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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当红基金经理蔡在买进
连续三年战胜市场，听起来似乎很值得庆贺，但是1967年市场趋势却飘忽不定，令人目眩，这种气氛消磨了我们的热情。而快速获利的投机行情却全面展开，一批鼓吹成长性的基金走到了温莎前头。我们的基金只高出标准普尔500指数8个点，相对于那时当红的经理人杰拉尔德・蔡（Gerald Tsai）管理的两个富达系基金（Fidelity）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正如市场狂飙时的昙花一现，而我将他管理的富达基金称之为“肾上腺素”支配的基金。
蔡管理的共同基金最终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他却是华尔街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富达趋势基金和富达投资基金所取得的业绩令每个人瞠目结舌，连销售威灵顿基金的证券经纪人也不能除外。
记得有一次去纽约州北部进行业务走访，那时我们还依赖基金批发员，也就是销售传教士四处奔走用言词打动证券经纪人，并最终动员他们的客户购买温莎基金。我和一位叫作巴德・卡特（Bud Kator）的批发员穿梭于纽约州，住宿在便宜、破旧的旅馆中，这些连锁旅馆大多属于如今早已消失的米尔纳旅馆（Milner Hotels），不堪入目。巴德对每一分钱都看得很紧——一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坏习惯，但这家破旧的旅馆里，一间房间的天花板上竟破洞开孔，正好从吊顶板条之间穿过。我并不吹毛求疵，普通的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就能符合我的标准，但在米尔纳旅馆甚至连我的起码标准都无法做到。
在这趟耗资低廉的旅行中，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经纪人都对杰拉尔德・蔡（Jerry Tsai）赞不绝口。在向他们推荐的过程中，他们的目光始终在自动收报机纸带上徘徊，在那些小盘而又暧昧的成长股中搜寻着蔡施加的影响。这就是他的声望所在，仅仅凭一些关于他对某只股票感兴趣的捕风捉影的谣言就能激起市场的活力。像全国各地成千上万所交易大厅，也像纽约证券交易所底层营业厅一样，在我们自己的交易室里也充斥着近似神话般的传言：“蔡在买进了……蔡在卖出。”按照我的标准来看，他的很多股票已经是残花败柳，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许多不盈不亏的小公司，只是因看好未来的盈利而导致其股票抢手。在这里，“博傻投资理论”发号施令。
所谓的“题材股”让投资者顶礼膜拜，炮制种种离奇概念股和流行性产品制造商股票的共同基金吸引投资者排队抢购。当神秘的名字被提起，价格就会波动起来，传闻成了买卖股票的主要依据。
一个想法加上一个促销手段就能让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趋之若鹜，他们总是看不到“全国学生行销”（National Student Marketing）等几近欺诈的手法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小把戏。“全国学生行销”是一个名叫科提斯・兰德尔（Cortes Randell）的人想出的点子，他针对年轻人的市场需求胡乱拼凑起一系列生意业务。由于青年消费者花在牙膏、海报、啤酒杯以及昂贵的立体音响和照相器材等方面的钱高达450亿美元，不少人估计，“全国学生行销”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所以投资者大买它的股票。“全国学生行销”作为制造商和年轻人市场的渠道，积极配销各种商品，短短两年内，它的营业额就从不到100万美元激增至6800万美元。
兰德尔是一个丝毫不懂谦虚的人，他从自己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上打电话向投资者吹嘘他的成功。据《财富》杂志报道，为了维持快速的增长，他开设或买下针对年轻人的市场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包括以年轻人为客户群的保险公司和一家旅行社，在交易时通常将已上涨了不少的股票当做货币使用。
我记得“全国学生行销”有一次在费城举办巡回宣传活动，此次活动的主题是送样品给大学生，以吸引顾客终身对之忠诚。与一开始时光彩夺目、最后落入圆滑的推销者圈套中的其他投机冒险活动一样，“全国学生行销”也不例外。宣传活动大张旗鼓地一路来到费城招摇撞骗，我记得当地的一个承办经纪人被兰德尔傲慢地拒绝后是如何的无地自容。在这之后没多久，纸板制成的大厦开始崩塌。最终，后悔不迭的董事会赶走了兰德尔，但这种补救方法并没能拯救该公司。
相对于两只眼睛只盯着“全国学生行销”等流行概念的基金公司，20世纪60年代末的温莎就像一个食古不化的老顽固。我们并不是好大喜功，也不与昙花一现的流行概念同流合污。我们坚守“衡量式参与”，坚守现实的期望，也坦然承受因此遭到的抨击。有位负责管理高盛公司费城办公室的朋友不客气地评价说：温莎“根本没有神经”。这正是他的原话，“没有神经”。
对这些批评，我并不感到诧异，面对那些狂飙的基金，每个人的肾上腺素都会上升。1967年，温莎的涨幅比市场高出7.6个百分点，优势很明显，但蔡和其他的一些摇滚明星基金领先市场的差距更大。通过短时间的冲刺，他们席卷了极为可观的收益。
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绩效取向型投资独霸市场。与蔡齐名的另外三人——弗雷德・艾尔哲（Fred Alger）、弗雷德・马提兹（Fred Mates）和弗雷德・卡（Fred Carr）声名大噪。长期绩效记录不错、信奉买入并持有的成长型投资者大卫・贝伯森（David Babson）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指出业界之所以出现层出不穷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弗雷德之流太多。狂飙基金利用人们健忘的习性、市场的涨势以及众人称颂的地位，吸引了大群流口水的投资者。有些投资明显存在问题，投资者却深信不疑。大卫・贝伯森呼吁投资者要独立思考，尤其是在市场处于反转点时更要保持头脑冷静。
在市场狂飙的热潮到达高点而即将衰退之时，威灵顿竟然全线杀入。威灵顿同意与桑代克-多兰-佩因-刘易斯公司（Thorndike, Doran, Paine＆Lewis, TDP＆L）合并，桑代克-多兰-佩因-刘易斯管理当时最热门的成长型基金之一艾维（Ivest）基金。在约翰・波格尔（威灵顿的主席兼董事长沃尔特・摩根的指定接班人）的策划下，这宗合并案看起来似乎能够将威灵顿的行政管理配销能力以及促使艾维翱翔天际的幕后高手融合在一起。
虽然我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温莎也备受人们的尊重，却还没有人就高高在上的经营策略方面的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温莎和艾维有各自的投资风格，虽然我有时会买进他们卖出的股票，但我不想草率地下结论说其走错了路。我对他们的投资行为总是表示敬重，直到事实证明他们犯了错误。换句话说，我可没有完完全全地闭关自守，而是一直尝试着从其他投资流派中学到点儿东西。
在私底下，我怀疑这次结合的结果可能会令人失望。另一方面，狂飙的投机基金篡夺了共同基金领域大部分新投入资金，威灵顿基金的市场份额节节下降。尽管温莎的前景有所改善，威灵顿却需要更有吸引力的产品才能挽回最近流失的资金。
与培基公司接触之后，他们建议波格尔跟TDP＆L公司联系。培基就是1955年我去应聘证券分析师的时候把我拒之门外的那家公司。后来，我到波士顿走了一趟，并喜欢上了那个新群体。毋庸置疑，他们洋溢的信心很容易感染人心。我与合伙人鲍伯・杜兰（Bob Doran）的秘书奥利弗（Olive）——人称“大奥”——见面时，“我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奥利弗立即问我：“你在这家公司重不重要？”
杜兰本人欠缺其他三位合伙人所拥有的新英格兰名门世系风采。他们不只是出身于富贵之家，更流着“五月花号”乘客的血统。桑代克（Thorndike）的母亲是罗威尔（Lowell）家族的一员。刘易斯（Lewis）的母亲出身于索顿斯托尔（Saltonstall）家族，而她的表兄弟埃弗里特（Everett）曾是麻州选出的参议员。佩因（Paine）家族则创立了华尔街上受人尊重的投资交易公司佩因・韦伯（Paine Webber）。
虽然波格尔倡议并计划威灵顿与TDP＆L合并，但外界舆论普遍视为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投降协定。1968年1月《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报道了这宗合并案，标题就能说明一切：“平步青云的鬼才神童接管威灵顿”。按照协定，我们应该提供销售能力和行政管理，并合并长期受人尊重的绩效记录。而属于投资界行家里手的他们需要承担我们投资向导的义务。
合并时比较艾维和温莎的优劣，鬼才神童的投资方法当然占了上风。1968年前的一段时间内，温莎的绩效干净利落地战胜了标准普尔500指数，而艾维又干净利落地战胜了温莎。但没过多久，艾维和其他一飞冲天的基金一样，它们碰上了风雨交加的天气。
一旦反转过来，所有的虚饰浮夸都被打回原形。蔡还在继续，1970年他大张旗鼓成立了自己的曼哈顿基金，但是充满激情的投机基金已经到了强弩之末。12个月前还梦想大赚一笔的投资者，1元能够捞回50分已属幸运。基金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末路和销声匿迹。在连续几年中，我们面对激情基金相形见绌，到了形势极其险恶的1969年，我们却岿然不动。在废墟残骸之中，我迎来了最光辉的时光。当在纽约出席共同基金年度会议，我被介绍上台时，12个月前就声明温莎会由于损失过多而不得不关门大吉的那位业务员不由自主地带头热烈鼓掌。如果马克・吐温活着的话，他会说：说温莎翘辫子未免太夸张了吧。
就在赶搭狂飙列车的投资者疗伤止痛之际，我们踏进了1970年，而上个年代基金的崩溃为温莎创造了绝佳的投资机会。
[1]猎物公司为了免受敌意收购者的控制而别无他策时，可以自行寻找一家友好公司，由后者出面和敌意收购者展开标购战。此策可使猎物公司避免面对面地与敌意收购者展开大范围的收购与反收购之争，但是，自寻接管人最终会导致猎物公司丧失独立性。——译者注
[2]董事会成员当然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不过我还记得一位与摩根先生在航运上有业务往来的老董事。他脾气暴躁，在会议期间他会大叫：“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拿雪茄？”他会走到会议桌上的雪茄盒旁边一把抓起差不多一周供应量的雪茄——不过对于他来说那是相当少的。当讨论必须做出决定，别人寻求他的意见时，他却又大叫：“那么，管理层的意见是什么？”
[3]道琼斯工业指数直到1982年才真正跨越1000点并未再跌破。所以，那些1966年投资琼斯指数的人等了16年才获得资本收益。考虑到在此期间的通货膨胀，这些投资者遭受的损失大约是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