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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
铸币对维持这种自由农民阶级起到了关键作用——保护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不让他们因为债务关系而依附于大领主。事实上，很多希腊城市的财政政策只能算得上是一些精致的战利品分配系统。值得强调的是，古代的城市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做到完全禁止掠夺性贷款，甚或债务奴役的。相反，它们通过扔钱解决问题。黄金，尤其还有白银，是在战争中获取的，或是由战争中俘获的奴隶开采出来的。铸币厂位于寺庙中（存放战利品的传统地点），城市国家分配硬币的方式多种多样。硬币不仅分配给士兵、水手和那些生产武器或装备船只的人，还作为陪审团费用，参加公共集会的费用发放给一般民众，有些时候还是直接发放，就像雅典人在公元前483年于拉里姆的矿山中发现新的矿脉后所发生的著名举动。与此同时，规定国家只接受这种硬币保证了这些硬币会有充分的需求，市场不久就会发展起来。
古希腊城市中多次发生的政治危机类似地也导致了战利品分配。亚里士多德记载了另外一个事件，保守地陈述了公元前391年左右罗得城发生政变的原因（这里的“煽动政治家”指的是民主派的首领）：
煽动政治家需要付钱让人民参加集会和担任陪审员；因为如果人民不参加的话，煽动政治家们就会失去影响力。三桨战船指挥官与城市有契约，为罗得海军建造和装备三桨战船。他们通过克扣向他们支付的钱至少筹集了一部分他们所需的钱。由于三桨战船的指挥官没有拿到酬劳，他们就不能支付欠供应商和工人的钱，因而遭到控告。为了逃避这些诉讼，三桨战船的指挥官们联合起来推翻了民主制度。
不过，是奴隶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西顿、推罗和迦太基的数据都表明，冲突可以产生相当多的奴隶。当然，很多奴隶最后会在矿山劳作，生产更多的金、银和铜。（据记载，拉里姆的矿山使用了1万～2万名奴隶。）
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将这种结果称为“军事-铸币合成体”，不过我认为称其为“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会更准确。不过不管怎么说，英厄姆的术语相当好地描述了这种体系在实际中的运作方式。亚历山大着手征服波斯帝国之际，借了许多钱用于支付和补给他的军队，然后铸造了他最早的硬币，用于支付他的债主。他还通过熔铸他一开始几场胜利中劫掠来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获取货币供应。不过，一支远征军需要他付钱，而且数目不菲：亚历山大的军队有大约12万人，每天的薪水就要半吨白银。出于这个理由，征服波斯也就意味着现有的波斯采矿系统和铸币厂需要围绕满足入侵军队的需要而重组；而且古代的矿山当然是靠奴隶运作的。反过来，矿山中的奴隶大多是战俘。亚历山大围攻推罗城，该城不幸的幸存者们最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矿山工作。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如何自我维持下去的。
亚历山大还摧毁了残存的古代信用体系：因为除了腓尼基人，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腹地，人们也同样抵制新的硬币经济。他的军队不仅摧毁了推罗，还略走了巴比伦和波斯神庙中的金银储备——它们的信用体系得以维持的保障。他规定向新政府缴纳的所有税金都要用他自己的货币。结果是“数个世纪积攒起来的硬币在一个月之内投入市场”，约有18万塔兰特，约合现在的2850亿美元。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军们在从希腊到印度这片广阔的区域，建立起了许多个希腊化的国家。这些国家使用雇佣兵，而不是国民军队，但罗马的故事（再一次）与雅典的故事相似。根据李维这样的官方史学家记载，罗马的早期历史是一段贵族和自由平民持续政治斗争，以及债务危机反复发生的历史。这些事件经常性地导致所谓的“平民独立”的时刻：城市民众离开他们的田地和厂房，在城外露营，威胁要全体叛乱——这介于希腊的群众反叛与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通常出现的逃离策略（strategy of exodus），十分有趣。在这种时候，贵族归根结底还是要面临抉择：他们可以选择使用农业贷款逐渐将自由平民群体变成依附在他们的地产上的劳动者阶层，或者可以选择接受民众所要求的债务保护，维持一个自由农阶层，然后让自由农家庭中的小儿子们参军。危机、独立和改革的漫长历史清楚地表明，贵族是十分不情愿地作出选择的。平民实际上不得不强迫贵族阶层选择帝国政策。他们做到了，并且逐渐主持建立了一个福利体系，至少将一部分战利品分配给士兵、退伍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
就此而论，传统认为的罗马最早开始铸币的时间（公元前338年）、与最终废除债务依附的时间相吻合似乎意味深长。我们再一次看到，用战利品铸造的硬币并没有造成危机，而是被用于解决危机。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理解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吸收贵金属、铸币，然后分配给军队——这与旨在鼓励被征服地区民众在日常交易中接受硬币的税收政策相结合。即便如此，在罗马帝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硬币的使用仍主要集中于两个地区：意大利和一些大城市，还有就是军团实际驻扎的边境。在既没有矿山也没有军事行动的地区，更为古老的信用体系很有可能在继续运作。
这里我还要最后作一些解释。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试图通过军事扩张的手段解决债务危机问题，归根结底只是在回避问题——这个手段不可能永远有效。一旦扩张停止，一切都会再次分崩离析。事实上，甚至在像雅典和罗马这样的城市里，所有形式的债务奴隶是否曾完全消失过还并不明了。在那些军事上并不成功的城市，由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可以用来设立福利政策，债务危机每一个世纪左右都要爆发一次——而且这些城市的债务危机通常比中东的情况要尖锐得多，因为除了彻底的革命之外，它们没有宣布美索不达米亚式的清除债务的机制。很大的一群人，甚至在希腊世界，事实上也沦为奴隶和依附者。
我们已经看到，雅典人似乎认为有身份的人是远离债主的。罗马政治家有所不同。当然，大部分的债是元老院贵族成员之间相互亏欠的：从某种角度讲，这只是富人之间通常有的共产主义，以非常低的条件相互借贷，而对于外人而言他们绝不会这样做。尽管如此，在共和国晚期，历史记录了多起由绝望的负债者发起的密谋。他们通常是贵族，在不留情面的债主的逼迫下，与穷人走上了同一战线。我们之所以在罗马帝国时期很少听到这种事情发生，很有可能是因为反抗的机会更少了；如果要说我们有的证据能够说明什么，只能说问题反而比先前要严重得多。在约公元100年，普鲁塔克这样描述自己的国家，仿佛它正遭受外国侵略一般：
国王大流士（Darius）把他的军官达提斯（Datis）和阿尔塔普列涅斯（Artaphernes）派往雅典城，他们携带镣铐，去绑缚他们应该带走的囚犯。于是这些高利贷者将满箱满箱的表格、账单和义务契约带到希腊，就像为可怜的罪犯准备的镣铐一样多……
他们一借出钱，就立刻要求返还，在放下钱的时刻又拿起；然后他们再出借，收取利息。
所以他们嘲笑那些认为不可能无中生有的自然哲学家；因为他们确实在用既没有也未曾有过的东西获取孳息。
早期基督教父的著作发出了同样的回响，对那些身陷富裕出借者罗网的人的悲惨和绝望有数不清的描述。最终，通过这种手段，自由平民所打开的自由的小窗又完全封闭了。自由农民几乎消失。在罗马帝国末期，并非完全是奴隶的乡下人，事实上也大多成了一些富裕地主的债务劳力；帝国的政令最终又将这个情形在法律上正式化，将农民绑定在土地上。没有了一个自由农民阶级作为军队的基础，国家被迫日益依赖于在帝国四境装备和雇用日耳曼野蛮人——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