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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贫困宣战”
他的理由是如果工作岗位的供给量并未增加，仅仅依靠提供职业培训提升贫困人群的“就业能力”，不过是对失业和贫困的再分配。与任何接受过良好培训的劳动者相比，不熟练工人注定会失业。明斯基并不是反对教育和培训本身，而是阐述一个理念：如果要降低失业率和贫困率，我们必须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如今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深陷贫困泥潭，甚至超越了“向贫困宣战”前的水平，且贫困人群高度集中于抚养子女的家庭。事实上，除却高龄群体的特例，老年人贫困率下降归功于《社会保障法》，而不是受益于“向贫困宣战”，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贫困率几乎从未改变过。如果以该标准衡量“向贫困宣战”的成败，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明斯基是正确的，它并未使贫困人群真正脱离困境。
此外，我们必须记得不只是里根总统曾经试图结束对穷人的“施舍”，虽然他曾不公平地将他们描述为开着凯迪拉克的“福利皇后”。[3]最终，是克林顿总统中止了“众所周知的社会福利”，迫使国会取消了对抚养子女家庭的救助。他认为我们应当转变对贫困群体的看法，不再将他们视为依赖政府施舍的不劳而获者，而是将其视为需要帮助的劳动者。
因此，克林顿的福利改革包含了年龄限制条件和有力的工作激励。从某些角度来看，他关于减少福利依赖的观点与明斯基的颇为相似。但与明斯基的“最后雇主计划”明显不同的是，克林顿的提议并不包括提供就业机会。根据他的观点，当经济增长势头足够强劲时工作岗位将会自动涌现。
事实上这正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采取的策略，也是多年来正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4]向历届总统提供的政策建议。［“向贫困宣战”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建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CEA）——最初由凯恩斯主义主导。］
“凯恩斯主义”政策通常依靠提高总需求来刺激私人部门就业，这完全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前提下劳动力需求扩张能够带动穷人“水涨船高”[5]的假设之上。具体构想是通过“向贫困宣战”提高有劳动能力者的工作技能使其完全适应生产活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再以福利和食品券的形式接济无劳动能力者以及无劳动意愿或不适宜参加劳动的群体。最终仍必须依靠私人部门向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提供工作岗位。
然而，失业率自20世纪60年代后一直呈上升态势，长期失业越来越集中于劳动力弱势群体，贫困率呈现刚性，70年代初以来大量劳动者实际工资下降，劳动力市场与居民区逐渐分隔，富人建立起封闭的社区，穷人则被遗忘在摇摇欲坠的城市中心。
也就是说，“向贫困宣战”不仅在消除贫困的道路上遇挫，甚至未能实现向有需求的劳动力提供持续稳定工作的基本目标。
明斯基预见了这些。他断言“向贫困宣战”的经济理论基础误解了贫困的本质。从一开始明斯基就意识到，依靠经济增长和供给政策（提升劳动力素质，提供适当工作激励）来消除贫困的构想是虚无缥缈的。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从某种程度上对富人更加有利，只能加大贫富差距，且工作本身并不会产生“涓滴效应”，至少在战后一般经济增长水平下难以发生。[6]而且早期能成功减少贫困，与社会福利体系覆盖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有关，而与经济增速变快或“向贫困宣战”计划并无直接联系。这也是65岁以下群体的贫困率没有任何变化的原因。[7]
[1] 本小节借鉴了斯特凡妮·贝尔和L.兰德尔·雷的“向贫困宣战的40年后”（The War on Poverty after 40 Years），June 2004,利维经济研究所公共简报No. 78, http://www.lev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the-war-onpoverty-after-40-years。
[2] Hyman P. Minsky, “The Role of Employment Policy,” in Poverty in America, Margaret S. Gordon, ed.
[3] 引自乔希·莱温，他曾试图探索里根总统在1976年竞选演说中频繁引用的故事根源：“据大量新闻报道，里根引用的芝加哥‘福利皇后’原型是虚构出来的。”结果证明在芝加哥确实存在一位可能是故事原型的女性琳达·泰勒，但事实本身却比里根描述的复杂得多。参见：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history/2013/12/linda_taylor_welfare_queen_ronald_reagan_made_her_a_notorious_american_villain.html。20年后，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签署了一份中止联邦政府对穷人进行现金援助并将福利计划移交各州的法案，由此“结束了众所周知的社会福利”。参见：Barbara Vobejda, “Clinton Signs Welfare Bill amid Division,”Washington Post, August 23, 1996, p. A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politics/special/welfare/stories/wf082396.htm。
[4] 正统凯恩斯学派虽采用了凯恩斯的部分观点，却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内容“移植”了进来，具体可参考前文相关论述。
[5] 常用的隐喻为“水涨船高”。相关评论文章可参见Marc-Andre Pigeon and L. Randall Wray,“Can a Rising Tide Raise All Boats? Evidence from the Clinton-Era Expan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34, no. 4 (2000): 811–845。
[6] 帕夫林娜·切尔内瓦已经证明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复苏的利益总是不均衡流向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群体，且这种不公平现象随着每次经济复苏而日益加剧。在最近一次复苏中，全部经济收益的116%流入了前10%的群体。参见：Pavlina R. Tcherneva, “Growth for Whom?”One-Pager, No. 47, Annandale-on-Hudson,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October 6, 2014, http://www.levyinstitute.org/pubs/op_47.pdf。
[7] 非裔美国人口的贫困率确实有所下降，但在“向贫困宣战”之前就已经呈下行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南方人口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向北方进行了大迁移以及民权立法运动降低了种族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