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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这些民族主义情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达到顶峰，进而改变了全球秩序。战争结束后，西方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希望它能够带来繁荣，以及防止经济混乱和由民族主义冲突引发另一场战争。富裕国家之间重新承诺开放贸易与国际和区域治理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国际承诺广泛传播，涵盖了亚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但是，虽然大量的知识和政治资源被用于建设贸易和投资机构，但移民却很少受到关注。
战后的经济体系有三大支柱：国际贸易、货币和宏观经济稳定以及发展融资。每个支柱都有一个机构代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GATT试图在所有参与者之间建立一个公平的贸易基线，以补充双边贸易协定的网络和战前时期的单边关税政策。它在连续几轮谈判中逐步得到加强，在乌拉圭回合达到高潮，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种国际合作的拼凑反映在区域一级，尤其在欧洲，这些区域机构变得十分强大。贸易协定在整个欧洲大陆迅速扩展开来，并逐渐增强为一个经济监管的网络，最终形成了欧盟（EU），随后建立了包括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在内的欧元区货币联盟。虽然它从未凝聚成联邦政府结构，但欧洲一体化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全球商业体系，它在欧洲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许多领域建立了实质性的治理机制。
在此期间，贫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日益扩大，运输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贫穷国家的公民想要迁移到较富裕的国家。这种渴望在贫穷和富裕国家接壤的地方尤为明显：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西欧和东欧之间的交界，以及横跨地中海的两岸。在欧洲，政府鼓励移民以支持战后重建；在美国，政府允许墨西哥人越境从事季节性农业劳动。但这些政策遭到了政治的反对，所以它们只能是临时性的。尽管如此，还是经常有变通的地方，以及对非法移民屡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在德国，政府允许土耳其工人定居，却不授予他们公民身份；在美国，由于边境没有得到控制，合法移民项目被非法移民所取代。但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移民数量从未能够满足东道国的需求，也低于愿意且能够移民的人的供给。11
在欧洲，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移民被制度化，允许公民搬到任何一个成员国工作。但是这项法律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催生大量的移民。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使大多数人待在本国，而欧洲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全球标准衡量来看是温和的，这降低了移民的积极性。移民的发生通常涉及从较低工资的东欧国家（如波兰）转移到较高工资的西欧国家（包括法国和英国），这在东道国引发了政治风波。2015年和2016年，欧洲勉强接受了来自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以及中东和亚洲西南部其他国家大量涌入的难民，造成了额外的紧张局势。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的那样，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波斯湾地区国家的客工制度，已经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总体而言，相对于潜在收益，全世界的移民数量仍然有限。
这些体制一同发展，造成了全球秩序失衡。资本、商品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跨过边境迅速流动，创造了大量财富，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则倾向于留在自己的国家。全球化的这些弱点早已被“反全球化”的积极分子所识别，尽管它们并不总是由精确的经济术语来表达。12正如左翼拉美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所说，“我们决不能将全球化和‘国际主义’混为一谈，前者是人的自由流动，后者是钱。（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界……可以看到，资金和货物的流通几乎不存在。然而，当涉及阻止人们跨越的时候……它还是一种柏林墙”。13那些关注资本而非普通民众的全球化进程，未能确保社会福利得到广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