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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贡献：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明斯基在他发表的作品中逐步建立了周期分析理论，周期似乎是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至关重要。这是对以IS-LM模型为代表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驳。[1]IS-LM是侧重数学模型、避开真实经济世界制度因素的纯理论分析。
尽管明斯基曾在哈佛大学师从阿尔文·汉森，但他却更偏爱芝加哥大学亨利·西蒙斯的制度分析。过于简化的哈佛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掩盖了LM曲线背后的金融；再加上，由于IS-LM模型只侧重关心唯一的均衡点，因此，它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动态发展变化并无分析。
基于上述原因，明斯基对乘数-加速数模型更感兴趣，该模型为爆炸式经济增长留下了可能性空间。承认不稳定的存在，同时给予不稳定性极大弹性。在不同前提假设下，GDP可以无限增长，也可以趋近于零。
明斯基知道现实经济世界是不稳定的，但同时也会受到制度因素制约。他将这些制度限制称作熔断机制。举例来说，在华尔街，如果股价在一天内下跌太多，股票交易会被叫停。另一个例子是当银行发生挤兑时，中央银行将会出借准备金，存款人得知有央行背书后会停止挤兑行为。前者是存在于私人部门的熔断机制，后者则是在市场“不理性”时通过政府干预保护银行。
意识到市场动力内在的制度制约，明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向乘数-加速数模型中增加了“制度上限和下限”因素，以此制约经济急剧增长和出现危机的极端状况出现。
20世纪90年代，明斯基在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最后一些论文中，最终又使用了这些模型。他在50年代著作中得到的结论，后来又多次在他论证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制度安排制约现代资本主义内生不稳定性时发挥出重要作用。明斯基注意到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稳定的一段时期，没有出现重大金融危机。他将此归功于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早期的一些制度安排。
其中，很多制度对金融系统形成制约。在美国，包括限制存款的利息支出的条例Q利率上限规定，保护存款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将商业银行与风险更大的投资银行区分开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此外，明斯基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后期实施的对抚养儿童的家庭补助视作重要的收入稳定器。他还指出工会（有部分政府支持来保护工人权益）的抗衡力量与最低工资法案能避免工资螺旋式下降，而工资的不断下降可能导致再一次大萧条。
最后，明斯基认为最重要的两大进步是不断加强大银行和大政府对经济稳定的作用。这些战后制度安排共同抑制了经济内在不稳定，尤其预防了下行风险。
明斯基在早期论述中还研究了金融创新，认为金融机构正常的逐利行为总是会持续不断地破坏监管当局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的努力。这也是他反对LM模型中关于货币供给固定假设（假定货币供应由中央银行控制）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央银行限制货币供给会诱发金融创新，从而使政策不能遵从某一增长率规则，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宣传了几十年的增长率规则。[2]这些金融创新也会促进流动性扩张，使金融系统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变得更为脆弱。如果中央银行以最后贷款人的方式进行市场干预，就是在确认这些创新有效，继而使这些新业务能够坚持下去。
基于以上原因，明斯基从未接受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政策应遵从统一规则的声张，例如说中央银行应该使货币供给保持固定增速。明斯基对此看法如下：“美联储制定政策的唯一准则是没有唯一准则。”[3]规则不可避免会改变行为，因而使规则变得不再适用。而政策必须不断适应变化。
明斯基在其1957年的首部重要论著[4]中研究了联邦基金市场的创立，揭示了该市场如何使银行体系节约准备金，从而使货币供应内生化，也就是说这类创新能够帮助银行规避中央银行控制信贷和货币创造的尝试。明斯基假设这类创新将逐渐增加系统脆弱性。然而，一旦金融危机发生，他认为中央银行将会担任最后贷款人来解决危机。
对金融系统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来自1966年的市政债券市场，第二次是1970年的商业票据挤兑。随后考验接踵而至，但每一次都被中央银行的果断行动化解了。因此，虽然战后早期金融体系呈现出“有条件的协调”——几乎没有私人债务，只有大量延续下来的联邦政府债券（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赤字），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将逐渐使制度性约束松绑。金融危机将变得更为频繁、严重，考验着金融当局阻止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能力。表面的稳定状态会促生不稳定。
换言之，这些有助于经济稳定的战后制度安排最终将引发更大的冒险行为。为私人部门“兜底”远比设置“天花板”控制过度投机来得容易。通过控制下行风险，政府其实在鼓励风险承担行为，这样的风险承担行为获利概率更大。金融机构将持续创新规避政府设置的每个“天花板”。
基于此，明斯基认为针对私人部门创新，经常改变监管措施至关重要。遗憾的是，战后政策措施正好相反：当机构寻找到规避制度规定的方法时，当局往往放松监管，接纳创新。
我们看到，这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1] 这是早期讨论的希克斯-汉森模型，该模型规范了保罗·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版本的凯恩斯理论。IS-LM模型是基于两个市场的平衡，IS市场（当投资等于储蓄时达到平衡）和LM市场（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还有第三个市场——债券市场，代表更普遍的金融资产。假设只有三个市场（投资和储蓄、货币以及债券），那当两个市场达到均衡时（IS和LM市场），第三个市场必然也是均衡的。这个模型有很多问题，最初是由约翰·希克斯在1937年提出的。J. R. Hicks,“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5, no. 2 (April 1937): 147–159. 之后他又推翻了该理论，John Hicks, “IS-LM:An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3, no. 2 (Winter 1980–1981):139–154，声称该模型不具连贯性。然而，该模型仍被用于经济学课程讲授，以及真实政策制定参考。该模型较现代的版本是货币共识，用利率确定货币政策曲线取代LM曲线（遵循泰勒规则）。我们不会细究模型间的差别，因为即使对模型不甚熟悉，也不影响后文的讨论。
[2] 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能够而且应该维持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例如，每年4%。这个提议基于他对货币数量论的改良，也就是著名等式：MV=PQ。这里M是指货币供应，V是指货币流通速度，P是指总物价指数，Q是指真实产出。弗里德曼假设V相对稳定，Q根据真实经济产出相对稳定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增长量决定了P的增长，即通货膨胀增长率。因此，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增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通货膨胀。
[3] Hyman P. Minsky, “A Theory of Systemic Fragility,” in E. I. Altman and A.W. Sametz, eds., Financial Crises (New York: Wiley,1977): 138–152.
[4] Hyman P. Minsky, “Central Banking and Money Market Chang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1, no, 2 (May 1957):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