之间的冲突正愈演愈烈。
这些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冲突有很多与利用民主手段解决问题的难度有关，它们深深地触及一种根本性的忧虑，即少数群体损害大众群体较不迫切的利益。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经济基础，但通常以社会文化的语言来表述，明显地表明右翼领导人是站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一边。
例如，在美国，枪支权、宗教自由以及富人为政治运动做贡献的权利催生了右派，而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公民自由权则激发了左派。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最终往往逃不出司法的制度之掌。但法官是精英的成员，并且往往与许多普通公民的生活状况脱节。他们的决定往往激化而不是解决文化纠纷。
在国际舞台上，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等机构也都是如此，它们旨在帮助缓解国家主权与国际秩序之间的紧张局势，但越来越被视为欠缺合法性、反应迟钝，以及无法平衡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利益。简而言之，全球的治理机构面临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