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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稳定、安全和民主的制度设计
后来，在利维经济研究所，明斯基继续他的政策研究工作，倡导设计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动态发展的，有很多种形式，而且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已经不再适合货币经理资本主义。
此阶段的资本主义已经见证了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在美国之外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主张抛弃新政和“凯恩斯时代”政策留下的东西。从金融机构监管到提供退休工资，每件事情都受到了主张私有化者的攻击。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终止了我们所知的所有福利”，用终生限额代替临时救助。虽然明斯基对福利制度不关注，但克林顿只提供了大棒，而没有胡萝卜——他拿走了“权利”，但没有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宁愿依靠自由市场为他们提供。
然而，明斯基认为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很危险的，尤其是资本主义这个阶段。讽刺的是，在战后初期，私人债务水平很低，私人投资组合中全是政府债券，对1929年大萧条的恐惧导致其行为谨慎，“看不见的手”不能造成太大的损失。然而现在，私人债务率非常高，在贪婪胜过恐惧的环境中经过几十年的杠杆过程后，“看不见的手”助推了日益高涨的冒险行为。
因此，20世纪90年代明斯基提出的政策建议旨在减少不安全因素、促进稳定，并鼓励民主。他继续支持创造就业机会，以及促进工资和儿童津贴更加平等的政策。明斯基与其他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一起推动克林顿总统通过了一项计划，即建立小型社区发展银行体系。在此之前，他的有关建议已经被克林顿政府采纳（明显受明斯基建议影响），即对金融服务空白地区扩大服务范围。
明斯基担心超级银行的趋势“很可能使得金融体系最脆弱的部分，巨头银行继续扩张。这不是因为它们高效，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利用其庞大的资产规模和现金流的影响，给地方银行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的制度框架不能完全杜绝掠夺性定价和占领市场”（明斯基，1992a，p.12）。而且，由于贷款规模取决于资本金，大银行对“大交易”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小银行只能服务小客户：“一个拥有10亿美元额度[1]的银行，其资本金很可能只有8000万美元。那么它将最高有800万美元至120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在美国，这意味着这些银行的普通客户是一个社区或小型企业：这样的银行是支持小企业发展的机构。”（明斯基，1992a，p.12）
社区发展银行建议
明斯基主张政府建立并支持小型社区开发银行。[2]简单地说，他认为国家和社区的资本发展需要广泛的金融服务来支持。然而，许多社区、低收入消费者以及更小或者刚开业的企业都无法有效获取这些服务。[3]
譬如，在很多地区，支票兑换网点和典当行远比银行办事网点的数量多。许多家庭甚至没有支票账户。小企业通常借助信用卡融资。这些都是成本较高的替代方案。
因此，明斯基的建议是建立一个小社区发展银行网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针对服务不足社区的全能银行[4]）：
1.具有支票兑现和清算，以及信用卡和借记卡功能的支付体系；
2.保证储户储蓄和交易账户安全；
3.提供住房贷款、消费贷款和学生贷款等家庭融资服务；
4.提供贷款、发放工资和咨询等商业性银行服务；
5.提供投资银行服务，为企业根据资产结构设计合理的负债结构并提供负债管理；
6.对家庭提供资产管理和咨询服务。
——明斯基等，1993，pp.10–11
社区银行所提供的服务与前面章节所讨论的金融机构基本职能相似。因此，关于社区银行的建议实际上是对金融体系基本改革提供了概览。
这些机构将继续保持小规模、本地化以及营利性运作。它们可能采取公私合作模式。与此同时，还需要设立社区发展联邦银行，对社区银行提供股本金，并具有批准设立与监管职能。每个社区银行应该具有银行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我们举例如下，社区银行应该涵盖：
1.提供支付服务的小型银行；
2.提供企业贷款和家庭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
3.帮助企业处理股权事宜和长期债务的投资银行；
4.作为受托人提供融资咨询的信托银行。
正如前面所述，克林顿总统确实通过并签署了一项建立社区银行的法案，但其规模和范围远不及明斯基所倡议的。
影子银行改革
金融体系改革需要解决货币经理资本主义的“影子银行”问题。明斯基特别关注养老基金，因为他认为养老基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杠杆收购（LBO）[5]泡沫（以及破裂）；同样，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养老基金推动了21世纪中期大宗商品的繁荣和萧条。可以肯定，这只是一种货币基金，但它受政府保护和支持，不仅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而且还通过养老福利担保公司[6]获得了准政府的支持。
因此，这是另一种以服务大众为目的的公私合作关系。明斯基质疑的是“养老基金的作用应该因开放式的个人退休账户（IRAs）而受压制吗？（对缴纳不设置限额，提取无罚金但要征税，利率和股息收益不征税，支出时除外）”（明斯基，1992a，p.35）。他赞成促进IRAs的政策，以与养老基金竞争并减少它们的影响。
他还倡议功能监管而非机构监管。换句话说，如果银行提供某金融产品受到监管，那么影子银行提供该产品时，也应受到监管。比如任何类型金融机构发起抵押贷款都应与银行和储蓄机构发起抵押贷款一样受到监管。这种方式下，机构成本类似，但降低了“竞次”动机。
缩减金融业规模以解决失业、不平等和不安全问题
如果按照明斯基关于失业、贫困、不平等和不安全的观点，他肯定会对近期金融部门的发展趋势感到震惊。
首先，工资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而总资本收入比重（也就是利润份额）有所增加。很多人认为，工资停滞导致了过去30年间家庭债务的增长，家庭债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速增长。
利维经济研究所很多学者指出，自1996年明斯基去世以来，私人部门空前巨大、连年的赤字是不可持续的。家庭债务高筑的部分原因是国民收入中工资部分明显降低，但很多家庭仍努力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这种变化令华尔街的“1%”人群受益。
根据帕夫林娜·切尔内瓦的一项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复苏95%的收益流入收入分配最高的1%的那一部分人。[7]另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收入最高的千分之一的人口现在占有五分之一的财富总量。[8]
另一个问题是，利润分配向金融部门倾斜。在危机前，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简称FIRE部门）[9]，总共占有全部企业利润的40%，目前金融部门的比重也恢复到这个水平。相对应地，该份额直到20世纪70年代是10%~15%，直到20世纪90年代是20%。然而，FIRE部门的增加值也在提高，从战后早期的约12%上升到目前的近20%，直到21世纪初出现泡沫时其利润比重是其增加值比重的2倍。
因此，经济的资本发展受到三个相互关联问题的阻碍：利润比重太高，而工资比重太低，这抑制了需求，引发了失业；金融部门所占GDP的比重太大，是增加值的20%，增加了不稳定性；金融部门分配给自己的利润份额过高。
缩小金融业规模是必要的，可以确保经济的资本发展良好运行。40%的企业利润流入金融部门，不仅使其他部门的利润太少，而且它鼓励金融部门而不是实体经济的企业家努力和创新。很多这种过度金融化主要集中在“大而不能倒”的机构，需要考虑监管并将其拆分，或者要求其在失去银行牌照和缩小规模之间进行选择。
促进成功的21世纪资本主义的政策
明斯基在最新的论文中说：“我们目前的困难，不仅需要我们考虑如何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成功，而且要考虑成功的21世纪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先决条件。”[10]他接着快速回顾了他的阶段方法，描述了战后“家长式”资本主义的特点，包括：
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维持盈利：美联储的低利率以及干预政策，不受金本位制约；银行和储蓄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暂时的国家投资银行（重建金融公司），向交通、工业和金融业注入政府资本；以及旨在解决部门问题而成立的专业组织进行干预（比如在住房和农业部门）。
——明斯基和惠伦，1996，p.3
战后初期，大家对大萧条的记忆犹存，因此人们：
负债格外谨慎。但当经济持续表现良好之后，负债的安全边际下降，经济实体从内部融资转为依赖举债，并通过负债收购现有资产。因此，一度稳健的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
——明斯基和惠伦，1996，p.4
货币经理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了家长式资本主义的阶段，削弱了这些提供安全性的机构。
当人们认为，迅速发展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的其他结构性变化带来了压力，毫不奇怪，经济不安全问题已经十分普遍。随着家长式金融结构的结束，企业的家长主义也在消退。在整个部门的购并过程时，在公司董事会需要慢慢削减开支，寻找成本较小的投资方案时，各个层级的员工均面临风险。
——明斯基和惠伦，1996，pp.5–6
许多家庭无法从经济复苏中前瞻性地识别衰退。尽管目前收益明显，生产率也有提高，但是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总结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无论经济是否已经复苏，20世纪90年代随处可见裁员、工作日延长、白领受冲击以及较为有限的新就业机会”。
——明斯基和惠伦，1996，p.8
摆在当前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任务是不要忘记过去的宝贵经验教训，迎接即将到来的千年挑战，这些教训主要包括：（1）资本主义有多种形式；（2）通过公共政策设立的机构，对决定资本主义形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自由放任政策不可能从本质上避免经济灾难。
——明斯基和惠伦，1996，p.8
明斯基认为，未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敌对的、不文明的“堡垒”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乐观的、人性化的“共享繁荣”的资本主义。很明显，他去世后，我们追求的是前者。这是一条通向灾难之路，因为正如明斯基所说，“只有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人们对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容忍有限度时，资本主义才能成功”（明斯基和惠伦，1996，p.9）。今后的任务是减少不安全因素，同时确保“开放和民主社会的文明标准”（明斯基和惠伦，1996，p.10）。这些目标相辅相成。
短期内，社会可以选择追求“高业绩”的增长路径还是“低工资”路径。前者如统一后的德国，虽然这远未达到完善（欧元区其他国家提高工资水平时，德国维持工资水平不变，使得德国成为低价生产商；中国在很多方面也是如此。虽然也是不够完善，因为中国刚成为低工资竞争者，而且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城乡生活水平的不平等）。而低工资路径则被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连发达国家美国也采用了该模式。
该路径对于任何人口大国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从许多方面来评估，美国很快落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后面，它的公共基础设施绝对达不到发达国家标准。它拒绝提供低成本而普及的卫生保健和大学教育（目前几乎是发达国家最低的学校教育水平）。其退休保障制度无法满足日益老龄化社会的要求，大部分工人没有明显的个人金融储蓄，而且其社会保障机制持续被私有化支持者攻击，他们期望把社会保障交给华尔街管理。
明斯基也不断地哀叹美国“公共消费”的状态。作为意大利贝加莫的临时居民，明斯基喜欢在晚上散步（漫步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和广场），而贫困的美国人只能选择乏味的商场（很多已经倒闭和关门）。这也许有点意大利式的盲目乐观，自欧元危机以来，那里的生活水平已经下降。任何一个去过欧洲（甚至英国！）的人都明白明斯基的意思。[11]
[1] 10亿美元资产听起来很多，但以现在的标准只是一个小银行。请记住，美国有很多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的银行。
[2] Hyman P. Minsky, Dimitri B. Papadimitriou, Ronnie J. Phillips,and L. Randall Wray, “Community Development Banking: A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Nationwide System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Banks,”Public Policy Brief No. 3, Annandale-on-Hudson,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1993.
[3] 据纽约时报报道：“很多低收入人群没有银行账户（没有享受到金融机构的服务），几乎背负着昂贵的费用活着。正如2010年圣路易斯联储指出的，没有银行账户的消费者花费了政府福利支票的2.5%~3%和工资支票的4%~5%，仅仅是兑现这些支票。其他的钱用来购买汇票以支付每月的例行支出。如果考虑每两周兑换一次工资支票和每月购买六张汇票的成本，一个净收入2万美元的家庭每年支付的替代费用是1200美元，大大高于每月支票账户的费用。”Charles M. Blow, “How Expensive It Is to Be Poor,”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 2015,http://www.nytimes.com/2015/01/19/opinion/charlesblow-how-expensive-it-is-to-be-poor.html?hp&action=click&pgtype=Homepage&module=c-column-top-span-region®ion=c-column-topspan-region&WT.nav=c-column-top-span-region.
[4] 全能银行模式一般是指有一些大银行，提供全方位服务；在明斯基写书的时候，德国银行业体系比较接近全能银行模式，美国仍有一些分割。然而，他所提议的是，只有小的CDB才允许成为全能银行；大型金融机构仍按照功能进行划分。但是，明斯基去世后，美国的发展方向相反——废除了要求分业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5] 杠杆收购往往是被金融家进行的恶意收购，如迈克尔·米尔肯，他把目标瞄向债务很少的公司。收购采用有风险的债务融资，留下收购目标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和高额利息支出。金融家拿着费用收入离开。虽然米尔肯因诈骗被判入狱，但杠杆收购仍与我们同在。事实上，21世纪初的杠杆收购热潮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相形见绌。
[6] Yeva Nersisyan and L. Randall Wray, “The Trouble with Pensions,”Levy Public Policy Brief, No. 109, March 2010. See also Y. Nersisyan and L. R. Wray,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Financialization,Concentration, and the Shift to Shadow Banking,”in Minsky, Crisis and Development, D. Tavasci and J. Toporowski,eds.(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32–49,for a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long-term transformation to money manager capitalism.
[7] 参见: Pavlina Tcherneva, “Growth for Whom?” One-Pager No. 47,October 2014, http://www.lev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growth-for-whom。
[8] Scott Bixby, “This Terrifying Chart Shows the Unstoppable Rise of the 0.1%”, News.Mic, January 3, 2015, http://mic.com/articles /107622/thisterrifying-chart-shows-the-unstoppable-rise-of-the-point-one-percent.
[9] 在当前经济中，这些业务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称之为“金融部门”。奥巴马医改后，我们几乎囊括了所有医疗保健行业，因为这个行业也已经彻底被“金融化”了。
[10] Hyman P. Minsky and Charles J. Whalen,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 Prerequisites for Successful Capitalism,”Levy Working Paper No. 165, May 1996.
[11] 对美国人短视的有趣生动的描述，参见：“Is This Country Crazy?Inquiring Minds Elsewhere Want to Know,”by Ann Jones, TomDispatch,January 11, 2015, http://www.tom dispatch.com/blog/175941/tomgram%3A_ann_ jones%2C_answering_for_america/。约只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护照，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比那些富有的国家落后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