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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凯恩斯的政策革命
凯恩斯长期以来反对自由放任政策，在1926年曾撰写了题为“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的小册子。[1]他除了反对那些声称“无形之手”能引导利己主义个人行为符合公众利益的人，还认为这些个体未必清楚了解他们的利益。
他进一步指出，自由放任的观点从未真正被经济学家所接受。倒不如说这观点是空想家所接受的。当然，在1926年的小册子中，凯恩斯没有对自由放任的教条主义观点提出强有力的抨击。他在10年后才提出有效需求理论。直至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才清楚阐述为何无形之手会失效，以及为何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凯恩斯对于战后经济政策的影响至少与其对理论的影响同样重要，但是对于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究竟有多少植根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点是存在质疑的。尽管如此，凯恩斯著作对于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于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对于发展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是不能被否认的。
如果我们认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传达的中心思想是，不能期望企业家的生产决策能实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则明显的应对政策是政府提高产量，使其超过市场力所决定的基础水平。遗憾的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最终被过度简单解读成“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和“微调”，以确保总需求能恰好实现充分就业。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经过尝试但失败了。[2]
实践中，战后政策通常包含了推动储蓄与投资两种模式。第一种推动储蓄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凯恩斯的观点，这是基于新古典放贷理论观点，即储蓄为投资提供融资；而第二种推动投资的政策是基于开支乘数观点，[3]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凯恩斯对均衡产出水平的解释，但其依赖过度简化的关于企业家预期的观点，而忽视了重要的稳定性问题。明斯基有大量充足理由驳斥上述政策。
投资提振效应
第一，没有理由让我们相信，投资的需求（乘数）效应能足够吸收投资的供给效应所带来的额外产能。从阿尔文·汉森的经济停滞论文（现代资本主义易于因投资机会匮乏而导致经济停滞），[4]到哈罗德·瓦特与约翰·沃克等开展大量相关研究表明，要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速需要政府部门相较私人部门不断加大投资，以便确保总需求能充分吸收新的产能。
不均衡的问题
第二，试图刺激私人投资以维持充分就业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这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均衡并因此降低社会的消费倾向——这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24章所讨论的问题。此外，高投资策略更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造成收入分配向高收入、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倾斜。这些效应随后会详细分析。
部门平衡问题
第三，明斯基在早期研究中所隐含使用，并被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同事韦恩·戈德利推动发展的部门平衡方法通过支出增长来分析财务平衡。[5]后面我们会看到，戈德利基于宏观经济分类建立了这一方法，而经济分类要求国内私人部门、国内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的收支余额总数必须等于零。尽管任何一个部门都可能面临赤字或盈余，但必须至少有一个部门是盈余。
一般而言，国内私人部门（公司和家庭）应该为盈余（支出少于收入）以便积累储蓄和财富。但这意味着要么一国政府必须为预算赤字，要么必须为经常账户盈余（如出口大于进口）。
明斯基认为，私人部门赤字支出的扩张（公司借款为投资超过内部收入流的部分进行融资）意味着私人债务增长可能快于收入。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1996年之后10年间的现实写照，助长了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私人部门过度负债。这是明斯基驳斥“凯恩斯主义”主流观点的另一个原因，“凯恩斯主义”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投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金融不稳定
第四，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得到相关关注。在投资带来经济繁荣的过程中，私人公司获取流动性（借款更多以便能通过举债获得收入流，而安全资产对负债的比率下降），带来日益脆弱的金融头寸。
综合金融不稳定假说和戈德利的部门均衡方法，很显然政府预算在经济降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收入的快速增长会使政府预算趋于平衡甚至达到盈余。最常被忽视的政府部门盈余的另一个效应是私人部门赤字（在国外部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因此政府预算的“改善”意味着从经济部门分类看，非政府部门的收支均衡变得更加不稳定。
从温和走向崩溃
因此，明斯基和戈德利的信奉者因克林顿时期的预算盈余而得意，并推测说全部联邦政府债务会在后15年内兑付。明斯基的信奉者认为财政盈余会终止经济繁荣并变成财政赤字，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在经济暴跌时预算盈余会自动变成赤字，以便维持利润流并强化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私人部门会以安全的政府性债券的形式积累净财富。
因此，明斯基所提倡的凯恩斯观点，即私人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可靠动力是受质疑的。政府诱导性投资政策也被质疑。相反，政策制定必须是目标明确的、具体的，需要有健全的监管政策来约束私有公司，需要有目标明确的政府投资。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放开已被证实是巨大的错误。金融机构只剩下自我监督，华尔街的机构创造了复杂和极高风险的金融工具，这些工具允许家庭和非金融公司（还有国家和地方政府）举债生存或经营。我们后面会看到，依赖这种方式会加剧脆弱性，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华尔街也促使收入分配向金融部门以及前1%的收入获得者和财富拥有者倾斜。一国公司和家庭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债务。但是，增长需要更多的借款。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如明斯基经常强调的，不可持续的都不是持久的。
[1] “The End of Laissez-Faire,”in John M. Keyn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vol. IX (London and Basingstok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8): 272–294.
[2] 通常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
[3] 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中所阐述的原理是，如果投资提高100美元，那么总收入会加倍增加，例如变为四倍。原因在于投资会提高收入和就业，这些工人会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带动更多的销售，并拉动就业和收入的增加。额外雇用产生的“诱发性”消费是投资的“乘数”效应。（凯恩斯认为政府支出也有类似效果。）
[4] 经济停滞的有关论文近期受到主流凯恩斯主义者如拉里·萨默斯（“U.S. Economic Prospects: Secular Stagnation, Hysteresis,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in Business Economics 49 (2014): 65–73）和保罗·克鲁格曼（“Three Charts on Secular Stagnatio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New York Times, May 7, 2014,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4/05/07/three-charts-on-secular-stagnation/?_r=0）的支持。简言之，问题在于尽管100美元的投资可能通过支出乘数效应将需求提高至400美元，但投资带来的额外产能可能会更大，譬如达到600美元。这意味着存在过剩产能，为此投资动力会降低。这会进一步抑制需求——经济增速受到影响，我们迎来停滞。瓦特、沃克（Vatter and Walker, The Rise of Big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NY: M. E.Sharpe,1997) 认为，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唯一的方法是增加政府支出以提高需求。
[5] 参见：Hyman P. Minsky, “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3, no. 2 (1963): 401–12,and Wynne Godley and L. Randall Wray, “Can Goldilocks Survive?” Policy Notes (1999) 1999/4, Annandale-on-Hudson,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