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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革银行
我们借用明斯基关于改革银行业的建议对本章进行总结。我们首先分析他鼓励小规模银行的思路，随后会分析关系型银行业务。
TBTF银行与关系型银行
“大而不能倒”原则，可以追溯到1984年伊利诺斯大陆银行，该原则证明了大银行的明显优势。由于这类银行背后有政府支持，因此能以最低成本融资。小型地方银行面临更高成本，因为它们试图通过建立更多超过需要的营业机构吸引本地存款，小银行需要花费更多成本在全国市场吸引“批发”性质的经纪人存款。即使有FDIC存款保险制度（没有违约风险），市场依旧认为政府不完全支持它们，较小的银行风险更高，其付出的更多。
自这轮金融危机以来，投资银行（如高盛集团）可以承担对冲基金的风险，但存款可以获得FDIC保险，因此如果高风险交易出现问题，其可以获得美联储和财政部的保护。可见，小银行很难与之竞争。
如何才能改革系统以利于关系型银行？明斯基认为，关系型银行是非常建设性的，更加有利于促进良好的实践和公共目的。
明斯基认为中小银行盈利更多而且更加注重关系导向，它们对客户了解更多，因此能够在贷款审核方面做得更好。换句话说，允许垄断性TBTF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和大范围内崛起与发展是不应该的，至少是不合理的。正如许多人长期以来所争论的那样，相对小规模的银行才能实现规模经济。
然而，明斯基也承认，由于影子银行所带来的竞争，不管怎样银行都将失去部分市场份额。因此，鼓励大规模、少盈利的非关系导向银行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相反，明斯基的建议是，允许小型社区银行开展更多金融业务。我们可能会称之为“强化”银行，即允许小机构提供更多服务，反对促进几家拥有各种控股子公司的大银行的权力集中和分支机构扩张。
在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分析中，明斯基认为：
由于抵押贷款的打包方式，它可能以溢价出售一揽子抵押贷款，发起人和投资银行直接获得净收入，但对持有人无追索权。基础项目能否长期生存并不会使产品发起者和证券承销商的财富缩水。很明显在这样的包装融资中，贷款人和承销商的挑选和监管职能比较松懈，无法与发起人长期承担风险那样相比。[1]
——明斯基，1992b，p.22–23
从明斯基的观点中可以明显看出，当审核者面临长期风险时，贷款审批更加严格。21世纪初，资产证券化基本上消除了审核，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泡沫，并最终导致泡沫破裂。
为此，明斯基提出银行家要有怀疑精神：
我们每次去剧院，就进入了演员们共同营造的情境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21世纪初）的金融发展可以比作影院：发起人和投资组合经理打消了你对于融资项目的现金流来源的疑虑。本来应对金融结构持有怀疑态度的银行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资本发展并不顺利。金融分散可能是再引入必要的怀疑主义态度的方式。[2]
——明斯基，1992a，p.37
分散经营、支持规模较小的机构，再加上风险留存政策可以使机构回归定位为关系型银行。遗憾的是，近年来的大趋势仍是鼓励国内TBTF机构（全球化分支）集中运营。在总结部分，我们会解读明斯基关于支持分散运营的具体建议，即建立社区开发银行体系。
调整政府对银行流动性和偿债能力风险的保护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政府为受监管的银行提供了一个安全后盾，为影子银行提供了一个不牢固的安全网。对不太重要的银行活动减少政府保护是有益的。目前，政府为银行提供两类重要保护：流动性和偿付能力。
明斯基认为，“流动性不是资产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是在当下的、持续的经济状况下与时间相关的特征”[3]（1967，p.1）。有流动性的机构能够“完成付款承诺，这取决于它的正常经营活动将产生的现金和付款，以及它的资产转化为现金的环境（包括其以自身声誉借款的能力）”（明斯基，1967，p.2）。最后，“机构的流动性状况均依赖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表现”（明斯基，1967，p.2）。
由于银行自身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表现，银行可能面临流动性问题。此外，如果存在问题的机构非常重要，而且与其他机构相互关联，则该机构的特质风险可能传染到金融市场。如果风险尚未普遍蔓延，可以通过同业隔夜拆借市场（美国美联储基金市场）提供流动性。中央银行以隔夜拆借利率作为目标，任何隔夜拆借市场利率的压力都会导致央行的自动反应。
当私人市场不能以央行的目标利率满足流动性需求的时候，央行通过贴现窗口出借和购买资产（过去，美联储购买政府债券，但近年来它通过定量宽松已经购买了私人债务）以保持利率在目标范围内。在危机中，这可能需要一个庞大的借款规模，不仅是保持目标利率，而且也可以阻止挤兑。
明斯基一直提倡将贴现窗口延伸拓展至各类金融机构。如果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初对所有金融机构无限额地出借准备金，流动性危机可能会更快得以解决。因此，这种政府保护不应受到限制。在流动性面临枯竭时，政府必须无限制贷款以阻止挤兑。
中央银行限制准备金从而对银行施加控制的旧思路是错误的。在正常情况下，这会使央行无法实现目标利率。在危机时期，这会使危机趋于恶化。我们无法通过控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来影响银行行为。如果央行希望银行少贷款，就需要约束资产方，直接控制贷款的数量和质量（例如通过信用控制，限制贷款的增速或设定较低的首付款限制）。
综上所述，央行应该，也必须适应银行的流动性需求。然而，正如我们下面讨论的，央行应监督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现金流分析，并制定促进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政策。
第二种安全网是违约保护，这是更有问题的。存款保险保障特定类别的存款没有违约风险，现在美国的最高存款保障限额是25万美元。这是确保等价清算和支付系统安全和准确的必要条件。
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哪些类型的机构允许提供此类存款，或者保险存款可用于购买哪些资产。对此，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资产风险、资产期限，以及购买的资产类别是否满足公众目的，即下一章会讨论的经济资本发展。
风险资产可能使政府类保险公司如FDIC陷入困境，因为它必须偿付保险存款。如果存保机构处置了问题机构，则它只能收到很少的美元资产。在FDIC改革讨论中，明斯基明确“财政成本”不应该是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基于相同的理由也可得出如下结论，通过保险存款融资取得的资产风险不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如果美联储随时出借准备金，则资产期限不应再受关注。银行可以通过借入准备金满足存款提取需求，因此无须出售长期资产。
因此，限制金融机构通过保险存款实现融资的主要理念在于，政府具有促进公共目标实现的法定职责。银行应避免在使用保险存款为资产融资时存在违背公共目标的操作。
金融机构（银行和影子银行）其他的、未参加保险的债务怎么办？实践中，TBTF机构一直得到有效担保，而小规模机构的未投保债权人在机构破产的情况下会有损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大机构，但大机构不一定比小机构效率高。明斯基认为，这存在明显的问题，是不可取的。相反，应该处理陷入困境的机构，没有保险的债权人和股东应分担损失。
促进银行稳健的四项改革
我们分析了审慎的银行家行为。很显然，真实世界银行家已经远离了这个理想。我们如何改革银行监管制度，促进审慎的银行监管？在这一部分，我们研究明斯基的四个观点：改善审核、提高资本充足率（流行做法）、通过贴现窗口的广泛使用增加银行评估，以及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得到长期支持的一个观点）。
改善审核
银行基本上是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以流动性和（部分）偿付能力担保为其提供支持。银行以专业活动促进公共目标，他们比政府更胜任。
审核是银行业务的必要环节，银行评估借款人的信誉并与之建立关系，提高借款人还款意愿。然而，过去10年间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审核是多余的。这种观点逐渐流行。危机过后，金融机构发现信用等级、信用评分、信用违约互换保险并不能代替审核，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过程可被操纵，而且关系型银行的消除改变了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行为。这意味着之前的违约率变得无关紧要（信用评级机构发现该结论）。
如果银行没有做好贷前审核，那么政府没有理由选择它们作为合作伙伴。政府可以直接为符合公共利益的事情融资，这非常简单，如抵押贷款、学生贷款、国家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甚至小企业活动（商业房地产及营运资金支出）。换句话说，政府可以直接发放贷款，而不是支持私人银行发放贷款。
在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倾向于担保私人债务而非直接贷款。如果私人金融机构相比政府是更佳的审核者，则政府依赖担保而非直接提供贷款就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是，如果私人金融机构审核做得不好，则绕过担保而直接放贷更有意义。事实上，美国曾经有一次运动，要求政府收回对学生贷款的控制。当政府对存款和贷款（例如，抵押贷款和学生贷款）均提供担保时，除审核决定谁有足够资格获得山姆大叔的担保贷款外，银行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
如果某计划存在深刻的公共目的，支持政府直接贷款就有更加充分的理由，即便相对较高的违约率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美国高校的学生通常使用学生贷款来支付教育费用。不像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国民政府提供几乎免费的大学教育，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相对较少（除了研究资助）。因此，大学费用对很多学生来说超出其承受范围，学生必须举债并十分依赖联邦政府的担保贷款。如果大学教育非常重要，则无须私人机构的参与，仔细审核也不重要。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极具价值，其正面效应足以抵消高违约率造成的损失。（注意，联邦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相当强大的债务收集能力，通过美国国税局识别违约者未来的收入。）
增加资本充足率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资本充足率是监管银行信贷的一种合理方法。更高的资本充足率不仅使银行更安全，而且能限制其贷款。遗憾的是，按照明斯基的理念，这些理解存在问题。储贷机构危机后，实施了较高的资本充足率，相关规定纳入《巴塞尔协议》。但是，银行并没有减少资产投资，只是简单地将资产和负债从资产负债表转出，例如放入特殊目的载体（SPV）。
《巴塞尔协议》还使用了风险加权调整的资本充足率，鼓励银行持有风险较小的资产，它们可以获得较低的资本充足率。风险加权资本规定鼓励银行远离高风险的活动，但即使例外，较高的资本比率也足以承受损失。
然而，银行通过两种方式与金融体系博弈：既然风险权重按种类分类，银行可以持有每种资产所允许的最大风险头寸，并且银行与信贷评级机构合作构建MBS等资产，得到所需的风险权重。例如，从次级贷款和“骗子贷款”、Alt-A抵押贷款（介于优质抵押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二者之间）中剥离得到3A级分层（像主权债务一样安全）是比较容易的，其他85%~90%风险抵押贷款优于投资等级（据说很安全）。但在现实中，信用评级忽略或至少低估了风险。
最后，明斯基（1986）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有高资本比率必然降低股本回报率（和净值增长），因此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的安全性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它意味着银行赚得更少。[4]的确，较高的资本比率需要选择一个更高的风险/资产收益组合以实现股东目标收益率。如果监管者想要限制高风险贷款的增长速度，直接信用控制似乎更好。监管机构可以设定银行贷款（或总资产）的增长速度最高限制或阻止某些种类的贷款（例如，要求更高的首付款、更好的抵押品或更高抵押率）。
另外，当银行不想放贷时鼓励银行去做没有意义。过去，曾有观点称“你不可能推动绳子”，这很好描述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情况，不管政府如何努力鼓励银行放贷，银行都拒绝贷款。政府政策也不应该试图让银行做它们不想做的贷款！毕竟，如果银行是我们的审核者，如果它们的评估是没有好的贷款可做，那么我们就要相信它们的判断。在那种情况下，放贷并不是刺激总需求以让经济走向更充分就业的方式。相反，财政政策才是实现目标的方式。
通过贴现窗口检查银行
明斯基希望美联储对所有需要的机构出借准备金，原因之一在于，他想将私人机构纳入“银行体系”中，即成为美联储的债务人。作为债权人，美联储可以问银行家：“你将如何偿还我？”即你要去购买哪种有收益的资产？正如他论述的：
利用贴现窗口对银行提供贷款使美联储天生具有检查权。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放贷人，无论是对商业银行正常提供准备金，还是充当最后贷款人，均有权了解其资产负债表、收入和能力、银行与银行管理。这与普通银行有权掌握客户情况没有什么两样。[5]
——明斯基，1992c，p.10
美联储要求银行提供现金流证明，这是银行偿还贷款的基础。对中央银行而言，抵押贷款是很常见的做法，使用“折扣率”以支持某些种类的资产（例如，银行可能会按借国债的等面值借款，但抵押贷款可能只有75%——激励它们购买可用作抵押品的国债）。担保要求和折扣可以约束银行，影响它们购买的资产种类。
中央银行检查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风险行为，并随时了解事态发展。很明显，美联储在危机开始的2007年已出现错误，部分是因为它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提供储备，而不是在贴现窗口。迫使私人银行“进入银行体系”（即强迫它们直接从美联储借钱），就是给美联储对于私人银行活动更多的影响力。为此，明斯基反对美国财政部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提议，它想剥夺美联储对机构的监管和监督的一些责任。如果可能的话，明斯基希望提高美联储的作用，并且使用贴现窗口作为监督的一个重要工具。
明斯基反对旧的主流观点，即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定量配给储备来约束银行的活动。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反对货币主义关于应在公开市场业务中提供准备金的观点（央行创造准备金以购买资产，主要是国债）。由于该模式只是简单在隔夜拆借市场投放准备金（美联储基金市场），因此很少反映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如果需要准备金的银行必须单独去中央银行借款，并提交资产作为抵押，央行将知道它们有什么抵押品。明斯基指出，中央银行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债权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账簿。这并非是中央银行拒绝出借准备金，而是获得了解金融操作的窗口。
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
明斯基的观点与最近对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建立“超级”系统监管机构的讨论相关，他可能会支持那些希望增加美联储权力的提议者。事实上，在美国经历了几乎每一次重大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都“在失败中壮大”。也就是说，尽管美联储未能阻止危机，但其权力却在危机后增加。在1929年大崩溃和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多重点被放在中央银行对银行经营的宏观环境控制，而不是微观层面的银行监管。
对金融机构的传统监管方法是保护金融体系免受个别机构破产的影响，这种破产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出现萧条”的负面冲击。[6]当时的监管重点是防止个别银行因不称职或欺诈性的管理而破产，并因挤兑或者通过与其他银行相关的债务违约造成其他银行倒闭。然而明斯基强调，尽管“特定的银行因其自身的特殊属性”破产了，但这种风险不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除非整个系统是脆弱的。明斯基批评监管机构和银行监管者未能采取金融不稳定理论，他认为只考察单个银行的行为，而不分析宏观环境的不稳定性，将无法防范重大金融危机。
明斯基认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储贷机构危机冲击经济证实了其判断。可以确信，在那个时期银行检查是松懈的，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储贷机构已经免于大多数监管。不过，监管机构未能认识到许多宏观因素已经置金融体系于风险之中：沃克尔的高利率政策、美国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债务迅速增长、美国商业房地产泡沫和石油繁荣造成的地区住房泡沫。正如简·克雷格尔（2014）讨论的，这场危机催生了“风险为本的检查程序”，以确定个别银行的风险，并评估每家银行的风险管理措施。这种方法在国际上获得《巴塞尔协议》的采纳。
然而，根据明斯基的观点，“从头寸管理的角度，银行倒闭不是简单地因为不称职或腐败管理而产生的。破产主要是因为付款承诺的相互依存性和跨机构/跨单位的头寸交易”（坎贝尔和明斯基，1987，p.255）。一个单位的及时付款能力取决于债权人的支付能力，但这些债权人也依赖债务人的运营状况。
到2000年，事情更加复杂，使用“保险”——信贷违约互换来对冲风险变得普遍，其反过来取决于保险卖方的财务状况（交易对手风险）。一般而言，他没有损失准备金而是也购买同样的一种“保险”（再次，信用违约互换）对冲。当危机出现，人们发现美国国际集团负责了大部分“保险”。美国国际集团违约了，留下“山姆大叔”去承担损失。
因为这个原因，银行的微观审慎监管并不足够有效，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同样是重要的。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概念几乎成了监管界的口头禅。然而，正如克雷格尔（2014）认为，如果不是基于承认金融体系趋于不稳定的理论，即使宏观审慎监管也是不足的。
从20世纪70年代初明斯基就已经开发了可以被称为动态的宏观审慎监管，认为“金融机构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7]。有效监管必须“频繁重新评估并与不断变化的市场和金融结构相符”[8]。
随着时间推移，最初恰当的监管模式越来越不适宜：传统的监管结构变得不恰当，甚至变成错误的。制度变迁逐步造成金融机构无法抑制经济内在的不均衡性。
——明斯基，1994，p.4[9]
换句话说，监管机构和监管者需要动用手指测量整个金融系统的脉搏——不只是受监管的银行，也包括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并且，法规必须随着金融实践与时俱进。
但央行如何密切关注影子银行业的事态发展？毕竟，它几乎完全忽略了2006年以来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中什么是错误的。
明斯基认为，因为“如果中央银行想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就需要与银行、市场保持相关的业务、监督和检查关系”，而减少检查和监督的责任，会抑制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功能的能力。这是因为货币政策操作是受制于美联储关于如此操作对银行活动和市场稳定的效果的意见”（明斯基，1992，p.10）。美联储将更好地了解它监督和检查的银行。正如我们所讨论的，中央银行密切注视市场动向的一种方式就是令银行使用贴现窗口。至少对部分影子银行部门提供贴现窗口，也会让美联储了解银行业之外的活动。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总结明斯基的政策改革建议。
[1] Hyman P. Minsky, “The Capital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nandale-on-Hudson, 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72, January 1992b.
[2] Hyman P. Minsky, “Reconstituting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ial Structure:Some Fundamental Issues,” Annandale-on-Hudson, NY: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69, January 1992a.
[3] Hyman P. Minsky, “Suggestions for a Cash Flow Oriented Bank Examination,” Paper No. 175, Hyman P. Minsky Archive, Annandale-on Hudson,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1967.
[4] 银行持有的相对资产的资本越多，回报越低。同等条件下，利润率按营业收入除以净资产确定。
[5] 银行对资产持有的资本越多，资产收益率就越低，因为利润率是由资产收益率除以净资产决定的。
[6] Hyman P. Minsky, “Reconstituting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No. 18, Hyman P. Minsky Archive,Annandale-onHudson,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1992c,http://digitalcommons.bard.edu/hm_archive/18.
[7] C. Campbell and Hyman P. Minsky, “How to Get Off the Back of a Tiger, or, Do Initial Conditions Constrain Deposit Insurance Reform?”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ed.,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Bank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Chicago: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1987): 252–266.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Minsky’s views,see Jan A. Kregel, “Minsky and Dynamic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Annandale-on-Hudson, 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Public Policy Brief No. 131, 2014.
[8] Hyman P. Minsky,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Paper No. 443, Hyman P. Minsky Archive, Annandale-on-Hudson,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1994, p.6.
[9] C. Campbell and Hyman P. Minsky, “Getting Off the Back of the Tiger:The Deposit Insuranc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No. 121,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ashington University, February 1988, 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