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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父权制的起源）
在古希腊语中，表示“荣誉”的词是tme。在荷马时代，这个词的用法似乎和爱尔兰的“荣誉价格”十分类似：它既指战士的荣耀，又指在造成伤害和侮辱的情况下支付的赔偿。但是伴随着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市场发展，tme这个词的意义开始变化。一方面，它变成了表示“价格”的词——就是一个人在市场中购买东西需要支付的价格；另一方面，它指一种完全藐视市场的态度。
实际上，到今天情况也是如此：
在希腊语中，“tme”这个词表示荣誉，通常人们认为这是希腊村庄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在希腊，荣誉通常被具体描述成无比的慷慨和对金钱成本与计算的明显蔑视。但是同样是这个词，也表示“价格”，就是一磅西红柿的价格的含义。
“危机”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指分岔路口。在这里，事情可以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存在于荣誉概念中的危机，奇怪的是它似乎从来没有被解决。荣誉是支付其他人金钱债务的意愿吗？或者它是指一个人并不觉得金钱债务真的有那么重要的感觉？似乎它同时两者兼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荣誉感强的人心中，实际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当我们大多数人思考地中海村民对于荣誉的感觉时，相比于对新婚之夜处子之身的迷恋，我们并不会过多地考虑他们对待货币的随意态度。对于男性的荣誉来说，保护和他有关的女性在性方面的声誉，要比他保护这些女性重要。如果对于他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女儿有任何不合适的言行冒犯，他作出的回应就好像这种冒犯是对他直接进行身体上的攻击。这是一种固定的套路，但它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有一位历史学家浏览了19世纪艾奥尼亚（Ionia）50年来记录械斗的警方报告，他发现几乎所有械斗都始于一方宣称另一方的妻子或姐妹是妓女。
所以，为什么突然沉迷于性的合宜？在威尔士或爱尔兰的文献中，似乎并不存在这一点。在那些地方，最大的羞辱是看着自己的姐妹或女儿刷洗其他人的衣服。那么，关于货币和市场的崛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如此多的男人对性变得如此在乎？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至少人们可以看到，从人性经济到商业经济的转变可能带来特定的道德困境。例如，当过去用来安排婚姻和解决荣誉事件的货币，现在也能用于招妓时，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将会看到，有理由相信在这种道德危机中，不但能够找到我们现在通用的荣誉概念的起源，而且能够找到父权制本身的起源。如果我们从更加具体的圣经意义上来定义“父权制”，至少这是成立的：父亲的统治，是身穿长袍、长满胡须的严肃男人的熟悉形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深居简出的妻子和女儿，一如他们严密地守护着家禽和家畜——通过《创世记》中的描述，我们已经对这一幕很熟悉。《圣经》的读者总是假设，在这一切中存在着某种更加本源的东西，就是沙漠中的居民（即近东地区最早的居民）行为处事的方式。20世纪上半叶，对苏美尔人记录的解读结果令人震惊，原因就在于此。
在最早有关苏美人的记录中，尤其是在那些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500年的记录中，女人无处不在。早期的历史不仅记录了无数女性统治者的姓名，而且清晰地指出医生、商人、抄写员和官员阶层中的女人，很好地代表了女性的形象，并且女人自由地参与到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并不能说苏美尔人完全实现了男女平等，在这些阶层中，男性的数量仍然比女性多。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看出，与现在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相比，这个社会是非常不同的。但在接下来的1000年左右，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女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被蚕食；我们更熟悉的父权社会形态逐渐成形，它强调贞洁和婚姻之前保持处子之身。女人在政府和自由职业中扮演的角色先是逐渐衰弱，最终完全消失。女性失去了独立的法律地位，使得她们变成受丈夫监护的人。在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200年左右，我们开始看到大量的女人深居闺房（或其他地方），与世隔绝，被强制要求戴着面纱生活。
事实上，这似乎反映了一个更加宽泛的、世界范围内的形态。有些人倾向于把科学和技术进步、知识累积、经济增长（我们一般称之为“人类进步”）看作是带给人类更大自由的必备条件，但在女人身上发生的似乎是完全相反的情况（至少在近代之前，情况一直如此），这一点对那些人来说似乎一直是某种形式的丑闻。在印度和中国，也能观察到对女性自由的逐渐限制。很明显，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苏美尔人的例子中，标准答案，是来自生活在周边沙漠中的牧民的逐渐渗透，人们认为父权制在这些牧民的生活中占据更大的分量。毕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能够支撑密集的灌溉工作（进而支持城市生活）的，只有一条狭长的土地。所以，从早期开始，围绕文明中心的都是那些过着如《创世记》中所描述的生活、说着同样的闪米特语的人们。有一点无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美尔语逐渐被取代——首先被阿卡德语取代，接下来被亚摩利语、亚拉姆语取代，最终被距今最近的阿拉伯语取代，而阿拉伯语也被沙漠中的牧民带到美索不达米亚和累凡特（Levant）。很明显，尽管这一切确实也带来了深远的文化变更，但它并不是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答案。在所有的生活形式中，以前的游牧民族似乎倾向于城市生活。为什么不呢？但这是一个与地区高度相关的解释，实际上对于解释更宽泛的形式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女权主义的理论，反而倾向于强调战争规模和社会重要性的逐渐扩大以及国家随之变得更为集权的情况。这个解释更有说服力。当然，国家的军国主义越盛行，它的法律对待女人就将越严苛。但是我会增加一个补充论证。正如我强调的那样，在历史上，战争、国家和市场是互相依靠的。政府带来赋税；赋税是创造市场的手段，相应地将给予士兵和统治者更多便利。具体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例子中，所有这些都和债务的爆发有着复杂的关系，而债务的爆发带来了将所有人际关系（进一步延伸至包括女人的身体）变成潜在的商品的危机。同时，它创造了经济游戏胜利一方（男性）的可怕反应，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男人们感到自己需要采取一切手段，明确他们的女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买卖。
浏览一下关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婚姻的已有资料，能够为我们提供线索，明白这一切可能是如何发生的。
人类学理论普遍认为，在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并不稀缺的情况下，聘礼是一种典型的存在，因此政治的核心就是控制劳动力。在人口密集、土地非常珍贵的情况下，人们反而会观察到嫁妆的出现：家中多出一个女人，就意味着多出一个人分享粮食。因此，新娘的父亲不会收到聘礼，反而需要贡献一些东西（土地、财产、金钱……）来支持女儿在新家中立足。例如，在苏美尔人的时代，婚礼上最主要的支付形式，是新郎的父亲以大量的食物作为赠予新娘父亲的礼物，这些食物预定用在盛大的婚礼宴会上。但是不久，婚礼上的支付形式似乎分成了两份：一份用于婚礼宴会，一份付给新娘的父亲。两份都以银币计算，通常也用银币支付。富有的女人似乎会提前把金钱的问题解决好，至少许多人会佩戴具有相同价值的银臂环和银腿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称为“terhatum”的聘礼，逐渐开始带上购买的性质。它被称做“处女的价格”——并不只是一个喻义，因为非法把一个女孩破处，被认为是对女孩父亲财产的犯罪。婚姻被认为是“拥有”一个女人，和拥有物品的用词完全相同。原则上，妻子一旦被丈夫拥有，那么她就要完全服从自己的丈夫，即使受到身体上的虐待也不能提出离婚。
对于那些父母有钱或有权势的女人，这些条件就大部分停留在原则的层面，在实践中将被大量修改。例如，商人的女儿出嫁一般会陪送丰厚的嫁妆，因而她能以自己的名义做生意，或者成为丈夫的合作伙伴。但对于穷人（即大多数人）来说，婚姻越来越类似简单的现金交易。
这里面有一些肯定是奴隶制的结果。尽管真正的奴隶数量并不多，但这类人没有亲属，只是单纯的商品，因此他们的存在确实会导致不同的后果。例如，在古代的努兹（Nuzi），“聘礼用家畜和银子支付，总价值相当于40锡克尔银子”。接下来作者一本正经地补充道：“没有证据表明，这一价格和女奴隶的价格相等。”这已经使得事情非常明显，甚至有些令人不舒服。同样在努兹，我们恰好找到了极为详尽的记录，从中发现了这样的例子：富有的男人向穷人家庭支付打折的“聘礼”，获得穷人的女儿后自己收养，但实际上女孩会成为他的妾或者保姆，也可能将她嫁给自己的一个奴隶。
尽管如此，在这里真正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债务。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指出的那样，人类学家一直都在强调支付聘礼和购买妻子并不是一回事儿。毕竟，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是购买了一个女人，难道他不应该有卖掉她的权利吗（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的最初辩论上，这也是达成的最终定论之一）？很明显，生活在非洲和美拉尼西亚的丈夫们，无权将自己的妻子向第三方出售。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把妻子送回娘家，并要求对方归还自己所付的聘礼。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不能出售自己的妻子，或者说一般情况下不能出售。但是，只要他借了一笔钱，所有的一切就改变了。因为如果他借了钱，那么用自己的妻儿作为担保品就是完全合法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他无力偿还借款，那么他的妻儿就会作为债务的抵押品被带走，和他失去自己的奴隶、绵羊和山羊的情况完全一样。同时，这也意味着荣誉和信用实际上变成了同样的东西：至少对于穷人来说，他的商誉正是他对家庭的控制力；相对地，家庭权威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原则上意味着关心和保护）变成了财产权，从而确实可以进行买卖。
同样，对穷人来说，这意味着家庭成员变成了商品，能够出租或出售。努兹的石板表明，一个人不但能让自己的女儿变成在富人家中工作的“新娘”，而且只要他借了一笔钱，就可以把家庭成员出租。在石板记录的例子中，有些男人把儿子甚至妻子当做借款的“抵押品”。很明显，这种借款只是债主为男人家庭成员在自己的农场或服装作坊中劳动而预先支付的报酬。
尽管如此，最戏剧化、最持久的危机还是围绕在卖淫周围。从最早的资料来看，很难弄清楚在这里人们是否可以用“卖淫”这个概念。苏美尔人的寺庙确实经常举办不同的性活动。例如，有些女祭司被认为是与神结婚，或者已献身给神。在实践中，它的含义千差万别。对大多数女祭司来说，她们和后来印度教的“寺庙舞者”（devadasis）类似，仍保持独身；其他人则期望找到富有的赞助人，成为精英的情妇；还有一些人生活在寺庙里，在特定的宗教仪式中满足信徒们的性需求。早期的资料中有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所有这些女人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从现实意义上说，她们是文明的终极化身。毕竟，苏美尔经济的整个体制都是以支持寺庙（被认为是神的家）为中心。如此，它们代表了从音乐和舞蹈到艺术、烹饪和生命的华美所有这一切最终可能的升华。寺庙的女祭司和神的配偶，是这种完美生命的最高人类化身。
至少在最初时期，苏美尔男人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姐妹为了钱进行性交有何不妥——强调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恰恰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发生的卖淫（记住，这里的卖淫和在信用经济中那种无关个人情感、冰冷的金钱交易并不相似），苏美尔的宗教文献认为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神在黎明时期赠予人类的礼物。为了繁衍后代而进行的性交是自然的（毕竟，动物全都如此）；不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性交，为了享乐而进行的性交，则是神圣的。
关于卖淫和文明的最著名的解释，来自于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史诗中恩启都（Enkidu）的故事。在故事的开头，恩启都是一个怪物，一个赤身裸体、残忍的“野蛮人”，和瞪羚一起吃草，和野牛一同饮水，用暴力胁迫城市中的人们。城民们无法战胜他，最终他们派出了一名妓女，她也是伊诗塔（Ishtar）女神的一名女祭司。她在恩启都面前宽衣解带，两人在接下来的六天七夜中不停性交。后来，恩启都从前的动物伙伴离开了他。女祭司告诉恩启都，他现在已经学习到了智慧，有如神明（毕竟，她是神的配偶），于是恩启都同意穿上衣服，像一个正常文明人一样回到城市中生活。
但是，在恩启都的故事中，可以发现存在某种矛盾的心理。在后面的故事中，恩启都被神判处死刑，而他的直接反应，是谴责那名妓女把他从野生环境中带走：他诅咒她变成普通的街头拉客妓女，或小酒馆的老板娘，生活在醉酒的呕吐物中，被客人虐待殴打。后来，他后悔自己的诅咒，转而求神赐福于她。但是这种矛盾的心理，从一开始就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有力。从早期开始，苏美尔和巴比伦的神庙周围就有姿色平平的妓女提供性服务。事实上，等到我们比较了解这些妓女的时候，她们已经是真正的红灯区的中心。红灯区里到处都是充满脱衣舞女的小酒馆，身穿女装的男人（有些是奴隶，有些是逃亡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妓女。与之相关的专有名词数不胜数、精巧繁复，很多妙味我们已无从得知。多数词语有双层意思：小酒馆老板娘又指乐师；男性异装癖者不但是歌手和舞者，通常也会表演飞刀。许多人是被主人派出来工作的奴隶，或者是为了履行宗教誓言或偿还债务的女人，或者是充当债务抵押的女人，或者是逃脱债务的束缚、但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的女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低等的寺庙女人作为奴隶或债务苦工被买走，在举行色情仪式的女祭司和为寺庙所有的妓女（因此在原则上讲，她们属神所有）这两种角色之间，界限可能会变得非常模糊。这些妓女有时就住在神庙中，她们的收入增加了寺庙的财富。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绝大多数的日常交易都不是现金交易，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嫖妓也不使用现金（就像小酒馆老板娘，她们中的许多人以前都是妓女，和自己的顾客建立了持续的信用关系）。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妓女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站在街边招揽生意，而更像是情妇。尽管如此，商业卖淫的起源似乎和神圣（或曾经神圣）的宗教仪式、商业、奴隶制度和债务的奇特混合有关。
父权制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起源，是以纯净之名摒弃大城市文明，再次主张对乌鲁克、拉加什、巴比伦等大城市的父本控制而开始的，这些城市被看作是官僚、商人和妓女云集的地方。城市的边缘地区是远离河谷的沙漠，那里的人们过着游牧生活，同时无家可归、欠债的农民也会逃向那里。在古代的中东，民众抵抗很少发生暴乱，而是选择逃亡，逃离自己的财产和家人——一般发生在这两者被拿走之前。总有部落人群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年景好的时候，他们会融入城市生活；在年景差的时候，城市里逃出来的难民会让他们数量猛增——农民们实际上又变回了恩启都般的野人。然后，他们会周期性地创建自己的盟军，以征服者的身份再次横扫城市。很难确切说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因为只有在记录这片新月沃土的另一面的《旧约》里，才能找到有关这些造反的游牧民族的
观点。
世界上的圣书，《旧约》、《新约》、《古兰经》以及从中世纪直到今天的宗教文献，都在回应这种反叛的声音，把对城市生活的蔑视、对商人的怀疑以及通常具有的对女人的强烈厌恶结合到一起。只需要想一想巴比伦，它在人们心中的永恒印象，不但是文明的摇篮，而且是妓女之地。当希罗多德宣称每个巴比伦的处女都有义务到寺庙卖淫、以积攒自己的嫁妆时，他是在迎合希腊人普遍的幻想。在《新约》中，使徒彼得经常把罗马称做“巴比伦”，《新约·启示录》也许为他提到巴比伦时真正想表述的意思，提供了最为生动的图景。“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17∶4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17∶5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这就是城市父的权主义憎恨，这就是古代穷人家中父亲千百年来的愤怒呐喊。
据我们所知，父权制似乎形成于新的权贵与新的穷人之间的拉锯战中。我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很多程度上是受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戈尔达·勒纳（Gerda Lerner）的杰出工作成果所启发，她在一篇关于卖淫起源的论文中陈述道：
商业卖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农民的贫穷化以及他们为了在饥荒的年代活下来，对贷款日益增长的依赖程度，这就导致了债务奴隶制的产生。男孩和女孩都被用做债务担保，或者卖给别人“收养”。出于这样的现实，家庭中的女性为了家庭的利益而卖淫，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发展起来。女人最终沦为娼妓，可能是因为她们的父母把她们作为奴隶卖掉，也可能是因为她们贫穷的丈夫这么做；或者是因为她们自己选择这样做，以避免自己沦为奴隶。如果运气足够好，她们可能成为某些权贵的妾，从而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转移。
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卖淫已经成为穷人家女儿一个可选的职业。随着有产阶级对女人的性掌控变得更加牢固，尊贵的女儿的处子之身就变成了家庭的财产。因此，为了满足男人们的性欲，商业卖淫就变成了社会的必需品。而如何清晰、永久地辨别尊贵的女人和下贱的女人，仍然是一个问题。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勒纳说，尝试解决这一问题最戏剧性的尝试，存在于一部亚述法典中，诞生的年份大概是公元前1400～公元前1100年之间。这部法典也是已知的第一部介绍中东历史的文献——并且勒纳强调，它也是第一部明确把保卫社会的分界线界定为国家职责的文献。这其实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它诞生于可能是整个古代中东最臭名昭著的军事国家中。
这部法典仔细地区分了5个等级的女人。尊贵的女人（已婚妇女或者妾），寡妇，自由的亚述人的女儿——这3类女人出门上街时，“必须用面纱遮盖自己”。妓女（这里所说的妓女，包括未婚的寺庙仆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妓女）和奴隶不能戴面纱。这部法典最不同寻常之处，是它所规定的惩罚，并不会施加于没有戴面纱的尊贵女人身上，而是施加在戴了面纱的妓女和奴隶身上。妓女会被公开地打50大板，还会被用沥青从头淋下；女奴隶则会被削去耳朵。一个男人，如果他故意教唆尊贵的女人去冒充妓女和女奴隶，他也将受到鞭打的惩罚，并被罚做一个月的苦力。
针对尊贵女人的情况，法律本身就具有强制力：哪个尊贵的女人愿意打扮成妓女出门上街？
当我们提到“尊贵”的女人，我们指的是那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被买卖的女人。她们本人藏了起来，永久地把自己降低一等，躲在某个男人的家庭领域中；当她们戴着面纱出现的时候，即使公开露面，她们实际上也是在这个领域之内炫耀性地四处行走。另一方面，那些可用金钱来换取的女人，也必须同样便于辨认。
亚述人的法典是一个单独的例子；在公元前1300年以后，面纱当然没有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但是它提供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知道整个地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不论多么不稳定，甚至时断时续），商业、阶级、男性荣誉的大胆断言和穷人反叛带来的持续威胁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如何推动这些变化。国家似乎扮演着一个复杂的两面角色，同时孕育了商品化，并在该期间改良了它的作用：推动债务法律的施行，保证父亲的权利，并周期性地提供大赦。但是在千百年来的发展中，这种变化同样导致性行为级别的系统性堕落，从神圣的礼物和文明优雅的化身，沦为人们更熟悉的一种关联物：伴随着降级、腐化和罪孽。
在所有伟大的城市文明的绝大部分历史中，都能观察到女性自由的全面衰退。在这里，我认为对这种现象存在一种解释。在所有的文明中，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尽管在每个具体的例子中，这些事情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的。
例如，中国的历史见证了政府试图消除聘礼、债务奴隶制以及“贩卖女儿的市场”所导致的周期性丑闻而进行的持续努力，但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在印度，社会等级体系将贫富之间的差别规定得正式而清晰。婆罗门人以及其他上层阶级谨慎地把自己的女儿隔离起来，然后在她们出嫁的时候陪送丰厚的嫁妆；而低层阶级的人们则需要聘礼，因出售自己的女儿而被上层阶级的人们（‘再生族’）嘲笑。再生族同样被保护起来，免于因债务陷入奴役；而对大多数乡下的穷人来说，债务附属是制度化的，可以预见，贫穷债户的女儿通常被送到妓院，或者送到富人家中的厨房或洗衣房干活。在这两个例子中，商品化的推动（不相称地由女儿来承担）和那些重申“保护”女人免于被以任何形式商品化的父权的阻力之间，女人正式而实际的自由似乎逐渐被限制、被抹杀了。结果，荣誉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它变成了针对市场暗示的一种保护手段，同时（像世界性宗教一样），它们开始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来体现市场的逻辑。
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获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比古希腊留下来的信息更加丰富、拥有更多的细节。发生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商业经济在希腊出现的时间太晚，几乎比苏美尔晚了3000年。因此，古希腊文学给予了我们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得以观察变化的实际发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