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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投资战略是否能拉动经济增长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推动了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方针。战后一段时期，除国防开支外，“政府使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是减税或钻法律漏洞，目的是将资源转移到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层面”（明斯基，1971，p.15）。这些以促进完全就业为目标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主要依靠有利的商业环境刺激投资支出，即通过乘数效应引导消费。采用加速折旧、投资税收减免等各种税收刺激政策，是战后投资战略的一个普遍特征。与此同时，决策者还试图使用收益固定的政府订单，如涉及国防、交通和房屋建筑业的特许合同，来提高资本收入的稳定性。
然而，明斯基（1973）[1]对此持有异议，并声称高投资战略至少存在四个问题。首先，将收入转化为资本的税收刺激政策加大了普通工人与投资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鼓励投资政策使后者获益。其次，高资本收益引发富人的奢侈消费以及不富裕群体的效仿性消费，制造潜在需求拉动型通胀，更不必说中低收入阶层中的“卡戴珊”追随者进行的攀比型负债消费。再次，涉及尖端高科技产业的政府采购合同需要大量熟练高工资劳动力，加大了劳动力内部的收入不均。最后，通过锁定资本收益的规模和担保风险，税收减免计划能够增加商业信心和债务型融资，同时借款人的安全边际下降。由此，私人投资战略可能引发债务型投资繁荣，从而损害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如前文所述，明斯基早先声称由于相对于潜在商业收益的还本付息成本上升，私人部门扩张往往伴随着私人负债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加。相反，公共部门支出带来的经济扩张能够提供安全资产（预算赤字时发行的政府债券），从而稳固经济。
鉴于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繁荣时期（私人部门借贷主导的经济扩张伴随着巨额联邦预算盈余）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上述分析颇具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正是1996—2006年10年间不断升级的举债消费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经济崩溃。事实上，如果不能认识到为购买住房和满足消费欲望而进行的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
总而言之，战后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依靠私人投资战略促进私人部门支出和经济增长。以至于在“向贫困宣战”初期，约翰逊政府依旧偏好私人部门支出战略，在1964年和随后两年依次通过了若干减税政策。通过鼓励私人部门支出（尤其是投资），决策者旨在刺激总收入增长。
但是这些战略对于中低收入劳动者（如工人）的境况没有任何改善作用，其实际收入在1965—1970年间下降了2.5%（明斯基，1971）。之后情况更加不利，蓝领工人的工资在1970年后的10年间停滞不前。另外，私人投资战略还易于扩大收入差距、引发通胀、削弱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即使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推动战后经济增长方面颇有成效，暂时降低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常被称为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的失业率，但决策者们仍旧不明白的是，“虽然政策能够拯救疲软经济使其达到持续充分就业水平，但是却无法长久维持这个状态”（明斯基，1971，p.28）。尽管需求刺激或许能够使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状态，情况却无法持续，因为这种做法会鼓励冒险投机行为，增加金融脆弱性并引发通胀。
只要决策者继续选择私人投资战略，与贫困的斗争就不会取得长足发展。更确切地讲，明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战略必须诉诸一种“应变”经济政策模式，即首先刺激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直至通胀上升，然后转向紧缩性政策抑制经济增长以稳定通胀。因此，尽管失业率在经济繁荣时有所下降，但衰退期将会反弹。
与此同时，金融脆弱性呈上升趋势，周期性金融危机对整个系统持续造成压力。即使政府出面干预对抗危机，也不过是鼓励更多的冒险行为。换句话说，这种政策战略易于制造通胀和增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
[1] Hyman P. Minsky,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Polic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09 (September 1973): 9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