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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
在我们深入探讨明斯基的方法之前，有必要快速回顾一下他所批判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我们早前介绍过，明斯基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哈佛大学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芝加哥大学当时是制度经济学的发源地（随后才变成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派的堡垒），而哈佛大学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中心之一。
在哈佛大学，明斯基被指派担任阿尔文·汉森的助教。汉森可以被称作“美国的凯恩斯”，因为他对于改进推广主要的凯恩斯模型[1]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的IS-LM模型[2][3]逐步出现于所有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明斯基发现汉森分析凯恩斯的方法“太过机械化”，而他也指责“凯恩斯主义者”“缺乏勇气”，因为他们并不认可收入再分配（从富人到穷人）是提高总需求（因为与富人相比，穷人开支更多、储蓄更少，再分配应该能提高消费需求）的一种方法。因此，尽管凯恩斯本身的理论对于明斯基建立自己的方法非常重要，但是他拒绝认可“凯恩斯主义者”所推广的那些理论。
与明斯基一样，很多其他学者也质疑究竟“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凯恩斯的基本理论。[4]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宏观经济学家提出将“凯恩斯主义者”的IS-LM模型，与基于个人理性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前凯恩斯主义微观经济理论（即新古典主义学派对于公司和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方法）相结合。[5]保罗·萨缪尔森称之为“新古典综合主义”，这成为目前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基础。[6]
宏观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持续发展，詹姆士·托宾提出了资产组合理论，唐·帕廷金提出实际余额效应，该理论使劳动力市场成为主导，还有菲利普斯曲线（反映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也进一步补充了希克斯的IS-LM模型。[7]同样，基于综合观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在战后逐步发展，最终成为肯尼迪政府的主要管理理念。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货币主义理论发展成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自由主义”理论，凯恩斯主义主要依赖政府干预。[8]20多年来，“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方法是经济学争论的两大焦点。凯恩斯主义者推崇财政政策的相机微调，而货币主义者更提倡规则性的货币政策。
然而，货币主义观点很快被新古典综合主义吸纳整合，因此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大争论”演化转变成针对参数（投资的利率弹性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政策主张（相机利率目标或货币增长原则）的争论。
在上述两大理论方法中，货币和金融机构均只发挥了简单作用，而货币从长期看是“中性的”，实际变量只决定价格水平。在短期内，货币可能是非中性的（影响决策），因为工人和公司可能将名义价格上涨错误理解为实际或相对价格上涨。
例如，如果你的每小时工资上涨了10%，但是购买的所有商品价格也提高了10%，那么“实际”或者相对价格并没有改变，而你也不应该改变行为。假若你忽略了价格通胀而受“愚弄”，你可能会因为上涨的名义工资而愿意工作更长时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受“愚弄”的程度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主流经济学观点分化的最大争议。
争论的焦点在于货币供给的增加能否简单推动价格上涨（不改变行为）或者能否推动实际支出和收入增长。相对应的，如果中央银行减少货币供给，这会降低价格，那么工人能否接受名义工资减少？或者会因为错将减少的名义工资（物价也降低）看作实际工资下降而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呢？
对于政策是否会“愚弄”大众这一问题，货币主义者认为很难欺骗工人和公司，而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这很简单。
主流凯恩斯理论将凯恩斯观点简化成黏性工资和价格，即工人固执地拒绝工资降低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解决失业问题应该刺激总需求（加大政府支出并配合减税，或者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尽管“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方法不太有效），但这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使工人误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已经提高从而延长工作时间。同时，雇主也误认为不断上涨的价格表明需求增加从而会雇用更多的工人。
因此，折中方案就是更多就业但价格也更高。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在失业与通胀之间做出选择。
“货币主义者”反驳认为，这种方法只能暂时奏效。克林顿总统曾说：“你可以暂时愚弄所有人，并一直愚弄部分人，但是你无法一直愚弄所有人。”因此，如果一项政策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降低失业，那么只会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主义者”为此提倡限制财政政策，并对货币增长制定规则以确保通货膨胀处于低水平。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滞胀为“凯恩斯主义者”和提倡米尔顿·弗里德曼规则的“货币主义者”之间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者”对于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出现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案，相关政策应该刺激需求来减少失业，但是也应该减少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他们对于滞胀束手无策。政策制定者选择了“货币主义者”的建议，即根据一定的规则控制货币供给增速。
但是，“货币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遇到了挫败，当时美联储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试图实现货币增长目标（与弗里德曼的主张一致），但却多次失败。因此，不仅仅是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令人失望，货币主义理论也面临困境。
这使得基于前凯恩斯主义观点的更激进的理论获得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罗伯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说以及查尔斯·普罗索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等。
正如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的传记作家）所质疑的，“在历史上很少会有强大的思想致力推动这种奇特的观点”。[9]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所说的“奇特的观点”是什么。
首先，新古典理论重建了最极端的新古典经济学，引入持久的市场出清（包括持久充分就业）和“理性预期理论”，保证经济主体不会总是犯错。这种重建导致即使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政策，也很难愚弄理性行为者，因为预期的形成具有前瞻性，而且是基于经济的修正模型。
这也意味着非随机性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因为行为者会立刻觉察到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如果政策不是随机的，也是可以预测的），并对自身行为做最优化的调整。货币只能暂时发挥作用，而行为者会收集必要信息来区分实际与名义价格。财政政策也并非一直有效。例如，赤字支出具有完全的挤占效应，因为纳税人知道他们会为政府债务买单，因此会立即增加储蓄，使得储蓄额等于赤字额（这也被称作李嘉图等价定理）。
然而，新古典理论对于商业周期的解释，依赖货币供应的随机变化所产生的短期非中性（导致将名义价格上涨错误理解为相对价格上涨）。
实际商业周期理论通过只用实际变量构建商业周期函数最终降低了货币效果。随机并大幅波动的生产力是最重要的。因此该理论认为，大萧条并不是需求不足（凯恩斯的观点）或者错误货币政策（弗里德曼的观点）的问题，而是源于生产力的负向冲击。工人生产力突然下降，因此他们的实际工资也降低。工人拿着较低的实际工资，决定留出更多休闲时间。因此，在大萧条时期非自愿失业并未增加，人们只是因为技术革新降低了人工生产力而休长假，因此也同意接受工资降低。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使得人们更看重休闲而非工作。
这种观点中，所有行为总是最优的，所有市场总是出清的，因此所有观察到的商业周期根本不是周期；相反，经济遵循“有漂移的随机游走”。（经济会按照稳定速度增长直至受到冲击，会根据生产力增速等“实际”因素立刻形成新的增速。）政府对我们所说的经济衰退或萧条不应该采取任何措施，因为这实际上是对随机冲击的最优反应。
由此，你不难理解为何斯基德尔斯基会称这些理论是“奇特的”——大萧条中的失业是“最优”选择，因为工人宁愿接受救济而非接受较低的实际工资。实际上，建立上述理论的学者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金融理论的发展反映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变化，从某种角度讲只有新古典理论主张货币中性，而金融业是不相关的。[10]只要市场有效，所有形式的金融均应该是等价的，无论你是使用自有资金，还是买股票或贷款，均没有差异。金融机构是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中介，将储蓄有效分配给更好的项目。金融实践的改革能不断降低储蓄者所拿到与投资者所支付的利率之间的“差异”，鼓励更多的储蓄和投资。
放松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付诸实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对于提高效率并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市场约束金融机构，因此金融机构的自我管理是足够的，因为它们有动力确保各类操作是安全的。这个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要求“放开”金融管制的最主要理由。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新”新古典综合主义理论（常称为“新货币共识”），接受了很多“奇特的观点”但是仍坚持“凯恩斯主义”的黏性工资和价格。斯基德尔斯基再次对这个观念予以精彩形象的批判，“他们已经吞掉了理性预期这个庞然大物，但依旧尽力吸收持久充分就业这种小概念，并建立了市场失败理论，以便政府发挥作用”。[11]黏性工资和其他的市场不完善减慢了向充分就业的靠近，提供了政策空间。
与早期战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提倡使用财政政策来微调经济不同，该理论强调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然而这次，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放弃弗里德曼所主张的让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供应，而是主张让中央银行控制利率。
但是目的是一致的。按照著名的泰勒法则，中央银行会根据实际通货膨胀率对目标的偏离以及产出缺口（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的差异）来调整利率。例如，如果通货膨胀高于目标，而且实际产出超过潜在产出，则中央银行提高利率为经济降温。这是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稍事改进。菲利普斯曲线中，如果失业率太低，那么通货膨胀率就会高，这一理论对通货膨胀的关注超过失业。
一些人提出进一步的设想，建议设定具体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政策制定者完全忽视失业因素），而全球的部分中央银行也明确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不管怎样，其中的信念是，所有政府实际上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低通货膨胀，这会推动经济强劲增长，接近充分就业。而且，还有一种信念是，货币政策是非常有效的——中央银行能保持通胀水平处于目标区间（即每年1%~2%），而这种政策能实现经济微调，因为市场会快速调整重新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出现了新的争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支持者（如伯南克）认为价格稳定不仅能推动经济强劲增长而且有利于金融稳定。中央银行能一石三鸟（用利率目标实现价格稳定、产出稳定和金融稳定）。这非常难得！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2007年前通货膨胀目标制一直运行的很有效。全球的中央银行为保持低通货膨胀水平感到很自豪。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被公认为是“大师”，被称赞为不仅仅是最杰出的中央银行家，而且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
他退休后，美联储主席的职位由本·伯南克担任，伯南克是“大缓和”理念的倡导者，并推动美联储在“大缓和”时代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2]通过保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全球中央银行家共同成功促进了经济稳定（大缓和）。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清楚中央银行家坚定维护稳定，而且所有人都期待稳定，因此我们将会实现经济稳定。
现在我们清楚要管理预期。市场参与者知道中央银行会保持低通货膨胀，如果有任何经济问题，中央银行会快速采取举措恢复稳定。因此，这本身就对市场提供了巨大信心，即著名的“格林斯潘对策”以及随后的“伯南克对策”，美联储主席会尽力避免灾难发生。房地产价格上涨，商品价格泡沫，股票市场价格飙升，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获得巨额利润。
这种理论和相关政策一直有效，直至2007年春天出现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明显失败，因为世界经济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危机（只有几个国家免于危机，特别是中国，中国尚未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几大主要中央银行对本国市场采取措施以重建市场信心。但是，降低利率，甚至零利率都明显没有效果。危机日益严重，导致失业率不断提高，销售低迷，房地产市场出现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崩盘，而且一个又一个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大师”和“大缓和”就此画上句号。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常规经济学的弊端。
要知道，我们曾经历过同样的阶段。大萧条时代推翻了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当时主要依赖自由放任政策。凯恩斯提出了思想革命。遗憾的是，革命失败了，或者至少说，被类似保罗·萨缪尔森的“折中者”改变了。他们吸收借鉴了少部分的凯恩斯变革理论，并将其转变成旧的新古典主义方法。
在明斯基看来，战后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缺失了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很多重要观点。例如，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综合观点从未包括真实不确定性或者“未知性”，因此与凯恩斯对于预期的处理完全偏离。主流理论中忽视不确定性对于它自身的理论信念非常重要，因为它相信经济自身能重新恢复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状态。
明斯基强调应复原凯恩斯理论并对此改进修正，以便符合我们生存的时代特点。究竟什么是重要的？货币和金融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应重视不稳定，而且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1] 当我们谈及主流凯恩斯主义时，我们会对“凯恩斯”加引号，这也是约翰·罗宾逊所称的“杂牌凯恩斯主义”。
[2] IS-LM模型通常被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Hicks–Hansen Model），在主流经济学课程中常被误认为凯恩斯模型。
[3] 1937年，约翰·希克斯创造了IS-LM模型，通过简单框架解释凯恩斯理论，该框架能用于比较“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结论。
[4] John Maynard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and Mone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4)； new edition has Krugman’s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1936, reprinted 2007).
[5] 本章中，我只对传统方法的主要原则简单介绍，读者可以自行阅读引文。详尽的介绍和参考文献可以参见常见的宏观经济教科书。The Samuelson (1973) text is useful for the “Keynesian” neoclassical synthesis； for the post-1970s developments, the text by Gregory Mankiw,Macroeconomics, 8th ed.,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2012),is good for undergraduates, and Brian Snowdon and Howard R.Vane, Modern Macroeconomics: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 (Cheltenham,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provides a more advanced examination.
[6] 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9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1973).
[7] 参见：Don Patinkin, 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 An Integra- 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 2n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1965), and Minsky,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1986。
[8] Karl Brunner, “The Role of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1968； Milton Friedman, The Optimal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Aldine: Chicago,1969).
[9] Robert Skidelsky, Keynes: Return of the Mast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9): xiv.
[10] Eugene Fama,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Journal of Finance, 25, no. 2 (1970).
[11] Robert Skidelsky, Keynes: Return of the Mast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9): xviii.
[12] 施托克和沃森总结认为，大缓和时代的稳定性要归功于不明因素，并不是因为经济结构或货币政策的改良。运气是形成大缓和时代的主要因素。（J. H. Stock and M. W. Watson, “Has the Business Cycle Changed and Why?”NBER Macroeconomics, 17 (2002): 159–218.J. H.Stock and M. W.Watson, “Understanding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Dynamic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3, no.5(2005): 968–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