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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欠你一份生计
在我看来，现有的许多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著作，在探讨此书中所分析的那种更为宏大的历史问题时，几乎都像在诡辩。确实，早先的一些人物，例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是怀疑信贷体系的，但到了19世纪中期，那些十分关注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中，已经有一大部分人在努力证明，不管银行体系的外表如何，它事实上是极为民主的。一种较为常见的论断是，银行体系确实是一种将资源从“怠惰的富人”那里聚集起来，输送给“勤劳的穷人”。前者缺乏把他们的钱用来投资的想象力，将其委托给了别人；后者则拥有精力与动力去创造财富。这证明了银行存在的合法性，但也强化了民粹主义者的手段。他们要求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护债务人等等——因为既然时局艰难，为什么只让勤劳的穷困百姓、农民、工匠和小商人来受苦？
这引发了第二条推论的思路：毫无疑问，富人在古代是主要的债权人，但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呼吁给食利者安乐死的时候，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写道：
公众意见始终对债权人有偏见，总将债权人和饱食终日的富人联系起来，将债务人和勤劳的穷人联系起来。人们痛恨前者，因为他们是无情的剥削者；又怜悯后者，因为他们是受到压迫的无辜受害者。人们认为政府旨在限制债权人索债权的行为对广大群众是极为有利的，受到损害的是一小部分强硬的高利贷者。他们根本没注意到，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创新已经完全改变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阶级构成。在雅典人梭伦的时代、罗马土地法的时代和中世纪，债权人大多是富人，而债务人是穷人。但在这个拥有债券和公司债券、抵押银行、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单以及社会保障福利的时代，拥有可观收入的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就是债权人。
而拥有举债经营的公司的富人，成为现在最主要的债务人。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的民主化”。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每当有人要求消灭靠收租生活的阶级，就会有别人反对，认为这会毁了寡妇和领退休金的人的生计。
如今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融体系的捍卫者常常准备好了运用两种观点，根据情境所需的言辞来迎合一方或另一方。一方面，我们有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这样的“博学者”，庆祝现在“每个人”都拥有一部分埃克森（Exxon）或墨西哥，因而富有的债务人会对穷人负责。另一方面，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2009年出版的《货币的兴起》（Ascent of Money）的作者，仍然能宣称他最主要的发现之一是：
贫穷不是贪婪的金融家剥削穷人的结果。贫穷更多的是源于金融机构的缺乏，是由于银行的缺失，而不是它们的存在。只有当借款人能利用有效的信贷网络，他们才能逃离放高利贷者的魔掌；只有当存款者将他们的钱存放在可靠的银行，才能将钱从饱食终日的富人那里传输给勤劳的穷人。
这就是主流著作中的对话的状况。我的目的不是直接与这种观点交锋，而更多的是说明主流的对话一直以来如何在促使我们问错误的问题。让我们以上面引用的这段话来说明。弗格森这里到底在说什么？贫困是由信贷的缺失导致的。勤劳的穷人只有从稳定、可敬的银行（而不是从放高利贷者，或者大概从信用卡公司，或现在收取高利贷利率的发薪日贷款业务那儿）获得贷款，他们才能摆脱贫困。所以弗格森事实上一点也不关心贫困；他只关心某些人的贫困，他们勤劳工作，因此不应该成为穷人。那么那些不勤劳的穷人怎么办？他们想必可以下地狱了（根据许多基督教派别分支的教义，这毫不夸张）。或许水涨船高，他们的生活会随着其他人的生活一同变好。但这很明显是具有偶然性的。他们不值得拯救，因为既然他们不勤劳，所以无论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都无关紧要。
对我而言，这正是债务道德最有害的地方：不管我们到底如何，金融命令一直以来都试图将我们所有人等同于抢劫者，认为我们仅仅关注世界上能变成钱的东西。它然后告诉我们，只有那些愿意将世人都视为掠夺者，才配得到追求生活中除钱以外任何东西所需的资源。它在几乎每个层面都导致了道德错乱。（“取消所有学生贷款的债务？但这对那些为了偿还学生贷款而奋斗多年的人来说不公平！”请允许我向读者保证，对那些为了偿还学生贷款奋斗多年并最终偿清的人来说，这个观点就像在说，对一个行凶抢劫的受害者来说，不去抢劫他的邻居对他是“不公平的”。）
如果有人同意其潜在的假设（由于度量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成功的终极标准，是其将全球每年商品和服务总产出增加至少5%的能力，所以工作必然是有道德的），那么这个观点也许还有点意义。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持续长久地信奉这些学说，我们有可能会毁掉一切。这种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巨大的债务机器已经在过去5个世纪里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道德上归结为等同于西班牙征服者的水平，并看似要遭遇这个世界在社会和生态上的限制。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想象自己会毁灭的癖好已经在过去半个世纪改变了，变成了想着将世界其他部分一起拖下水。而且，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癖好会消逝。现在，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将生活变得更容易，向一个人人可以靠更少的工作来获得更充裕的生活的社会靠近。
因此，我想给不勤劳的穷人美言几句，以此作为本书的结尾。他们至少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们将不工作的时间花在了朋友和家人身上，享受这种时光并关心他们所爱的人，他们为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也许比我们所承认的更多。也许我们应该将他们看作引领一种新经济秩序的先驱。这个新秩序与我们现在的秩序的区别在于，它没有自我毁灭的倾向。
在此书中我也避免了提出具体的建议，但请允许我提出一个作为结尾。在我看来，我们与某种圣经意义上的禧年是久违了：这个日子将要同时影响国际债务和消费者债务。这样的一个日子不仅能减轻人类所蒙受的真切苦难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而且还能让我们提醒自己：钱不是不可言说的，偿债不是道德的本质，所有事情都是人类的安排；并且，如果民主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让所有人同意以不同方式安排事情的能力。因此，它将是十分有益的。自从汉莫拉比开始，伟大的帝国无不排斥这种政策。这一点我认为是意味深长的。雅典和罗马建立了这种范式：即使面对持续不断的债务危机，他们坚持在立法时打擦边球，软化它的冲击，废除债务奴役之类明显的暴行，利用帝国的战利品将各种额外福利洒向其较穷的公民（他们毕竟构成了军队的普通成员），以此让他们多少保持飘忽不定的状态——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挑战到债务原则本身。美国的统治阶层似乎采取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手段：消除最恶劣的暴行（比如债务人的监狱），用帝国的果实来提供有形的和其他的补贴；在最近几年，他们的做法是操纵美元汇率以使中国的廉价商品充斥美国国内，但从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欠债还钱这一神圣原则。
然而至此为止，这个原则已经被揭露为一个明目张胆的谎言。事实上，我们并不“全都要”偿还我们的债。没有什么会比对每人的往事一笔勾销、与我们习惯的道德决裂并重新开始更重要了。
到底什么是债务？债务就是对一个承诺的曲解（perversion）。这是一个被数学和暴力腐化了的承诺。如果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交朋友的能力，那么自由必然也是作出真正承诺的能力。真正自由的人们会对对方作出怎样的承诺呢？我们在这里甚至还说不准。这更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到达这样一个能让我们找到答案的地方？而踏上这段旅程的第一步，也就是要接受一点，即在最为广阔的世界里，正如没人有权告诉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一样，也没人有权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欠别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