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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被洪水淹没
所谓忙中出乱，为了弥补业绩损失，疯狂的补救结果反而让状况更加恶化。温莎决定把自己托付给小型成长股悖水一战，但没有人对这种成长性背后的持久性给予足够关注。1961年早期这类股票曾受到市场的关注。像其他类似的投资组合经理一样，温莎在第一时间买进了这些可疑的成长股，享受它们短暂的荣耀。然而，温莎没有尽快兑现把那些不义之财装进口袋的诺言，相反它长期持有，最后反为其所害。更糟糕的是，惊惶失措的管理层把这些腹背受敌的成长股卖在了地板价上，并把收回的资金大量投入到“安全”股上。但高知名度股票没那么容易反弹，因为它们跌得不够多。如果市场继续下滑，这样的策略可能会造成更多损失。不过市场有所好转，但是温莎和市场平均值相比落后得更多了。1963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2.8%，温莎落后了10多个百分点。
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共同基金一样，威灵顿基金和威灵顿股票基金的出售主要依靠证券经纪人把股票塞进投资者手中。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驻扎在12个市区的基金销售人员（叫做基金批发员）在全国范围内巡回奔走。他们的工作是说服各地证券经纪人，让他们用投资者的钱买入威灵顿公司的基金。
温莎表现不佳的消息在到处流传，它影响到了威灵顿基金的销售。到1963年为止，温莎的基金批发员对销售状况极为不满。温莎基金的董事们不顾一切地寻求拯救温莎基金的办法。但结果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部分威灵顿基金的股东提起了诉讼，指控管理层盗用了威灵顿的名字和名声，而其中解决诉讼的一个措施就是把该股票基金的名称改为温莎基金。
当我正式成为威灵顿的一名证券分析师时，他们给我的任命状很清楚：放弃做出头鸟的想法。只要让温莎的业绩不伤害到威灵顿就行。
我加入威灵顿但还没搬去费城之前，我拜访了乔・坎宁（Joe Canning），他是威灵顿公司分配在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基金批发员。他邀我共进午餐，当然，我接受了。他比许多搞销售的家伙要有头脑，当然作风也很强硬。当我到达威灵顿总部办公室的时候他预先通知我，可能有人会告诉我批发员们赚钱非常多，然后他强调了好的投资产品必须要具有吸引力的必要性，而没有好的产品他和他的同行们可就有的罪受了。这些我都记下了，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他的墙上挂满了威灵顿管理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照片。我立刻意识到我的照片有一天也会加入进去。
我来到威灵顿后，发现温莎投资组合中乱七八糟的股票可不少，它们不久前都曾是被投资者竞相追逐的股票，但最终全变成了股市中的垃圾。趋势基金的做法是首选当前走势最好、市场最看好的股票，温莎的做法和它们差不多：生物技术热时就买生物科技股，石油股红时就买石油股，或是当任何以".com"结尾的东西都能吸引投资者注意时就买网络股。20世纪50年代的电子热和它也非常相似。在那个以科技推动的股市中，任何暗示了和科技有所关联的公司名称都能推动股价涨得更高。
然而，以我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投资方法就像是追赶已经打出去的球，而不是让众人提前6～18个月预测市场环境并进行布局。在股市中，仅凭技术图表预测高点和低点进行操作往往会事与愿违，因为它假定股票曾经有过的价格暗示了股票将来的价格，很多基金都使用技术图表卜算未来股价。我上次接受德莱弗斯工作面试的时候，参观的地方就包括一间图表室，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子设备和显示屏幕。在我看来，玩技术性游戏或者趋势性游戏都会让投资者误入歧途。
莉莉以她素有的坚决接受向东搬迁。考虑了我的雄心壮志和对事业的选择后，她预计向东搬迁已经是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至少和纽约相比，费城更像俄亥俄州一点儿。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帕特里克、莉莎和斯蒂芬。等他们在俄亥俄州的学期快结束之时，我预先去费城把一切准备好。我的第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是市中心的一家廉价旅馆，很快我就搬进了另一家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那个屋檐下住了三个星期后，我和两个同为分析师的单身同事挤进了一套公寓。
同时，我开始积极寻找房子。我看到的大多数房子都体面大方，只是没有一套比得上我们在克利夫兰的房子。莉莉也过来了，一同寻找。她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我们开车路过一个地方，那里的房子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房产经纪人告诉我们，这些是模仿乔治王朝时期的风格建造的房子。不过他们说，这些房子的问题在于水，这一地区过去很湿，换句话说，它们正好坐落在一个泛洪平原的正中。就因为这个理由，经纪人建议我们放弃它，但根据我的识别力，只要基本面过得去，稍微有些美中不足不会给我带来烦恼，所以我把这个告诫看做是让我进去一睹的邀请。它的门厅很宽大，楼梯螺旋形，四间卧室，三个卫生间，它简直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我们在那里住了21年，不曾有过后悔。
我到了威灵顿后，首先需要一提的公司大老板是沃尔特・摩根。虽然和他见面之时，他已经属于常春藤联盟（上过名牌大学）的一员，但他的出生也不是那么的名门望族。他以前是费城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地区（当地人叫这个地方为无烟煤之城，以彰显其丰富的煤炭储量）一个的会计员。约翰・伯明翰（John Birmingham）和埃德・曼尼斯（Ed Mennis）长期担任投资组合的高级管理员，他们都已跟随公司多年——事实上几乎是他们所有的职业生涯。有博士学位的埃德负责研究宏观经济部分，他需要给出未来经济的走向预测。此外，作为分析师他研究的行业包括汽车和其他特定工业领域。同威灵顿其余七个分析员一起，他使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收集来自经济领域的信息，然后决定资本投资的方向和领域。威灵顿的分析涵盖约200家公司，通过那些数据，等到做决断时他可以比那些不够勤奋的竞争对手更有把握。
除了伯明翰和曼尼斯负责投资这一块，那里还有另一个资深人员，他就是年近古稀的A.莫尔・科尔普（A.Moyer Kulp）。科尔普、摩根以及有法律背景的乔・韦尔奇（Joe Welch）组成了威灵顿最早的管理三人组。我则属于第二代，另外的还有约翰・波格尔，他后来继任摩根成为威灵顿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