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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国际化
美国大约有2.5亿成年人。原则上，在VIP制度下，他们每年可以担保2.5亿移民。在实践中，我们猜测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老年人、忙于工作的人以及学生，会放弃这个机会。那么这样再想象一下，假设会有1亿人为外来务工人员做担保。目前，美国大约有4500万外国出生的人。其中约有1300万是合法的非公民人士，1100万是非法移民。如果我们的项目取代了现有的移民工作签证，那么移民工作者的数量将会从2400万增加到1亿，但这并不会扰乱社会或压垮公共服务。即使是限制最严的GCC国家，其外国出生的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率依然还是会高于美国。
我们预计参与该项目的人将会是社会的一个典型。我们已经知道，中上阶层的人通过J-1项目来担保互裨青年。我们的目标是让那些工薪阶层人士参与进来——如果他们能够被当担保人的经济利益所吸引的话。一个低收入者可以从担保一个低技能的移民工人上净赚6000美元，这将极大地提高他的幸福感；相比之下，中产阶级或富人不太可能觉得这样的机会有吸引力。
这是该项目优于其他项目的关键原因。如果像安东尼这样的普通人既能从移民中获得经济利益，又能从中学到外国人的人性和需求，那么他们对移民的反对就会减少。如果没有遇到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该项目很受欢迎，最终移民人数将会扩大。
可以肯定的是，移民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压低一些工作的工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建议与开放边界或增加签证数量的建议没有什么不同。关键的区别在于，在我们的提议中，许多可能受到工资压制伤害的人也会通过参与该项目成为担保人而获益。移民的好处将得到更公平地分配，从而减少了政治上的抵制。
此外，移民的大幅度增加可能会使目前经济不景气的OECD国家再次活跃起来，就像GCC国家和我们本章的开场小故事所举的例子一样。正如尼克·色诺芬（Nick Xenophon）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党近年来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有充足的移民劳动力，那么已经搬到国外的工厂可能会搬回来，为当地人提供新的工作机会。根据我们目前的低移民水平，许多人对移民会影响工资而提心吊胆，这更是可以用正当理由说服的。在GCC国家，移民的数量要多得多，而移民的工资水平之所以如此之低，正是因为移民劳工的数量太多，以至于移民要从事那些雇用当地人显然不合算的活动（如家政服务、低技能的制造等）。这些活动通常规模足够大，需要本地的雇主和主管，这为本地人提供了直接的福利和就业机会，正如我们在本章的开场小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设想的大规模移民的影响与20世纪中期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类似，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门斯（Michael Clemens）在他即将出版的《国家的围墙》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34是的，女性在职场上与男性竞争，造成了一些错位和怨恨。但是由于大多数男人与女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父亲、丈夫、兄弟或儿子的身份），所以他们从女性得到更多机会中获益，并且益处远远超过他们在工作中受到的伤害，因此他们甘心被动参与这场额外的竞争。与此同时，虽然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但随着越来越多职业女性的出现，刻板印象和男权主义开始被打破。
同样地，我们提出的将东道主和移民的经济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建议将逐渐减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工作者之间的冲突，而使两者都受益。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相比，VIP对东道国工作者身份的干扰更小，因为它不会直接影响到高度亲密的家庭领域中现有的层次结构。
将VIP与目前的安排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VIP更加公平。在H1-B项目中，从实际操作来看，只有大型和成熟的雇主（如谷歌）才能为移民员工提供担保。它们凭什么独享这种好处呢？普通人为什么不可以？这就好像政府允许富有的妇女进入工作领域，而对贫穷的妇女则出于“为了她们自己好”而予以禁止。
有人可能担心谷歌会试图占我们的项目的便宜——只要它鼓励员工和其他人担保程序员，并使他们与谷歌签约。但现在，作为中间人，担保人将获得一笔利润。如果安东尼听说谷歌的阿克伦办公室需要程序员，那么他可以寻找程序员。安东尼仍然会从担保中获益，移民工作者和当地经济也会获益。
那么谁会来呢？最有可能的是像比沙尔这样缺乏技能的工作人员和谷歌的例子中高技能的工作人员的混合。非法经济目前主要由低技术含量的工人主导，比如草莓采摘者、保姆、园丁、屠宰场工人等。VIP会将这种经济合法化，同时把一些盈余的资金从雇主那里转移到本地工作者的口袋里。在我们的制度下，高技能的移民和任何其他移民将被同等对待。他们将比低技能移民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东道主之间会有相当大的竞争，以获得他们一部分的收入。该项目也可以被设计成允许一个东道主担保一个永久公民身份，作为交换，该东道主放弃他在一生中再次担保其他人的权利。因此，高技能移民也可能通过谈判获得永久公民身份，或分享更小的一部分收入给东道主。
我们最重要的担心可能是，VIP会增加东道国的不平等。东道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将会受益，而另一类非常贫穷的（在美国标准下）移民工人将会形成一个新的下层阶级，这在自由准则下看起来似乎令人无法容忍。
但是，有四个理由让我们抵制这种结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移民不会造成不平等（事实上它会减少不平等），这是问题的关键。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下，富裕国家的人民看不到极端贫困，自然也就不会去思考它。而移民只会使目前被国界所遮挡的不平等变得更加瞩目。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全球体系是一种有益的影响，因为它将开始揭露并缓解贫富分化。
第二，通过更深入地意识到并且走近不平等，加之VIP中可能存在的临时移民性质，这一过程的破坏性将大大减轻。新阶级将由不断变化的外国人组成，他们自愿来到这里获取财富和技能，然后返回自己的祖国去过更好的生活。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证据表明，当迁徙者有选择权时，大多数人倾向于进行临时循环迁移，而不是永久移民。35GCC国家的经验与此模式非常一致，移民工作者的人潮来来往往不断地交替。只有当这一选择被取消时，大多数人才会试图永久地迁移。这种循环迁移不会导致类似阶级分化的社会病态现象（在阶级分化中，下层阶级的人出生在他们非自愿的环境中，但他们永远无法离开）。
第三，虽然美国国内的不平等可能会上升（反映出外国工作者的财富水平较低），但美国本地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将会降低。这当然是GCC的经验。比沙尔的年收入将增长5倍甚至更多。他将汇款给他的家人，而且当他回国时，可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以及技能，包括提高了的英语，可以开始做生意或接受高薪工作的培训了。在美国开放边界的时代，许多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工人回到祖国后，就这样做了。这一过程会减少全球不平等，也将逐渐降低对移民的需求，并提高全世界工人的工资。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在美国，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属于低薪工人的下层阶级——他们就是非法的外国人。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在剥削这个阶级，而美国政府也对此容忍了几十年，因为它对许多行业都很重要。我们的方法将把这种地下经济公开化，从而允许它被管理和监督。有了一个更加合理的基础后，它将更好地匹配美国经济的需求和外国务工者的利益。它的好处将被所有公民分享，而不是全部流向资本家。
VIP项目如果在多个国家得到采用，那么将创造一个巨大而流动的国际劳动力市场。巨大的利益将流向发展中国家最贫穷的穷人和发达国家中落后的、被疏离的、愤怒的工人阶级，而他们一直是很多政治冲突的核心所在。当外国劳动力在发达国家流入流出时，当地居民不仅会获得金钱利益，还会对不同文化产生一些共鸣和理解，这并非是一种不合理的期望。仇外情绪的减轻可以为国际合作带来助益。
这并不是要否认有一件让人感到不安的事——VIP会自然地把移民工作者安置在下级职位。至少在短期内，对这些工人的态度不太可能是开明和平等尊重的。相反，我们会预期，一些东道主能够发展出一种家长式作风，并对他们所接待的移民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正如我们在章首的小故事中所展示的那样。
虽然这样的结果远非真正的平等，但它是短期内可望获得的最好结果。许多最可能反对这种不平等关系的高级文化精英，也应该考虑自己与移民的关系。在我们的经验中，大多数生活在富裕城市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同情移民的困境，但他们对他们声称同情的人的语言、文化、抱负和价值观却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从这些移民提供的廉价服务中受益匪浅，却很少关心他们生活的贫困。这种大都会精英的团结理念是如此肤浅，但这总比富裕国家许多的普通公民对移民的公开敌意要好得多。
因此，VIP项目将使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摆脱绝望的阴影，给他们提供一条实在的通往机遇的途径，并且将富人世界的冷漠和敌意转化为居高临下的慈善（最坏的结果），而且，我们猜测在许多方面，都是真心的同情。相对于我们当前系统的虚伪，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收益，同时，也许这是通向公正的国际秩序唯一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