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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变得重要之前
虽然早期的激进派狂热地提倡自由贸易，但他们很少提及移民问题。4这看起来有点奇怪：自由移民与自由贸易的逻辑是一样的，即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几乎为所有人创造财富。其中一些思想家还顺便提及，他们支持人的自由流动，而不仅仅是商品。例如，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都论证过，工人应该能够从农村到城市和在各行各业之间自由流动，并且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表示，这同样应该跨越国界。他们还强调了思想自由流动的重要性。然而，比起自由移民，自由贸易压倒性地支配着他们的思想。
贸易比移民更受重视的一个原因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贸易的收益远比移民的收益要重要。原因在于，虽然不同的国家经历了相对繁荣和衰落的时期，但直到19世纪后期，各国大众生活水平的持续差异才为人所知。当时即使是最极端的差距（中国与英国之间），也仅仅是3倍。这与20世纪50年代打开的10比1的缺口形成鲜明对比。5
衡量不平等的一种自然方法是，确定个人平均收入在所有人的收入被平均分配时能够增加的百分比。6例如，假设有两个人，一个人的收入为100万美元，另一个人的收入为1000美元。如果我们将收入等分，第一个人的收入将下降到500 500美元，或下降接近50%。第二个人的收入将增加到500 500美元，增加了500倍，或50 000%。因此，使收入均等将导致收入的平均增长百分比略低于24 975%。7相比之下，对于一个每个人都有相等收入的社会而言，在这种衡量标准下，不平等指标为0。数字越大，社会就越不平等。
图3-1显示了1820~2011年，各国总体、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的演变情况。各国之间的不平等从1820年的约7%上升到1980年的70%。一方面，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这种跨国不平等从那一年起已经回落到50%左右。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内，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平均值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1820年的约35%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8%的高峰，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回落到27%。从那以后，这一数值又下降了一点，达到了24%。平均而言，国家内部不平等减少，是因为富裕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加剧（我们在序言中强调了这一点）被许多贫穷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降低抵消掉了。
总之，这些变化趋势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经从全球不平等这个宏伟图景中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现象（在19世纪20年代仅占全球不平等的10%多一点），成为全球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即在20世纪下半叶占2/3甚至更多，在今天仍占60%~70%，不同值取决于你使用哪种测量方法。8
在这样的量化视角下，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与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所处的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农民或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平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农民或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平差不多，而且都比贵族差得多。在我们的世界里，在印度或巴西，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可能要比在美国或德国出生的孩子面临物质更不充裕的生活。此外，在现代发达的经济体系中，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与贫穷国家最富有的家庭相似。在他们的世界里，移民对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好处；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移民可以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幸福和繁荣的首要途径。
图3-1 1820~2011年全球不平等情况
包括总体（黑色线），以及分解为国家之间（暗灰色线）和国家内部（浅灰色线）的两个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该序列基于对François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risson,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1820–1992,9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002）,和Branko Milanovic,Global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How Much of Our Income Is Determined by Where We Live?,97 Review of Econonomics&Statistics 2（2015）数据的合并，Branko Milanovic出于友情支持帮助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并不是说，即使是大规模的迁移，在早期也不为人所知。商人和贵族会旅行，但很少永久地移居到另一个国家。然而，他们却与外国人见面，学习外语，并与外国人通婚。于是一种世界主义观点出现了，它把上层和下层阶级区分开来，直到今天。为了建立联盟，主要家族也跨越国界结婚，在某种程度上，国家的国王和王后甚至都不是国民，有时甚至连母语都说不好。
在命运天平的低端，奴隶们从非洲被绑架并被运往中东和美国的殖民地。较贫穷的欧洲人受到政府压迫或缺乏财产，于是迁徙到蛮荒的殖民地寻求机会，希望最终进入有产阶级。作为交换，他们通常会把自己以契约安排的形式卖出去。在那里，他们将为一位主人服务几年，以换取路费。殖民地种植园的艰苦生活对劳动者几乎没有诱惑力，这也是种植者诉诸奴隶贸易的原因之一。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激进主义者很自然地将精力集中于从贵族特权中解放商品和资本市场，例如英国玉米法的终结，或者结束以奴隶贸易为形式的不自由移民，而不是强调自由移民。
第一，先撇开迁移到殖民地这个重要但局限的例外情况（从新世界世纪[1]之前就开始了），自由移民不会显著增加普通民众的福祉。如果移民是无产的工人或无土地的农民，就没有人会因为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而受益。第二，移民在各个国家都相对不受限制，而且对移民的控制几乎没有实施，因为对移民的需求很少，而且那个时期原始、危险又不舒服的交通就吓退了几乎所有人，除了那些最绝望或最雄心勃勃的人。9第三，各国的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地主对国家重要资源的垄断控制，极大地提高国家财富，并将财富从封建贵族转移分配给资本家和劳动者。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移民的主要思想辩论才开始。在美国，巨大的移民潮刺激了这场辩论。欧洲的冲突与饥荒、新发掘的黄金的诱惑，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亚洲和欧洲移民到美国。此时，经济学家对移民的态度变得更加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共情绪的回应。
在许多国家，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亨利·乔治在内的激进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情绪。10他们有时会尝试一些丑陋的种族主义和优生主义论。在20世纪初，人们对移民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随着人们对跨越大陆和海洋旅行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以及各国工资差距的不断扩大，移民的经济优势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流离失所的人口而言。美国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20年代关闭了国门。在欧洲，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一些国家开始试图阻止那些被认为玷污了其文化遗产或种族基因库的人。
[1] 这里的“新世界”指新大陆，“新世界世纪”指发现新大陆的15世纪。——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