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各类市场及其不足之处
当我们今天面对那些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悲惨情况时，我们故事中的英雄——这些哲学激进主义者跃入我们的眼帘。他们认为市场受限于贵族特权是个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让市场免受封建式垄断者的控制——这些垄断者囤积土地，阻碍了生产和财富集中；建立适应民众情绪的政治体系，使之有能力解决内部冲突；建立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国家和削弱传统精英的国际合作体系。这正是我们在目前的危机中所提倡的那种运动。
在亚当·斯密18世纪晚期的著作中，他市场形式的组织精神最为出名。斯密将市场视为：“我们的晚餐不是寄希望于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22尽管现在已经成为陈词滥调，自利行为催生利于公众利益的行为在当时却令人震惊，因为它与平常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
过去，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小而亲密的社区中。在这些社区里，道德冲动、社交羞辱、闲话和同情心为个人提供了适应公共利益的主要动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时把这些交流通称为“道德经济”。23自利行为当然是普遍而不可避免的，但这曾被认为是人性堕落的一种不幸后果，而不是作为繁荣的源泉。宗教有助于动摇这种偏见。善良的人曾被认为是农民、工匠、士兵和勇敢的贵族武士，他们纯粹地追求古老的生活方式，或者为了取悦“上帝”。商人、金融家和其他从“商业”中积累财富的人在19世纪备受怀疑。
即使今天，道德经济的类似形式也在城市外呈现出来，并且支配了我们与亲密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1946年的经典电影《生活多美好》理想化地描绘了这样一个社会。乔治·贝利（吉米·斯图尔特扮演）是一个银行家，他的动机不在于利润，而在于他对他的小社区的需求，在那里他能够利用他对镇里乡亲们的深刻了解来为社区服务。当大萧条来临时，社区回报他的利他主义，并且拯救了他和他的银行。斯密的资本主义（由一个贪婪的非道德竞争者波特先生所塑造，他为贫民窟提供财富并且剥削客户）被描绘成对社区的威胁。贝利的银行与该镇之间的相互支持证明了道德经济的经济效率及其内在价值。
斯密的批评者强调道德经济对市场的真正优势。24市场价格无法检测、解释、奖励或惩罚各种个人行为如何影响他人。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一个房主美化她的房子，她也就提高了邻居财产的价值，但是市场仅仅奖励她为自己房屋增加的价值，而不奖励她带给邻居的利益。在道德经济中，同样的房主则会得到奖励：她在城里的地位更高，她的邻居感激她，也会以某种方式回报她。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销售有缺陷的产品最终可能会遭受一些声誉成本，但通常会多年获利。在道德经济中，企业主将被赶出城镇。政府会试图干涉八卦谣言，但政府官员和法官的规定与裁决并不能像社区成员那样根据当地情况得到反馈。
尽管有这些优势，道德经济仍会随着贸易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而崩溃。我们受益于大规模生产和全球供应链，因为生产的固定成本分摊给了数百万人，我们可以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多种技能和投入要素，以非常低的价格获得可喜的产品。但是，如果全球有数百万人消费某种产品，那么协调他们对产品进行抵制是不切实际的，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产品有害或质量低下。此外，批量生产需要商家与陌生人进行远距离交易，这意味着个人声誉无法确保合约得以履行。现代市场经济将政府对贸易（合同法和财产法）的支持与政府对侵权行为的保护（侵权法律和监管）相结合，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道德经济的权力范围。由于这些局限性，道德经济在面对大型市场社会时会显得捉襟见肘。由于无法满足那些遥远的人的需求，道德经济主义者们可能会对外界产生敌意，而且不能容忍内部多样性，因为他们担心这会腐蚀群体的价值。
从《红字》到《嘉莉妹妹》，道德经济的反乌托邦视角一直是美国文学的固定特色。2017年版根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说《使女的故事》改编的电视剧，描绘了美国在生育率急剧下降的情况下重建的严格的道德经济。具有生育能力的少数妇女处于生殖奴役状态，并受到统治阶级男人的仪式性强暴；这些男人在这一安排下变得变态和堕落。这种严酷的体制，是为了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被无情地压制了，因为被奴役的女人及她们的男人被迫不断地相互监视。
而这些警示性的故事并没有削弱极右派对道德经济的向往，甚至对某些怀旧的左派也是如此。但是自19世纪的大规模生产时代以来，只有少数特有的和以宗教为基础的社区（如孟诺教派）设法维持道德经济，它们主要在市场之外运作。
另一种主流的想法是中央计划，这是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内容。过度依赖中央计划曾被证明是失败的，苏联确实成功地制造了武器并建造了工厂，但苏联的中央计划者无法满足消费者个体的多样性和口味的复杂性。总而言之，市场化作为组织大规模经济的一种方法，并没有遇到过真正的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