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第一个5000年

债

第一章 基于道德困惑的经验

债 ·名词 1.欠钱的总数。2.欠钱的状态。3.对别人提供的帮助或服务的感激之情。

——《牛津英语词典》

如果你欠银行十万美元，那么你的财产归银行所有。如果你欠银行一亿美元，那么银行归你所有。

——美国谚语

两年前，由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我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一个游园会。游园会上的其他客人都非常友好，而组织者格雷默神甫（Father Graeme）更是亲切异常且极富魅力。但我还是感觉有点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自己出现在那里有些不合时宜。在某个时刻，格雷默神甫走过来，插话说我肯定希望认识附近的喷泉旁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位衣着整洁的年轻女士。她是一位律师，格雷默神甫解释道——“但更像是激进主义分子。她工作的基金会为伦敦的反贫困团体提供法律帮助。也许你和她会有许多共同语言。”

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她向我介绍她的工作。我告诉她自己参与“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已有多年——如今媒体一般将它称做“反全球化运动”。她很好奇：她当然十分了解发生在西雅图、热那亚的事件，以及那些催泪瓦斯和骚乱，但是，我们真的通过这一切取得了一些成就吗？

“实际上，”我说，“我认为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取得的成就是相当令人刮目相看的。”

“例如？”

“嗯，例如我们几乎完全破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她恰巧不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什么机构，于是我解释道，这个组织基本上扮演着世界债务幕后推手的角色——“你也可以说，它是那些想要打断你的腿的家伙们所控制的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我从历史背景开始讲起，解释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新增了巨额财富，它们向西方银行中存入的资金数额是如此庞大，以至于银行没办法找到合适的项目用于投资。于是花旗银行（Citibank）和大通银行（Chase）开始向世界各地派出业务专员，劝说第三世界的大佬和政客从银行贷款（当时，这种举动被称做“银行向前冲”）。这些银行在业务初期施行极低的贷款利率，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货币政策收紧，于是贷款利率一飞冲天达到20%左右。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高利率导致出现第三次全球债务危机。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获得再融资，跳出来坚称贫穷的国家有义务停止对基本食物的价格扶持政策，甚至要求这些国家停止执行战略性食品储备政策，停止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这一切使得地球上最穷困、最脆弱的人群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我提到了贫穷、对公共资源的掠夺、社会崩溃、流行性的暴力、营养不良、绝望和破碎的生命。

“但是你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位律师问道。

“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我们要求取缔这个组织。”

“不，我的意思是针对第三世界债务的立场。”

“噢，我们要求免除那些债务。最迫在眉睫的要求，就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施加结构性调整政策，正是这些政策直接伤害了那些贫穷的国家，不过这一要求的实现速度快得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更长期的目标就是免除债务，类似于《圣经》中提到的禧年（Jubilee）。”我告诉她，“对我们而言，过去30年里财富一直从最穷的国家流入最富有的国家，是该停止的时候了。”

她提出了反对意见，仿佛她即将陈述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们借钱在先！当然要偿还自己的债务。”

就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这段交谈和我预想的完全不同。

该从何说起呢？我可以向她解释这些贷款是由未经选举的大佬借入的，这些人把贷款的大部分都存入了自己在瑞士银行的个人账户，然后要求她再好好想一下——债权人得到的还款并不是来自于那些大佬，甚至不是来自于他们主宰的国家，而是通过夺走饥饿儿童的食物换来的——好好想一下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正义。或者想一想，许多贫穷的国家已经偿还的金额是它们最初借入本金的三四倍，但是拜神奇的复合利率所赐，这些国家甚至没能明显减少背负的欠债本金。我想论述以下两种做法的区别：其一，债权国可以向债务国提供贷款的再融资支持，但附加的条件是，债务国必须遵守某些在华盛顿或苏黎世设计出来的所谓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是债务国的公民现在不会、以后也永远不会同意的；其二，债权国一方面坚持要求债务国实行民主体制，但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不论谁赢得选举，都无权调整自己国家的政策。我还可以论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政策从来没起过作用。但是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债务一定要偿还的假设。

实际上，“欠债还钱”这个观点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即使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它也是不正确的。债权人理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不论多么愚蠢的贷款都能获得偿还——例如不存在破产法，那么结果将是毁灭性的：还有什么理由阻止债权人借出愚蠢的贷款呢？

“好吧，我知道你的观点听起来就像是常识，”我说，“但有趣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那并不是贷款应起的作用。金融机构的作用，应该是将资源向可赢利的投资渠道引导。如果不论银行做什么，它们都一定能够连本带息地拿回借出的钱，那么整个金融系统就失效了。例如，我走进离这里最近的一家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支行，说：‘你们知道吗，我刚刚得到了一条非常可靠的赛马内幕消息。你们能借我几百万英镑去下注吗？’显然他们会嘲笑我是个疯子。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一旦压错了注，他们就没有办法拿回借给我的钱。但是，如果有法律规定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一定能够取回借给我的钱，即使意味着我需要让自己的女儿卖身为奴或卖掉自己的器官来筹钱，想象一下将出现怎样的情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借呢？难道非要等到一个带着可行的项目计划的人走进来（例如加盟Laundromat自助洗衣店），才能贷款给他？基本上，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的情景——这就是使得银行愿意把数以百亿美元的资金借给一帮明显的骗子的动因。”

但我没能把这一整套理论说完，因为一个喝醉的金融家走了过来。他注意到我们正在讨论货币，然后就开始给我们讲述关于道德风险[1]的有趣故事。但没过多久，他话锋一转，道德风险的故事便转变成他众多风流韵事中的一个，冗长又无聊。我听得昏昏欲睡。

但是，几天以后，那句话仍然在我的耳边回荡。

“欠债还钱。”

这句话如此有力的原因，就在于它实际上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而是上升成为道德层面的一个论述。毕竟，道德的全部内容不就是围绕人们应该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建立的吗？还给人们他们应得的；接受责任；履行对别人的义务，就像期望别人也履行对你的义务。背弃作出的承诺，或是拒绝偿还债务，还有比这更直白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逃避责任吗？

我意识到，正是这种显然的不言自明，使得那句陈述是如此的阴险。这是那种能使可怕的事情也显得无比温和与平淡的描述。这句话听上去无懈可击，但是一旦亲眼见证了它带来的后果，你就无法维持对它的认知。我已经见识过了。我在马达加斯加的高原上居住了将近两年。在我到达后不久，当地爆发了疟疾。这次爆发是致命的，因为很久以前疟疾已经在马达加斯加高原上消失了。所以，经历过几代人的繁衍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对疟疾的免疫力。问题是，政府需要经费来维持灭蚊项目的运转，因为需要对蚊子进行周期性的测试，确保它们没有重新开始繁殖；而一旦蚊子确实开始繁殖，也需要马上开展灭蚊运动。尽管需要的经费并不算多，但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削减开支项目，政府必须停止蚊子监控项目。一万人失去了生命。我见到许多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自己的孩子而悲痛欲绝。花旗银行不负责任地借出一笔贷款，金额小到对它的财务报表毫无影响；但是为了确保花旗银行不在这笔贷款上赔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牺牲一万人的生命——这很难说得通。但是在这里就有一位非常体面的为慈善机构工作的女士，她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毕竟，他们欠债，当然必须偿还自己的债务。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还是不断地回想起那句话。为什么是债务？为什么这个概念如此深入人心，真是匪夷所思？消费者债务是我们经济的血液。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建立在赤字开支的基础之上。债务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

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债务的准确含义，也没有人认真地思考过。

正是人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债务以及债务这个概念的弹性，构成了它所拥有的力量的基础。如果说历史曾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要想证明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关系的合理性，要想使其看上去更加符合道德要求，那么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媲美将这些关系用债务的概念来改写——最重要的是，改写的做法能够立刻使受害人看起来是做错事情的一方。黑手党认识到了这一点，侵略军队的指挥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以来，施暴方成功地告诉受害者他们欠自己某些东西。如果没有具体的亏欠关系，那么“受害人的性命是欠施暴者的”（这是一个很有效的说法），因为受害人还没被杀掉。

例如，在如今这个时代，军事侵略被定义为反人类的罪行，在需要进行裁决的时候，国际法庭通常要求侵略者支付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伊拉克到现在仍然在为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侵略战争向科威特支付赔款。但是像马达加斯加、玻利维亚和菲律宾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似乎完全在以相反的方式运行。第三世界的债务国几乎都曾经遭受过欧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而且一般情况下这些欧洲国家就是它们的债主。例如，1895年法国侵略马达加斯加后，解散了当时的娜拉瓦鲁那三世女王（Queen Ranavalona III）政权，然后宣布该国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在法国殖民者当时所称的“和解”之后，加列尼将军（General Gallieni）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加给马达加斯加人民沉重的赋税。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能够支付法国军队侵略的开销；另一方面，是因为殖民地应该能够在财政上自给自足，还要支付法国统治者希望修建铁路、高速公路、桥梁、种植园等设施所需的费用。从来没有人质疑过马达加斯加的纳税人是否需要这些铁路、高速公路、桥梁和种植园，也没有人就这些设施的选址和建筑方式认真听取纳税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法国的军队和警察屠杀了大量反对法国政府计划的马达加斯加人（一些报告指出，仅在1947年发生的一次暴乱中，遭屠杀的人数就超过了50万）。马达加斯加似乎从来没有做出任何严重伤害法国的事情。除此以外，马达加斯加人民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他们欠法国钱，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认可了这种安排的正当性。而即使“国际社会”确实认识到在这里存在道德问题的时候，一般也是认为这个问题是马达加斯加政府偿债的速度太慢。

但债务并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正义；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惩罚那些本不该取得胜利的胜利者。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海地共和国（Republic of Haiti）的历史——第一个被置于永久欠债状态的贫穷国家。海地是由种植园奴隶建立的国家，这些奴隶不仅有勇气起义抗争，并且在抗争期间发表了关于人权和自由的宏伟宣言，而且他们还击败了拿破仑派来的镇压军队。法国立刻宣布新成立的海地共和国欠自己1.5亿法郎，用于弥补种植园被充公后的经济损失以及战败的远征军的装备开销。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同意在海地支付欠款之前，对它实行贸易禁令。但海地不可能付得出这一天文数字般的欠款（相当于现在的180亿美元），于是随之而来的贸易禁令使得“海地”这个词从此成为债务、贫穷和人类苦难的代名词。

但有时候，债务也能起到完全不一样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坚持执行严格的第三世界债务偿还条款，于是它积累的债务轻易地超过了整个第三世界的债务总和——主要由美国的军费开支推动。美国外债的主要形式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机构投资者（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海湾各州[2]）持有的国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由美国军队提供保护。而设置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的人员开支和武器开销，都由赤字开支[3]支付。现在，中国也加入进来，所以情况有一点改变（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原因将在后文解释），但是改变的幅度很小——甚至中国也发现自己持有太多的美国国债，导致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美国利率的掣肘，而不是它制约美国。

所以这些持续流入美国国债的资金是什么性质？它们是贷款，还是贡金？历史上，在国土之外维持上百个军事基地的国家通常被称为“帝国”，而帝国要求受统治的臣民定期缴纳贡金。美国政府当然会坚称自己并不是帝国——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美国政府把国债看作“贷款”而不是“贡金”，唯一原因就是要否认正在发生的事实。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有特定的债务和特定的债务人会得到区别对待。

在18世纪20年代，当新闻曝光了英国关押债务人的监狱内部情况后，最让民众感到震惊的是，这些监狱通常都划分为两部分。贵族囚犯通常把在舰队街（Fleet Street）或马夏尔西监狱的短暂关看成是某种时尚，他们在服刑期间有穿制服的仆人服侍饮食，还能定期招妓。而在“关押平民的区域”，穷困潦倒的债务人在狭小的牢房里被枷锁禁锢在一起。“他们浑身沾满污秽物和虫子，”一份报告指出，他们“被饥饿和监狱的热病折磨致死，得不到任何同情。”

你可以把当前世界的经济形势看作是英国监狱的放大版本：这时美国就是贵族债务人，而马达加斯加是在隔壁牢房里忍饥挨饿的平民——同时贵族债务人的仆人会教训平民，宣称他的问题源自他自己的不负责任。

现在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发生，甚至可以称之为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哲学问题。考虑一下两种场景：第一种，一个歹徒掏出枪，要求你给他1000美元“保护费”；第二种，同样是这个歹徒掏出枪，要求你向他提供1000美元的“贷款”。这两种场景有什么区别呢？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场景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区别确实存在。在美国对韩国或日本的债务例子中，如果任何一处的力量均衡发生了变化（如果美国失去了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如果歹徒失去了忠实的手下），这种“贷款”受到的待遇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变。它也许会变成真正的债务，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看起来仍然是那把枪。

一个以前的脱口秀段子以更加优雅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道理。斯蒂文·莱特（Steven Wright）是这样说的：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家伙从小巷里跳出来，用枪指着我们说：“抢劫！”

在我掏出钱包的时候，我想，“得尽量减少损失”。于是我拿出一些钱，转向我的朋友说：“嘿，弗雷德，这是我欠你的50块钱。”

劫犯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以至于他自己掏出1000美元，用枪指着弗雷德强迫他把这钱借给我，然后再从我这儿把这笔钱抢走。

在最后的分析中，持枪的人不需要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但是为了成功运行一个基于暴力建立起来的机制，就需要确立一系列规则。规则可以随意制定。

有时候甚至规则的内容都无关紧要。或者说，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当人们用债务的概念来重新阐述问题，从这一时刻开始，人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开始问谁欠了什么人什么东西。

关于债务的争论至少已经持续了5000年。对于绝大部分人类历史，至少对国家和帝国的历史来说，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被告知自己是债务人。历史学家，特别是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奇怪地不愿意考虑人的影响（human consequence），尤其是因为这种情况导致的持续暴行和怨恨甚于其他任何情况。你告诉人们他们是下等的，他们可能会不高兴，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极少导致武装反叛。告诉人们他们可能是平等的，但没有实现平等，告诉他们不配拥有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那些东西都不属于他们，你将极有可能激发起人们的狂怒。当然，看起来这是历史教给我们的。几千年以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时候以债务人和债权人相冲突的形式呈现——关于利息支付、劳役偿债、债务赦免、重新占有、赔偿、扣押绵羊、没收葡萄园和使债务人的子女卖身为奴等做法的对错争论。同样，在过去的5000年里，叛乱在时间上有着惊人的规律性，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开始：销毁债务记录——木刻板、纸莎草纸、账单等债权人在任一时间和地点可能采用的记录形式（之后，叛乱者通常会设法获得土地所有权和纳税评估的记录）。正如伟大的古典主义学者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常说的，古代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有同样的一个步骤：“取消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

在人类当前的道德和宗教表述中，有相当多的用语都来源于这些冲突。因此，我们忽略这一点的倾向才显得更加奇怪。像“计算”或“赎回”这样的用语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它们是直接借用了古代的经济用语。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负罪感”、“自由”、“原谅”甚至“原罪”也可以说都起源于经济活动。在确立人类有关对错的基础表述过程中，关于谁欠什么人什么东西的争论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绝大多数此种表述确实形成于关于债务的论述，而这一事实使得债务这个概念显现出奇怪的不连贯性。毕竟，如果一个人想同国王辩论，不管最初的前提假设是否合理，他都必须使用国王的语言。

那么如果一个人考察债务的历史，他首先就会发现自己完全陷入了道德困惑之中。这段历史所揭示的最明显的道理，就在于几乎在世界每个地方，你都能发现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持有以下两个观点：（1）偿还自己借来的钱是一个道德问题；（2）任何有放贷习惯的人都是坏人。

关于后一个观点的看法总是在不停改变的。法国人类学家让-克劳德·加雷（Jean-Claude Galey）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地区的所见所闻，就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在这个地区，社会的低等阶层被称为“战败之人”，因为据说他们的祖先在许多世纪以前被如今的地主阶级的祖先所征服。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低等阶层仍然生活在永久背负债务的状态中。这些人钱无一文、地无一分，被迫向地主乞求贷款，只为了寻找能够填饱肚子的方式——他们并不是用借来的钱去买食物，因为借到的总数微不足道。这些贫穷的债务人借钱是要用苦工的形式来偿还利息，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打扫债主的厕所、重新修缮住房的屋顶，至少债主会向他们提供食物和容身之所。对“战败之人”来说——实际上是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最大的两笔花销是结婚和下葬。这两件事需要一大笔钱，只能靠借债筹集。格雷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上层的债主会按惯例要求债务人用自己的一个女儿做抵押。通常如果穷人需要为自己的女儿出嫁借钱，那么抵押品就是新娘自己。新娘在新婚之夜过后，就要到债主家里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充当债主的姘头。等到债主玩厌了以后，会把她送到附近的伐木营地。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里，她将作为妓女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偿还父亲的债务。然后，她才能回到丈夫的身边，开始婚后的生活。

这似乎是一个让人震惊甚至愤怒的事实，但是格雷并没有发现有谁感到不公。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在当地道德问题的最终裁决人——婆罗门人中，对此也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最主要的债主通常就是婆罗门人自己。

当然，即使这时你也很难知道人们关起门来以后都说些什么。假如一伙武装叛乱分子突然控制了这个地区（有些人确实在印度乡村的这一区域活动），然后把当地放高利贷的人抓起来公开审判，我们可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声音。

然而正如我所说，格雷的描述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债主同时是最终的道德权威。以中世纪法国为例做一个对比。当时法国的放贷人的道德地位处于争论的旋涡中，天主教会一直以来严禁出现收取利息的贷款，但通常没人遵守这些规矩。这就促使教会阶层授权开展传教运动，派遣托钵修会的修道士云游四方，警告放高利贷者他们死后一定会下地狱；除非他们悔改，并把他们从债务人那里收取的所有利息一一归还。

大多数此类传教的内容流传了下来，满是关于上帝对不知悔改的债主进行审判的恐怖故事：有钱人突然精神失常或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临终前被蛇或者魔鬼的噩梦折磨——它们不久后就会来撕碎并吞食自己的肉体。这些传教活动在12世纪达到了顶峰，开始采取更加直接的制裁方式。天主教会向各地方教区发出命令，所有的放高利贷者都要被逐出教会；他们不能领圣餐，死后也绝不能被埋葬在教堂里。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是法国的一位红衣主教，他在约1210年记录了一件事，讲述一位极有权势的债主的朋友们试图给所在教区的牧师施压，让他无视教会的命令，把这位债主埋葬在教堂的院子里：

因为死去的放高利贷者的朋友们态度坚决，牧师屈服于他们的压力，说：“让我们把他的尸体放在驴背上，然后看看上帝的旨意，看看上帝会如何处理尸体。无论驴子把尸体驮到哪里——教堂、公墓或其他任何地方，我就把尸体埋葬在那里。”尸体被放在驴背上，然后这头驴子径直走出了城镇，没走一点弯路，来到绞刑处死窃贼的地方。然后驴子猛地跃起，尸体从驴背上飞出，直接落入绞刑架下的粪堆里。

在世界文学的广袤海洋里仔细寻找，几乎不可能找到对债主的同情之辞——或者说你肯定找不到对那些收取利息为生的职业放债者的同情。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另外一个职业（刽子手？）有如此一致的负面形象。而且放高利贷者和刽子手不同，他们通常是所在社会环境里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放高利贷者的负面形象就显得尤其不同寻常。而且“放高利贷者”这个名字，就和贪婪的放债者、滴血的金钱、残酷的条件、灵魂的出卖等画面联系在一起。而躲在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就是魔鬼。魔鬼通常也以某种类型的放高利贷者的形象出现，例如带着书和账本的邪恶会计，或者在放高利贷者背后若隐若现的身影，等待时机以重新收回他的灵魂。显然，从事放高利贷这个行业，就如同与地狱签订了协议。

历史上，只有两种方式能够有效地帮助放债者摆脱骂名：一种是把责任转嫁给第三方，另一种是坚称借钱的人十恶不赦。例如，在中世纪的法国，地主通常采用第一种方式，雇用犹太人作为代理人。许多人甚至会说“我们的”犹太人——指那些由他们私人保护起来的犹太人。尽管在实际情况中，这一般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不允许犹太人从事除了放高利贷以外的任何职业（确保人们都把矛头对准犹太人），然后定期攻击犹太人，称他们是“令人憎恨的东西”，最后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当然，第二种方法更为常见。但是这种方法带来的结论一般是贷款行为的双方同样有罪；整个事件是桩卑鄙的交易；更常见的是，双方都应该受到诅咒。

其他的宗教传统有着不同的观点。在中世纪的印度法典中，不仅允许收取利息的贷款存在（最主要的规定是利息的总额永远不能超过本金），而且还强调不还债的人来生将成为他的债主家里的奴隶——在后来的法典中，则称将转世成为债主的牛或者马。对于债主的宽容态度和警告债务人将受到的因果报应，在佛教的众多支派中同样可以看到。即便如此，一旦放高利贷者的行为超出一定的限度，那么曾在欧洲出现的事情也将同样开始上演。一位中世纪的日本作家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声称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在约公元776年，关于一位富有的地区长官的妻子野中志免（Hiromusime）的可怕命运。她是一个无比贪婪的女人：

她在出售的米酒中掺水，通过这种方式挣到了巨额财富。在借出东西的时候，她会用一个小的量桶衡量；而当别人来归还的时候，她就换成大的量桶来衡量。她在秤上做手脚，借出的大米很少，而收回来的却很多。她强迫别人接受的利息极高——通常能达到借出数量的十倍甚至百倍。她回收债务时非常苛刻，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因此，许多人都深陷焦躁不安之中；于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到其他的省份游荡，只为了远离她的盘剥。

在她死后，和尚们在她的棺材前念经七天七夜。在第七天，她的尸体神奇地活了过来：

那些来看她的人闻到了无法形容的恶臭。从腰部以上，她变成了一头公牛，前额长出了4英寸长的角。她的双手变成了牛蹄，指甲裂开，看上去像牛的蹄趾。但是她的腰部以下仍然是人形。她讨厌大米，爱吃青草。她吃东西的方式是反刍。她会赤裸着身体躺在自己的粪便里。

看热闹的人都聚集过来。出于羞愧和负罪感，她的家人用尽了各种办法试图获得原谅：废除了所有的债务，将大量财富捐赠用于兴建寺庙。最终，他们得到了宽恕，怪物死了。

作者自己是一个和尚，他认为这个故事是早期转世理论的一个代表例子——那个女人因为违反了“行为要正当并且合理”的原则，所以受到因果报应的惩罚。但这个作者的问题在于，尽管佛教的经文中明确加入了关于此类事情的内容，但却并没有提供一个先例。一般来说，债务人才会转世为牛，债主并不会。于是，当需要解释这个故事背后的道德时，他的论述就变得相当令人困惑：

正如一部佛经所说：“当我们没有偿还借来的东西时，我们就将转世为一匹马或一头牛来偿还。”“债户就像奴隶，债主就像主人。”或者说，“债户是美味的野鸡，而债主是捕猎的雄鹰。”如果你借出了一笔贷款，不要在偿还上给债户施加不合理的压力。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会转世为一匹马或一头牛，为欠你债的人工作，并且你会反复偿还许多次。

所以到底会发生哪种情况？债主和债户不可能都变成动物，出现在对方的厩棚里。

所有伟大的宗教传统，似乎都在以不同的形式解决这一困惑。一方面，人类的所有关系都涉及债务，他们都在道德上做出了妥协。双方可能仅仅因为确立了某种关系，就已经变得有罪；至少如果还款被推迟，他们就极有可能变得有罪。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说有些人的行为看上去好像“不欠其他人任何东西”，这句话也并不是夸赞那个人是道德模范。在现实世界中，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履行对其他人的责任，而且人们会固执地把这种责任想象成债务。也许和尚可以摆脱这一困境，因为他们自己是与世俗完全隔绝的；而剩下的人似乎都有罪孽，所以只能生活在不怎么合理的世界中。

野中志免的故事完美地阐述了被控者反过来对付控诉者的动机。和那个死去的放高利贷者与驴的故事差不多，故事里强调粪便、兽类和羞辱，很明显意味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正义。债主被迫体验债户经受的名誉扫地和落魄。这是用一种更加生动、更加发自肺腑的方式询问同一个问题：“谁究竟欠什么人什么东西？”

它同样完美地阐述了一个人一旦提出“谁究竟欠什么人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就表示他已经开始采用债主的表达方式。就好像如果我们不偿还自己的债务，那么“转世为牛或马就是我们的偿还方式”；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太过分的债主，那么你也会“再次偿还”。因此，即使是因果报应的正义，也能被简化为商业交易的表达方式。

在这里，我们将提出本书的核心问题：精确地说，当我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被简化为商业的表达方式，那将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让更多的责任简化为债务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借债的时候，将发生什么变化？当我们的表达方式已经由市场定型之后，我们如何讨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说，责任和债务的区别是简单的、明显的。债务是要偿还一定数量金钱的责任。因此，债务和其他形式的责任不同，它是可以被精确地定量衡量的。这使得债务变得简单、冰冷、不夹杂任何个人感情——相应地，也就使得债务具有了流通性。如果一个人欠另一个人人情，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亏欠的关系只对该特定的人有效。但是如果一个人欠了一笔利息为12%的4000美元贷款，那么债主是谁其实并不重要；也不需要债主和债户双方搜肠刮肚地想对方究竟需要什么、想要什么、能做什么——如果亏欠的东西是人情、尊重或者感激，那么双方就一定要进行这样的思考。如果亏欠的是金钱，就不需要把人的影响考虑在内，只需要计算本金、收支平衡、罚金和利率。

如果最终的计算结果表明，你需要背井离乡丢弃自己的房子，或者你的女儿不得不到伐木营地卖淫，显然，这非常不幸，但是这对债主来说是必要的。钱就是钱，而交易就是交易。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下面将要详细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在于金钱把道德转变成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数学计算的能力。通过这一转变，可以将本来令人无法容忍或者厌恶的东西变得可以接受。而我一直在强调的暴力因素就退居其次了。“债务”和道德层面的责任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有持有武器的人通过没收债户的财产或威胁要打断债户的腿来确保责任的履行；其实区别非常简单，就在于债主是否有办法定量地、精确地详细说明债户到底欠他多少。

但是，如果看得更深入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暴力和定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找到这两个因素单独存在发挥作用的例子。前文故事里的法国放高利贷者有强大的朋友和执行者，甚至能够恐吓教会权威。除此之外，他们还能用什么方法去收取那些实际上违法的债务呢？野中志免绝不向债户妥协——“没有一丝怜悯之心”，但那是因为当时她的丈夫是地区长官，她不需要表现出怜悯。对于没有武装人员撑腰的人来说，不可能做到如此严苛。

暴力，或者说暴力威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数学算式的方式，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它就是道德困惑的最基本的来源，似乎漂浮在围绕着债务这个话题的每一个东西的周围。由此产生的难题似乎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最早的记录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过程；对它最早的哲学描述出现在《吠陀经》中，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它以无穷无尽的形式反复出现。直到现在，它仍然位于人类制度最根本的构造之下——国家和市场、人类关于自由本质最基础的看法、道德、社会性。所有的这一切，都由一部充斥着战争、征服和奴役的历史塑造。但这种方式人们再也没办法感知到，因为我们已经没办法从其他的角度来看事情。

至于为什么现在是重新研究债务历史的一个尤其重要的时候，有几条明显的理由支持。2008年9月是经济危机的开端，这场危机几乎使得全球经济的发展戛然而止。其实从许多方面来看，世界经济已经停止：船只不再跨越大洋，成百上千艘船被弃置在干涸的码头；建筑用的起重机被纷纷拆卸，因为再也没有建筑物需要兴建；银行大规模减少贷款。紧随其后出现的不但有公众的愤怒和迷惑，还有公众的讨论：关于债务的本质，关于金钱的本质，关于掌握国家命脉的金融机构的本质。

这还仅仅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种讨论仍然不断出现。

人们已经准备好开展讨论的原因，就在于过去10年里人们得知的事实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谎言。除了谎言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形容了。几年以来，每个人都听说过大量新出现的、极其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信贷和商品衍生品、担保抵押债券衍生品、混合型证券、债务互换等等。一个反复出现的故事讲到，这些新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一家著名的投资公司需要招聘天体物理学家来运行交易程序。这些交易程序的复杂程度使得金融师都无法理解。这里要传递的信息已经非常明显：让专家来做这些事，你不可能懂得它们。即使你不怎么喜欢金融资本家（而且他们也不会去争辩说有很多人喜欢自己），你也知道他们忽略了——令人难以置信地完完全全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金融市场是无法预测的。（学术界也有许多人上了当，对此我记忆犹新：2006年和2007年我去参加学术会议，会上有时髦的社会理论学家做学术报告，认为这些与最新的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全新证券化形式产物，预示着时间的本质以及从可能性到现实这种关系的本质将隐约出现改变。我记得自己当时就在想：“一派胡言。”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是在胡说。）

当热潮退去，结果证明这些金融产品几乎全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它们的运转方式包括：向贫穷的家庭出售贷款产品，而这些贷款产品的设计方式使其必然会出现违约；赌注是这些产品的持有者出现违约需要的时间；将贷款产品和赌注打包在一起，出售给机构投资者（也许是贷款产品持有者的退休养老金账户），声称不论发生什么都必然能赚钱，并且允许上述投资者转让这种打包产品，就好像它们是货币；将付清赌注的责任移交给庞大的保险集团，一旦无法偿还最终债务的数额（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么这些债务就要由纳税人来承担（而那些保险集团也确实得到了紧急救援）。换句话说，整个事件看起来就像是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借钱给玻利维亚和加蓬的独裁者时的所作所为一样，只不过设计得更加巧妙：银行提供彻头彻尾不负责任的贷款，因为银行清楚地知道一旦接受了贷款，那些政治家和官僚就会竭尽所能保证贷款得到偿还，而不在乎在偿还过程中要破坏多少人的生活、牺牲多少条人命。

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银行家的动作范围之庞大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带来的债务总额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还要大——结果导致世界经济急速衰退，差一点摧毁了金融系统。

军队和警察已经全副武装，准备平息预期的暴动和骚乱，然而截止到目前这些还没有发生。但是世界的运转方式也同样没有任何明显改变。随着知名的资本金融机构（雷曼兄弟、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的崩溃，高级的金融知识被证实并不起作用；所有人都认为，就债务和信贷机构的本质而言，至少需要重新启动更为广泛的探讨，而不只是简单的对话。

似乎大部分美国人都愿意采用激进的解决方案。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不论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都不应该援救那些银行；但是普通公民的不良贷款应该得到救助。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极不寻常的现象。自从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美国人就是最不同情债户的人群。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确实很奇怪，因为美国最初的定居者大部分是潜逃的债户，但是在这个国家中，道德就是关于偿还自己的债务这一观点，却比在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深入人心。在殖民时期，无法偿还债务的债户会被人把耳朵钉在一根木桩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后实行破产法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787年，美国宪法就明确要求新政府制定一部破产法，但是根据“道德的立场”，1898年之前所有提议制定这部法律的要求都被驳回。这一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那些希望缓和争论媒体人和立法机构的人决定现在还不是放任企业破产的时间。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3万亿美元救市，但什么都没能改变。银行家获得了援救；极少数中小债户也获得了援救，但绝大多数都没有。相反，在这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小债户遭到了强烈抵制，背后的推动因素正是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向援救了它们的政府提出要求，对陷入经济问题的普通公民实行全面法律制裁。“欠债并不是犯罪，”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的《明星论坛报》（Star Tribune）报道，“但是人们正因为不能偿付债务而入狱。”在明尼苏达州，“针对债户的逮捕令在过去4年里上升了60%，2009年立案845个。在伊利诺伊州和西南部的印第安那州，有些债户因为不能按法庭判罚偿还债务而入狱。在某些极端的案子里，被关进监狱的人只有在筹集到了最低还款额度所需的资金后才能出狱。2010年1月，一位法官将伊利诺伊州肯尼市的一名男子无限期监禁，直到他为一笔木料场的债务筹集到300美元才能出狱”。

换句话说，如今我们正走向恢复中世纪英国债户监狱的方向。同时，讨论中止，大众对援救的怒火成为了不和谐因素，我们似乎正无情地坠入另一个巨大的金融灾难之中——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段灾难将持续多久。

在当前的环境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让自己以全球资本主义的良心这一形象重新出现，它开始警告，如果人们继续按照目前的进程前行，那么将不会再有下一次的金融救援。但公众并不认可这种态度，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将破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第二次金融救援将‘威胁民主’”，这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头条。（当然，这里的‘民主’是指“资本主义”。）这很耐人寻味：那些感觉自己负责当前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人，那些在几年以前言行还传达着当前的体系能够永远运转下去的人，他们现在开始感到末日的临近。

在这个例子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提出了很有道理的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确实正站在划时代的重大转变的峭壁边缘。

诚然，一般的推动力是想象自己身边的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没有什么能够比金钱更好地印证这一点。你是否还记得有多少次听到别人说，随着虚拟货币的到来，随着货币转变成信用卡、美元变成一段一段的电子信息，我们将被带入前所未有的全新金融世界？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假定自己尚处于这样一个未知的领域，所以像高盛（Goldman Sachs）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这类公司才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别人相信，也许没有谁能够弄明白它们那些花里胡哨的金融工具到底是什么。但是，当一个人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事物的时候，他所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虚拟货币并无任何新颖之处。

事实上，虚拟货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账单等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它们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现金。没错，历史上存在金条和银块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里假设黄金和白银就是货币，也存在货币被认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虚拟的计量单位的时期；我们发现在这两类不同的时期之间，历史倾向于来回反复运动。但是根据史实，信用货币率先出现，而我们在当前所亲眼见证的事实，实际上是一种复古。例如，在中世纪，甚至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事实都会被认为是常识。

但是对于我们的未来，历史确实提供了奇妙的提示。例如，在从前的信用货币时代，建立用来维持秩序的机构总是相辅相成——防止放贷人和官僚、政客沆瀣一气，榨干债户的血汗，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样。随之而来的还有旨在保护债户的机构。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信用货币的新时代，似乎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起步。它开始于建立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化机构，但不是为了保护债户，而是为了保护债主。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在这里讨论的10年或者20年根本是沧海一粟。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走向。

这本书讲述的是债务的历史，但是它同时把这段历史作为提出基本问题的一种手段；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它们能够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究竟欠彼此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有何意义。因此，本书将从揭示一系列谬论所掩盖的真相开始：不仅有第一章里介绍的以物易物的谬论，还有原始的对神或者国家的债务——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成了人们对于经济和社会本质常识假设的基础。从这个常识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市场使用的是截然相反的两套原理，并远高于其他的一切。但是根据历史事实，政府和市场总是一同出现，纠缠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错误认识的共同点，就是都倾向于把人类之间的所有关系都简化成用交易表示，仿佛我们和社会甚至和宇宙本身的联系，都可以视做一笔商业交易。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不能用交易表示，那么用什么呢？在第五章，我将汲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介绍经济生活的道德基础，以此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回到货币起源的问题，来说明为什么交易原则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暴力的结果——货币的真正起源，应在犯罪和补偿，战争和奴役，荣誉、债务和赎回中寻找。在第八章中，将依次开始介绍债务和信贷在过去5000年的真正历史，虚拟货币和实物货币时代进行着伟大的交替。书中的许多发现都极为出人意料：从“现代权利和自由的概念实际上起源于古代的奴隶法”，到“投资资本的概念实际上起源于中世纪中国佛教”，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大部分知名著作似乎是剽窃自中世纪波斯的一位自由市场理论家”（顺便提一句，这个故事对于理解当前伊斯兰政治的吸引力有着有趣的启示）。所有的这一切，为使用全新的方法研究过去500年在资本帝国统治下的历史搭建了平台，至少允许人们开始提问，当前究竟是什么正处于危险的边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就人们再也无法提出伟大的问题这一点达成了共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拥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1] 道德风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参与合同的一方所面临的对方可能改变行为而损害到本方利益的风险。例如，当某人获得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由于此时某人行为的成本由那个保险公司部分或全部承担，则保险公司面临着道德风险。如果此人违约造成了损失，他自己并不承担全部责任，而保险公司往往需要承担大部分后果。此时某人缺少不违约的激励，所以只能靠他的道德自律。他随时可以改变行为造成保险公司的损失，而保险公司要承担损失的风险。——译者注

[2] 海湾各州，指美国濒临墨西哥湾的5个州，分别是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译者注

[3] 赤字开支，指靠借债而非税收来应付开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