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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判断
到了第三季度，经济和通货膨胀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演化和发展，两者都开始明显放缓，长期利率下降的幅度也超过了1%。美联储由于能够及时应对而没有被动反应，因而甚至在媒体上或者采访中受到了多次嘉奖。虽然还有人担心相反的情况，但我们的判断是经济将会继续平缓发展，萧条还没有任何征兆。
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进入1989年第四个财政季度以来，温莎的业绩很差劲儿，被抛在了后面。经分析，背后的原因有4个：
（1）大量持仓的汽车股表现糟糕；
（2）现金比例提高；
（3）本年度大部分时间一直在持续建仓的基本商品周期股，除了一两个之外，其余股价总在买入价上下徘徊；
（4）虽然股市有激情，但我们持有的价值股因缺乏题材而无人关注。
虽然总体情况极为不利，但在某些主要板块中我们的收获依然不小，比如航空股、银行股以及储贷社的股票。除了汽车股可能确实有欠考虑之外，我觉得我们没有特别重大的过错需要专门道歉。我们依然相信市场的短视，三大汽车股定会在1990年交上优异的答卷，只要我们的预测基本准确，也就是小轿车和轻型卡车的销量维持和1989年同一个水平上。
1989年的特点是高度安全和可预测的领域（如果你相信传统智慧），尤其是非耐用消费品领域的公司股价涨幅惊人。可是在我们看来，坦率地讲，这个行业已经被过度高估，我们躲避它如同躲避瘟疫。这是我们成绩不佳的又一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是对的，这也代表了许多将来的机会。市场上一致的看法是1990年经济将实现软着陆而不至于萧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周期股正好在这时表现十分低迷。我们不仅持有相同的看法，简直可以说是信仰它，但周期股却占了温莎资产的1/3。让人进退两难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种状况要持续多久，会不会一直到1990年，以及这些行业的产品定价有没有可能让公司的收入继续增加？
1989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温莎购买的力度略略超过出售的力度。批评家可能有理由责问：“既然你们要增加股票投资的比例，为什么还要大量地卖出，尤其是很多股票现在的定价非常合理？”对此我只要引述一下之后发生的情况，就可略知一二了。我们抛售AMR航空、数字设备、菲尔普斯・道奇、三角洲航空、IBM以及几家储贷社的股票几周之后，它们的股价很快就从温莎当时的出售价格下挫了15%～30%。
我们建仓的目标是银行，我们对持续上升的不良房贷和建筑贷款毫不介意。因为我们本来就持有不少银行股，占了总资产的16%，所以可能有人会控诉我们画蛇添足。但是，虽然很明显投资银行需要留意更多潜在的地雷，我们相信在企业收入不好的整体经济环境之下，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公司会有好的业绩表现。这种收入的潜在推动力，再加上虔诚的市盈率倍数和慷慨的股息率水平，银行就成为我们在预测接下来公司总体经济收入不好的环境下难能可贵的投资对象。我们猜对了一半。随着现实的展开，情况在好转之前变得更差。
由于情况持续好转，我们又重新买回了抛出不久的三角洲航空，价格比我们在该季度早些时候卖出时便宜了17%。
13.2 1990年：重仓股失利
1990年开始的一段时间多少让我们有些气馁。至于我们为什么没能取得更好一点儿的成绩，这只能是难以一概而论。要知道，完全解释清楚市场的行为有时候的确是强人所难。在广泛蔓延的对建筑和商业地产贷款的恐慌情绪之下，金融中介公司有其闪光点。我们持有最多的银行股：花旗、银行家信贷和美国银行业拥有大约9%这样的贷款，相比之下，一般的地方性银行这类贷款的比重高达20%～30%。我们持有最多的两家储贷社分别是阿曼森储贷银行（H.F.Ahmanson）和金色西部金融公司（Golden West Financial），它们分别为客户量身定制了1～4种家庭的房屋贷款，这个措施的实行有利于公司在加州最差的住房局面下经营下来。我们的底线：我们认为加州的普通住房不可能有20%以上出现还贷的危机，这和大多数金融机构的预测不吻合。
有一些欧洲医药公司业绩优良，无奈价格不菲，但我们还是找到了省钱的介入点。Akzo公司是一家在尼德兰注册的化学公司，生产人造纤维，同时也有医药方面的子业务。这是一家成功的公司，然而股价并不高，它是我们探索海外公司时的又一大收获。顺便提一句，我们总共持有大约5%国际跨国公司的股票，其中包括欧洲市值第二大的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英国西敏寺银行（National Westminster）和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以及不列颠钢铁（British Steel）。（其中还没有包括占我们资产将近5%的加拿大铝业。加拿大铝业总部位于加拿大，但它的业务遍布全球，温莎持有的许多其他公司也是这样。）
结果：Akzo公司1993年末的股价有63%的增值，我们及时兑现了结。不列颠钢铁1993年时股价涨幅达到151%，和一般的钢铁公司相比有3倍的涨幅差别，和标准普尔相比则是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