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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就业战略：“最后雇主计划”
明斯基认为消费是总需求中最稳定的部分，因为家庭通常会保持一个较高的稳定消费水平。只要消费的基础是收入而不是债务，这种高消费型经济就会更加稳固。正因为如此，明斯基支持高消费型（不是高投资型[1]）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通过增加分配体系底层群体的工资和收入来提高消费水平。
进一步讲，政府支出，尤其是工资方面的支出，应当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这是因为主权政府能够在增加支出的同时不增加破产和违约风险，甚至出现财政赤字也不例外。相反，如果私人支出占主导地位，可能会导致家庭或企业收不抵支的状况发生，即私人负债增加，提高经济风险，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
因此，明斯基更倾向于兼顾公平和稳定的政策。为了永久改善贫困群体收入境况，明斯基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正确应对收入分配问题：“涉及收入分配及短期配套政策的‘向贫困宣战’是否有必要在未来开展？”（1968，p.328）
“如何调整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明斯基，1972，p.5），对于这个问题他本人的回答是，“首先通过严格充分就业”。明斯基认为实现并维持严格充分就业是必要条件。他将严格充分就业定义为：在广泛的职业、行业和地域范围内，雇主在现行工资水平下，愿意比实际中雇用更多的工人（1965，p.177），即工作岗位空缺数量超过了求职者数量。
这需要“比我们迄今为止见证过的更加大胆、更有想象力、更具连贯性地运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创造大量就业”（明斯基，1965，p.175），“实现并维持严格的充分就业确实能够完成消除贫困的大部分工作”（明斯基，1968，p.329）。在此，明斯基的政策立场与其观点是一致的：“多数处于贫困线之下或附近的群体愿意配合相关政策，因为他们能从工作中获得微薄的薪水。”我们在前文中也曾强调过这点（明斯基，1968，p.328）。
明斯基相信：“将政府变为最后雇主是一条具有实践价值的建议。”[2]（1968，p.338）“最后雇主计划”在近年来多次被分析者提出[3]，呼吁联邦政府出台类似公共事业振兴署、公共资源保护队和全国青年事务管理局的国家就业保障计划。[4]计划由联邦政府出资，为不熟练劳动力设置保护性工资，并调整工作岗位数量以匹配需求者。
明斯基强调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具有无限弹性的劳动力需求——在合理的工资水平下，雇用任何有工作意愿的个人。这是因为政府雇用员工不以营利为目的，而私人企业则必须有利可图才能存活，因此他们只会雇用使其利润最大化的工人数量。
明斯基看到了这项建议的明显优势。
第一，他期望该计划能够消除就业岗位稀缺导致的贫困现象；相比于投资战略先提升对专业劳动力的需求，再通过涓滴效应惠及受教育和培训程度较低的群体，就业战略“接受工人最原始的状态并根据个人能力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1972，p.6）。“最后雇主计划”通过后续的在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技能。
第二，如果紧俏的劳动力市场能够吸引额外劳动力进入市场，家庭平均工作人数将随之上升，部分家庭便可能因此摆脱贫困束缚。
第三，紧俏劳动力市场战略通过设置一个合理的工资水平，保持低收入工人工资增长先于高收入群体，来改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
第四，明斯基相信如果终止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优先地位（投资导向型策略更迎合投资者），就有可能“通过降低资本收入比重来降低劳动利润分配的不平等”（1973，p.94）。也就是说，通过为贫困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劳动收入也会随着企业利润的增加而提高。
第五，明斯基认为转变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能够降低金融系统脆弱性。
第六，公共就业战略能够将政策制定者从利用税收激励吸引投资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因为该计划能够直接创造就业，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投资导向型增长间接产生工作机会。
“最后雇主计划”比需求刺激计划更富有远见，因为它能够为所有具备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个人提供就业岗位。大量有工作意愿的人口由于没有积极寻找工作而未被计入劳动力范畴。因此，该计划带来的就业率上升幅度将会比失业率下降显示的多几个百分点。
此外，测量的失业率很可能降至2.5%（明斯基在计算中曾使用）以下，甚至低于通常对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总和估计的2%。
在研究中，我与马克-安德烈·皮金[5]合作计算出了克林顿经济涨潮期被遗忘的“潜在可雇用”人数。1999年，年龄在25~64岁的可雇用工人总数超过了1400万。在当时，官方对该年龄段的失业人数统计低于400万，或者说不到实际潜在可雇用工人数量的三分之一，官方失业数字总是大幅低估有意愿工作人口的数量。明斯基的“最后雇主计划”能够在规定的工资水平上为任何有需要的个人提供一份有偿工作。
[1] 明斯基认为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应当在GDP中占据较高的份额。在他看来，高投资意味着不确定性增加。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消费不包括浪费型和环境破坏型消费。
[2] Hyman P. Minsky, “Effects of Shifts of Aggregate Demand upon Income Distrib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50, no. 2 (1968):328–339.
[3] 最后雇主计划的更多内容参见：Mathew Forstater, “Public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Flexibility,” Public Policy Brief No. 50, Annandale-on-Hudson, NY: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Phillip Harvey, Securing the Right to Employment(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Jan Kregel, “Currency Stabilization through Full Employment: Can EMU Combine Price Stability with Employment and Income Growth?”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5, no. 1(1999): 35–48； and L. Randall Wray, 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 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1998)。
[4] 参见：Nick Taylor, American-Made: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WPA:When FDR Putthe Nation to Work (New York: Bantam, 2009).
[5] Marc-Andre Pigeon and L. R. Wray, “Can a Rising Tide Raise All Boats? Evidence from the Clinton-Era Expan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4, no. 4,Decembe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