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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等的工资
我在这家银行的工资其实相对比较低，即使以1955年的标准来看也很一般。我做专业投资顾问的第一年拿到了4200美元的丰厚工资。（43年之后，我做一个晨间股市点评，银行和当地的报纸支付给我的钱是它的两倍。）幸好，莉莉和我都习惯俭朴的生活——虽然有些时候以她的品位也实在是太俭朴了。婚礼之后，我坚持让她把对我们没有使用价值的婚礼礼品退还商家，那一次我恐怕让她伤透了心，我还记得有只火锅就是那些牺牲品之一。我们坚持不动用储蓄，从不侵犯基本性原则。
虽然现在看来节俭在那个阶段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那样生活。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银行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在仅仅依靠工资过活。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帕特里克（Patrick）的时候，我还只能把莉莉背到阁楼上去住。不久之后，我们花10200美元买了套房子（一套联排式住宅的一半）。那看起来是划算的交易。1960年我们终于有了足够多的钱，于是花了上次两倍的价钱买了一套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这一次有四个卧室，三个卫生间。
除了经济情况很一般之外，我的新职位让我们可以和这家银行的高级社会阶层稍微有些接触。该银行的历史和马克・汉纳（Mark Hanna）的利益和财产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马克・汉纳是19世纪投资采矿和铁路的实业家。在汉纳去世不久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该行新董事长刘易斯B.威廉姆斯（Lewis B.Williams）和马克A.汉纳公司（M.A.Hanna＆Company）的执行官员乔治・汉弗莱（George・Humphrey），即后来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的财政部长之间有一次不愉快的电话谈话。“做好两件事，我们将再也不找你们麻烦，”汉弗莱对威廉姆斯喊道，“每年提高收益和提高股票分红。”[1]
由于银行悠久的传统，适应工作环境就意味要和克利夫兰当地富有的上流阶层接触。我们的高级董事和从大学出来的高学历的新雇员实质上就属于那一类。不过有传闻说我们的总裁希德尼・康登（Sidney Congdon）读完10年级后只是自学了点儿东西。除了他这个特例（如果传闻属实），我所有的同事可都是出生高贵。而莉莉和我明显与他们不同，在我们最先住的地方，四周的邻居都属于蓝领阶层，而且大部分人资历高深，年龄都至少比我大30岁。我敢断定自己25岁时仍然缺乏社会性，也不够成熟，但我受过教育，因此和任何人交流观点也无法让我畏缩和胆怯。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们的社会活动活跃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还在于我是我们那支自吹自擂的银行垒球队里出色的投球手，但我们从没有被列入过银行A-List。那不是我和莉莉所关心的，事实上我不愿意按照他们的规则来玩。我偏不穿银行职员穿的细条纹工作装，相反，我穿了运动服。
工作虽然很吃力，不过进展倒很顺利。我在投资分析上的技巧日趋娴熟。首先得出大量数据，按照某种方式排列，结果和判断自然就产生了，这足以让我赢得一连串的快速晋升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挑选股票越来越保守，银行那些迟钝的信用投资委员会的人最后对我的方法产生了兴趣。通常情况下，投资报告要不厌其烦地罗列6～7页细致分析，但是我对宝丽莱（Polaroid）发展前景的分析报告只有一页，对于这种直观的彩色图表，观者只要看上一眼就足以心领神会。使我的同事比尔・罗（Bill Roe）大为惊奇的是，我简明扼要的论据竟然让宝丽莱荣登银行的投资候选股列表。更奇妙的是，宝丽莱的股价正如我彩色图表预示的那样逐渐上涨，我们通过宝丽莱获得了巨大收益。不过几年之后这只股票就不行了，而且之后再没有爬起来。
与此同时，我开始在西部储备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现今的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里努力攻读银行和金融方面的硕士学位。我大约花了三年半时间来完成这些学业，几乎是我大学所花时间的两倍。同时上学和工作极大地考验了我的精力，不过我可以把来自学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讲师的内容完美地衔接起来。他们包括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的职员和其他本地行业领袖。
继希德尼・罗宾斯之后，对我影响最深的教育还是来自国民城市银行中的工作团体。这家银行的投资部门对于投资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深度和实践经验。比尔・罗加入这家银行比我稍早一点儿，他对待投资既深谋远虑又思路开阔。
亚特・伯纳斯（Art Boanas）是一位有着深刻思想的导师，他经常能把新鲜观点带到投资中来。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亚特从本质上说就充满智慧、诡谲、逆向。他在联邦储备系统里任过职，后来顺便来了这家银行。他和希德尼・罗宾斯不同，他觉得格雷厄姆和多德没什么可值得称道，对他们的投资分析理论也丝毫不感兴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嗅探出他们可能会推荐哪些股票。
除了向我传授他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思考外——他认为宏观经济学就是经典经济原理加上人类天性中的悲观视角二者的混合物——亚特还教授我逆向投资的原则。由于我自小就有和路标争辩的倾向，我很快就学会了和市场争辩。我们一起进行智慧上的战斗，有时候并肩作战，有时候相互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少年英国绅士的亚特曾经在约克郡的旷野中巡逻，不过他也用事实向我证明在智力上的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关于市场或者股票的观点和判断，如果和大众想法不谋而合，那么很容易为之辩护并实施。但是走自己的路永远要忍受孤独的心理折磨，它不仅让投资者沦为流行观点的敌人，甚至还要违背内心情感的声音。当你走上逆向投资这条道路，亚特经常说，“投资市场会把你驳得体无完肤”。如果第二天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同样的股票（和投资者最基本的愿望完全对立），那么只能说明你第一天的决定大错特错，但那只是凡夫俗子的庸俗见解。为了支撑他的自信，亚特坚持一个简单的观点：“再说，我不是和一个人在战斗，”他说，“我是和整个市场在战斗，我一个人和整个的市场。”他的这种自我安慰的方法对于像我们这种古怪的人倒是再合适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