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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出你的价格和你的税
我们大多数人都把“litugy”看作是宗教团体成员反复吟唱的词。其实这个词起源于古代雅典，它的大意为“公共责任”，指的是大约1000名最富有的公民为国家的运作提供资金的责任，特别是为陆军和海军。雅典人是如何决定哪些公民最富有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1]提出，任何一个提供资金的成员都可以挑战其他任何他认为更富有的公民来“交换”（Antidosis）。35被挑战的人要么承担这一责任，要么与挑战者交换所有财产。这个制度激励每个人保持诚实，尽管提供资金的负担很重。如果你谎称自己比前1000名成员贫穷，从而避免提供资金上的负担，那么你最终可能被迫与比你贫穷的人交换财产。
这是我们知道的历史上第一个“自评”制度的例子。在这样一个制度中，个人（而不是一个官僚机构）被要求为交易或公共项目申报财产的价值，但也必须做好“证明”其声明的价值正确的准备。自评系统目前仍在使用中。有一种类型的赛马被称为“声称赌注”（claiming stakes），你可以拉出一匹马进行比赛，这匹马可能是大材小用的，但是如果这匹马赢得比赛的话，你必须准备好把这匹马以得到奖品的价钱（“赌注”）卖给任何想要买（或“索取”）这匹马的人。36因此，那些跑得极快的骏马的主人就不会令他们的马与那些很慢的马一起比赛，因为马的赌注通常很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主人只会为一场价值足够高的比赛而牵出一匹快马，因为他愿意为了这个奖品而失去他的马。
在安道尔，有一种被称为“la crema”的火灾相互保险机制。参保人首先自主公开地宣称其所拥有的房屋的价值，如果该房屋在火灾中被烧毁，他将从其他参保人那里获得总额等于其宣称价值的赔偿，而其他参保人所须承担的赔偿额度则取决于他们各自对其拥有的房屋宣称的价值。这意味着，宣称自己房屋价值越高的参保人，在其他参保人的房屋因火灾受损时，相应地需要支付更高比例的赔偿。37这一负担避免了参保人宣称的房屋价值高于其实际价值。
为了实施乔治主义土地税，中国的孙中山提出了自我评估的方式。38通常，房主支付的物业税相当于其房屋估价的一个特定百分比，价值由被称为估价师的官员决定。在孙中山的制度下，个人自行申报其土地价值，并缴纳相当于其自我估价的一定比例的税收，但国家可以随时以自我评估的价格购买土地。但不幸的是，政府很少愿意或有能力收购被低估的土地所有权，这一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39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在1962年智利圣地亚哥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孙中山方案的一种巧妙的变形，以在腐败的拉丁美洲解决房产税问题。正如维克里对委内瑞拉财政体系的顾虑，哈伯格也担心估价师经常被房主贿赂，低估房产的价值，从而减少税收负担。虽然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历史的先例，但他的解决方案具有历久弥新的优雅：
如果要……对……财产……的价值……征税，重要的是，被采用的评估程序能评估真正的经济价值……经济学者的答案……是简单的，而且本质上是万无一失的：允许每个……所有者……声明他的财产的价值，然后……公之于众，并要求业主把他的财产卖给任何愿意支付……报价的……出价人。这个制度简单，具有自我强化力，不滋生腐败，管理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而且除了已经存在于市场上的那些财产之外，还创造了激励措施，使每一种财产都能被使用而产生最高的经济生产效率。40
虽然哈伯格设计这一计划是为了提高政府收入，但它为我们上面所强调的垄断问题提供了一种鼓舞人心的解决方案。哈伯格的税收，后来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提出，使得宣布高估值的成本很高，由此阻止了对资产的购买。因此，它惩罚了任何对资产行使垄断权力的企图。41资产所有者要价越高，他就得付越多的税。
哈伯格的税收与克莱顿等人的合伙计划非常相似。假设每年的税率都等于一年内一个买家对资产的估价超过卖家的概率。现在，假设安娜斯塔西娅[2]有一所房子，并且她很喜欢它。但有一定的概率，有其他人比安娜更喜欢这所房子，并愿意花比安娜的估值或保留价格更多的钱来购买（我们称这种概率为“周转率”，代表资产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人手中的转手可能性）。假设税率和周转率都是30%。如果安娜把她的售价提高到高于她的保留价格（即实际价值），那么有30%的机会——当那些高价值买家出现时，她会从更高的销售价格中获益。一方面，提高价格会使她获益0.3ΔP（其中ΔP代表销售价格的增量）；另一方面，只要她仍然拥有房子，她就必须支付30%的税，而这包括了增量值，迫使她支付额外0.3ΔP。因此，提高价格使之高于保留价格的好处正好被成本抵消。这就阻止了所有者通过设定高于他们的保留价值的价格来维持高售价。
同时，安娜还希望确保资产不会以低于她的保留价值的价格被买走。因此，她当然不会宣布低于她的实际估值的价格。这意味着，她只能做一件事：设定一个与她的保留价格完全相同的价格，以确保那些愿意支付高于她的保留价格的买家能获得该资产。完全配置效率就实现了：每一项资产都交给最能利用它并投资于它的人。
对于任何低于周转率的税率，所有者将始终将价格设定在她愿意接受的金额之上。42当税率为零时，所有者可以不承担成本，自由地设定任何价格，并以此来设定垄断价格。当税率等于周转率时，所有者则不得不透露她的真实价值。对于处于中间水平的税率，她因为税的存在而不会去设定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但她也不会有充分的动机报出她的真实价值。相反，她将在她的真实价值和她期望买家支付的垄断价格之间设定一个中间价。随着税收从零上升到周转率，她的报价将逐渐从垄断价格下降到她的真实估价。
投资效率呢？请记住，乔治最初的提议失败了，因为考虑到如果人们必须对其财产所产生的租金交充公税，他们就不愿意对其进行投资。乍一看，哈伯格的税收似乎很容易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假设资产（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它只在今年这一年有效，比如一个机器损耗了就不能再使用）目前对所有者来说价值10万美元，如果投资7.5万美元，她可以使它增加至价值20万美元，同时她可以用比原价高10万美元的价格向任何未来潜在的买家要价。假设周转率为30%，我们的逻辑表明，在投资后，她也可以申报房产价值为20万美元。然而，这使她的税收账单增加了3万美元（增加的10万美元乘以30%的税率）。投资是不值得的。尽管无论买家是否购买该资产，现在她从该资产上获得的价值都已经增加了10万美元，但与此同时，她被迫向政府支付了3万美元，这是在7.5万美元投资的基础上的。因此，最终她损失了5000美元。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来改善投资。如果税率较低，比如10%，那么所有者仍然能够从投资中获得9万美元（10万美元减去10%的税收）。现在，所有者将从一笔7.5万美元的投资甚至是更大的投资中获利。
不过，如果我们降低税收来提高激励效率，那么我们能够不损害分配效率吗？在10%的税率下，在所有者保留价值的基础上提高价格，她仍然可以从一个潜在买家那里得到0.3ΔP，但现在她将被迫向税务机构支付0.1ΔP。因此，她会有提高价格的动机，这将会阻碍她与那些只比她稍微更看重房产价值的买家进行交易。
人们可能会认为，配置效率的损失会抵消投资效率的收益。然而，这正是关键之处——事情刚好与之相反。通过降低税率来增加投资效率，配置效率的损失要小于投资效率的增加。原因在于，最具价值的销售是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比卖方愿意接受的价格高出很多。这些交易最先是通过降价来实现的，因为即使是很小的降价，也会有助于避免阻碍这些最具价值的交易。事实上，可以看出，垄断力量造成的社会损失，在这个势力范围内以一种二次方的速率增长。因此，减少1/3的涨价可以消除私有制的配置损失近5/9（=（32-22）/（32））。此外，在这个例子中，对投资的扭曲也被消除了。
更一般地说，如果我们考虑所有的投资可以将资产价值提高到10万美元的情形，那么只有那些成本超过9万美元的投资才会在10%的税率下行不通。这样的投资是罕见的，也不是很有价值，因为它们所创造的净值很小。同样的道理，可以看出，在30%的税收中，只有大约1/9的对投资的扭曲是由这10%的税收造成的。在这种政策下，税收的配置效益达到了5/9，而这仅仅是投资成本的1/9。43此外，由于不同的所有者（如封建领主和农民）在投资改善土地的意愿和能力上往往存在差异，因此允许土地流入最能有效利用土地的人手中，也可能鼓励投资。
因为这个二次结构，所以总是至少有一个很小的税率是最优的。例如，1%的税收几乎不会扭曲投资，但仍能显著改善分配激励。所有者将以合理的准确性自我评估，以尽量减少她的税单，但这不会阻止她在财产上进行有价值的投资。通常最优的做法是设定一个适当的低于周转率的税率，以平衡这两种力量。
我们将此税称为“公有制自评税”（common ownership self-assessed tax，COST）。财富的COST也是（持有）财富的成本。“公有制”是指对传统私有财产进行税收调整的方式。在构成私有制的权利中，最重要的两个“指挥棒”是“使用权”和“排他权”。44有了COST，这两项权利都由所有者部分地转移给广大公众。
首先，我们谈一谈使用权。在对私有财产的通俗印象中，所有的收益都由所有者获得。然而，在COST下，该使用价值的一部分通过税收披露并转移给公众；税收越高，被转移的使用价值的比例就越大。45其次，考虑意义更大的排他权。在私有财产制度下，所有者保留自己的财产——这意味着不让其他人接触财产，直到他自愿地卖掉它或把它送出去（一些极端的情况除外）。在COST下，“所有者”就不享受这种权利了，因为以自我评估价格来购买该财产的买者不能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任何一名公众人士都能够以此价格将当前所有者排除在外。因此，价格越低，公众而非“所有者”，所持有的排他权就越大。价格随着税收的增加而下降，因此提高COST也会逐渐地将排他权转移给广大公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付一个价格来领走该财产。我们可以将COST概念化为社会和所有者之间的共同所有权。所有人都成为社会的承租人。当一个更高价值的用户出现时，租约终止，租约自动转移到该用户。然而，这不是中央计划。政府不设定价格、分配资源，或分配人的工作。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所言，政府的作用将会比今天更加有限，因为政府不需要像传统意义上那样动用土地征用权或财产公有制进行任意干预，来解决坚持高价阻碍交易和其他与垄断有关的问题。为了国家创收而扭曲的和可任意支配的政府税收也会大幅减少。此外，对一切事物的控制将从根本上去中心化。因此，COST将权力的极度分散与所有权的部分社会化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它们可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COST远远不是构建了一种形式的中央计划，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市场——一个取代了以永久所有权为基础的旧市场的灵活的新市场。
[1] 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民主派政治家。——译者注
[2] 与以下的安娜是同一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