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严格的充分就业
明斯基将“向贫困宣战”视作“对激进派长久挑战的传统反驳，激进派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在富裕中滋生贫困”[1]（p.175）。在他看来，约翰逊的“传统反驳”存在根本性缺陷，他们并非向穷人直接提供工作机会，而是向他们提供了如何工作的学习机会。
明斯基将贫困的主因归结于失业。他将失业归咎于美国的经济体制而不是工人的自身缺陷，因此他拒绝单纯从供给方面提供“解决办法”，如工作福利、培训、教育，以及所谓的“工作激励”。
明斯基同样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旨在提高就业的需求刺激政策。“向贫困宣战”开展10年后，1975年明斯基指出，“我们必须保留过去40年的政策宗旨，同时努力向支持劳动力附着效应的经济体系发展。但首先我们必须创造切实的就业岗位；任何不把创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的政策战略都不过是过去10年乏力政策的简单重复”[2]（p.20）。由于战后的反贫困战略已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明斯基认为决策者应当转向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策特点的战略，即公共就业计划。
“向贫困宣战”可以被视作“凯恩斯时代”的胜利产物，却是反贫困战略的一次失败尝试，因为它坚信维持总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却忽视了就业在消除贫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斯基强调失业、工时不足和报酬低下的综合因素共同造成了体格健全人士陷入贫困。他进而解释道，很明显“针对老龄人口、弱势群体、残障人士和贫困儿童开展的广泛的、改善的和现代化的转移支付及收入计划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这与‘向贫困宣战’并没有直接联系，而是主要与国民良知及关爱有关”（明斯基，1965，pp.176–177）。也就是说，他愿意承认一个健全的福利制度必须将缺乏工作能力或由于特殊原因不适宜从事劳动的弱势群体纳入体系之内。然而，他坚信全面的就业创造计划连同合理有效的最低工资将会在消除有意愿和有能力劳动群体的贫困问题上前进得更远。
值得注意的是，他建议“严格的充分就业”应该达到2.5%的失业率目标。与1965年5.2%的预期失业率相比，他计算出这将使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40亿~530亿美元。[3]明斯基指出该数字远高于将贫困人口收入提升至贫困线以上所需花费的110亿~120亿美元。也就是说，让人们获得工作机会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是所有美国公民脱离贫困所需投入的3~5倍。
因此，尽管全面的就业创造计划或许无法解决所有贫困问题，却能带来足够用以重新分配消除贫困的经济产出。
该时期的结构主义学派普遍强调工作不匹配因素，即便在工作总量较为充裕的经济周期高峰期，大批待业者也可能由于自身工作技能、教育背景或其他因素无法获得匹配的工作岗位。这种观点在决策者中占主导地位，类似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备受青睐，此时不熟练工人在“新经济”浪潮中被大量淘汰（皮金和雷，2000）。
以明斯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就业市场中，技术和结构层面的变化明显较对失业工人的再教育和再培训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他们对单凭“供给方面”的政策能否解决日益加剧的失业问题持怀疑态度。认为只有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直接的就业创造计划相结合才能有效应对结构性失业。
明斯基指出即便经济体制本身没有不断制造结构性失业，任何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的战略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都不会产生明显效果，明斯基称之为培养一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妊娠”期（1965，p.195）：
我们已经知道儿童在3~5岁的成长经历大致决定了其成年后的各项能力。因此学前训练对于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很有必要。但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们或许需要18~20年之久去认识该计划的成效。
在一个职业技能标准持续更新的动态社会，这种长期的酝酿过程说明了多数个体在达到进入劳动力市场年限时实际上并不具备胜任当前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总是存在不对等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创造就业岗位去改变这种不匹配现状。
[1] Hyman P. Minsky, “The Role of Employment Policy,” in Poverty in America, Margaret S. Gordon, ed. (San Francisco: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2] Hyman P. Minsky, “The Poverty of Economic Policy,” Presented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operative Leadership, New York, July 14, 1975.
[3] 明斯基在计算中使用了奥肯定律：失业率每降低1%，GNP上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