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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泡沫、温和增长与政府预算
自20世纪80年代起，金融部门相比非金融部门（制造业、农业和非金融服务业，包括政府）增长得更快。直至全球金融危机前，金融部门占美国国内增加值的20%以及40%的公司利润。独立来看，这是自发性增长，也会因为高薪酬而产生不平等。精英大学中半数毕业生在金融部门就业，因为金融部门的回报明显高于其他部门。[1]高职位的薪酬更是激增。
这一现象在克林顿总统时期更加明显，工人收入增长滞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而金融部门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经济复苏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实际上，经济增长是足够强劲的，高层收入的提高也推动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快速增加。
在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内，联邦政府预算自20世纪20年代首次实现明显盈余。尽管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好事，并对政府预算盈余能至少持续15年、能偿还所有联邦债务的规划持赞扬态度，但是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盈余是短暂的，繁荣时期会结束，随后会出现深度衰退。[2]
原因如下。韦恩·戈德利在利维经济研究所基于核算恒等式开创了宏观分析的“三部门均衡法”，即国内私人部门、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的余额总和必须为零。尽管其中任一部门可能会盈余，但至少有一个部门应该为赤字。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部门盈余大约为GDP的2.5%，国外结存约为GDP的4%（意味着美国为贸易逆差，世界其他国家为盈余）。按照恒等原则，美国私人部门赤字约为GDP的6.5%（等于前两者之和）。换言之，私人部门每取得100美元收入却花费了106.5美元。每年私人部门的支出超过收入，债务负担日益加重。
这是货币经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受托管的金融资产的增长等于某些人金融债务的增长。（对于每种金融资产，必然有等价的金融债务。）在利维经济研究所，我们相信私人部门债务负担太大，会导致借款和开支减少。随后经济会滑入衰退。这又进而导致失业，并造成某些债务出现违约。我们认为这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在2000年初，危机似乎就出现了，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严重。互联网泡沫破裂，股市下挫。私人部门紧缩开支，支出低于收入，而克林顿的预算盈余也变为赤字。正如我们预期的，随着预算赤字不断扩大，美联储降低利率以应对危机。
随后一些振奋人心的事情出现了：美国消费者重新开始借款，甚至比克林顿繁荣时期的借款力度更大。很多人借款是为了购买房屋或者通过“套现股权融资”（对房屋进行第二次抵押）购买大宗消费品。
也就是说，美国房地产进入繁荣时期。从1996年到2006年，美国家庭支出超过收入，只有在2000年衰退时例外。这种情况之前从未出现过。[3]这与货币管理者的帮助和怂恿不无关系，造成房屋所有者大量持有高风险的住房抵押贷款债务，这种债务随后经过证券化被销售，成为货币管理者的投资组合。
至2007年，美国总债务占GDP的比率达到500%的历史峰值，即只有1美元的收入，却有5美元的债务。[4]尽管刚进入21世纪时，外界讨论主要关注政府债务比例，但家庭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和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均更大。
非金融企业债务尽管规模大但实际上问题并不严重，因为这类负债主要是资本设备的长期融资所形成的——2000年后，美国非金融企业实质上并不大量借款。显然，家庭债务是个大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过去5年后，家庭债务依旧令消费者感到沉重，经济复苏变得缓慢。
然而罕见的、长期被忽视的一个大问题是金融部门的负债水平增加，前所未有达到GDP的125%。下一章我们会讨论，这是经济“金融化”的一个表现。随着金融机构对另一金融机构发行负债以购买各种深奥的、危险的高风险资产，金融机构的债务越滚越大，它们购买的资产包括垃圾债券，还有品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这不亚于赌博。
克林顿执政时期形成的最大政治问题是，我们吸收借鉴了错误的经验。克林顿政府和很多民主党人士依旧相信，预算盈余对于经济有益；实际上，他们认为温和增长是政府预算盈余的结果，而2000年经济衰退后布什政府赤字恰恰说明预算管理不当。当全球金融危机最终重创经济时，他们与共和党一起保证财政预算稳定，因为他们相信预算赤字过大是危险的。
当经济减缓令税收收入自2008年起开始降低后，新一届奥巴马政府发现预算赤字剧增到GDP的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值。这种扩张使外界对赤字更加担心，恰当规模的财政激励举措也很难获得支持。[5]因此，经济无法强劲复苏。
我们应该吸收借鉴的正确经验是利维经济研究所所宣扬的，基于明斯基和戈德利的观点：克林顿时期的政府盈余是危险的，因为这暗示着私人部门面临无法维系的赤字。经济增长是因为受到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刺激，这种增长模式要求私人部门债务不断增加。一旦私人债务过多，消费者停止借款，泡沫最终就会破裂。
不断增加的大政府预算赤字不会带来危险，而是阻止全球金融危机恶化演变成为另一场大萧条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必须加大财政刺激以积极推动经济复苏。但是这不会发生，因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吸取的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错误经验。当年强劲的经济增长推动税收收入提高，并导致不可持续的大量预算盈余。盈余之所以不可持续是因为这要求私人部门赤字，给私人部门带来过度负债。
[1] An NPR report, “Stopping the ‘Brain Drain’ of the U.S. Economy,”is here: http://www.scpr.org/news/2012/02/06/31135/stopping-the-braindrain-of-the-us-economy/.
[2] 参见：L. Randall Wray, “Surplus Mania: A Reality Check,” Policy Notes,1999/3, Annandale-on-Hudson,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ynne Godley and L. Randall Wray, “Can Goldilocks Survive?” Policy Notes,1999/4, Annandale-on-Hudson, 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and Wynne Godley and L. Randall Wray, “Is Goldilocks Doomed?”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4, no. 1 (March 2000): 201–206。
[3] 然而，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实现财政盈余，而美国家庭发现他们能通过借款来为消费融资（如购买电器，在当时是技术创新）。1930年，经济快速陷入不景气，政府预算也重新变成赤字，家庭停止借款。大萧条来了。很有趣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是联邦政府在克林顿执政前最后一次实现预算盈余，而这一幕似曾相识。
[4] 债务数据包括所有的债务，如政府、家庭、私有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债务。相比之下，在“大崩盘”之前的相关可比数据仅达到300%，却导致了大萧条。因此这次的债务比率相对更高。
[5] 参见：叶娃·涅尔西相与本书作者对于实证研究的批判，低于一定阈值的政府债务比率会降低经济增速。“Does Excessive Sovereign Debt Really Hurt Growth? A Critique o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by Reinhart and Rogoff,” Annandale-on-Hudson,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603, June 2010, http://www.levyinstitute.org/pubs/wp_603.pdf. 该研究基于缺陷理论及实证分析的错误: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Challenge, 54, no. 1(January–February 2011):11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