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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荣誉和债务）
《荷马史诗》描述的世界，由英勇的武士主宰，这些人对交易都抱着蔑视的态度。在许多方面，它都和中世纪爱尔兰非常类似。货币存在，但并不是用来购买东西；有地位的男人们的生活，是为了追求荣誉，这一追求过程的物质体现形式，就是追随者和财富。财富赠送给别人，作为礼物；财富奖励给别人，作为奖品；财富被掠夺，作为战利品。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tme最初的意思是“荣誉”和“价格”——在这样的环境下，没人会觉得两者之间存在任何矛盾。
200年之后，当商业市场开始发展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剧变。希腊铸币最初的用途，似乎主要用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同时用来支付政府设立和征收的罚款、费用和其他支付名目。但是到了大约公元前600年，几乎每个希腊城邦都在生产自己的铸币，作为城市独立的标志。但是，不久铸币就开始普遍在日常交易中使用。到了5世纪，在希腊城市中，原本用于公开辩论和人民集会的广场，同时也开始用做集市。
商业经济的出现最先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一系列债务危机，和我们已经熟知的美索不达米亚及以色列出现的债务危机类似。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指出：“穷人和他们的妻子女儿们一起受到富人的奴役。”然后革命派出现，要求大赦。大多数希腊城市，至少在某一时期都被信奉平民主义的铁腕分子掌握了权力，部分原因是他们要求实行激进的债务减免政策。但是，大多数城市最终找到的解决方法，和近东地区采用的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希腊城市并没有把周期性的大赦制度化，而是采用立法来限制或废弃劳役偿债。然后，为了预防未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开始采用扩张的政策，把穷人的孩子用船运到海外建立军事殖民地。不久，从克里米亚到马赛的整个海岸，都分布着希腊城市，反过来这些城市也充当了活跃的奴隶交易的载体。由此突然产生的充裕的奴隶数量，彻底地改变了希腊社会的本质。改变的第一个方面，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方面，在于它甚至允许最平庸的公民参与到城市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并且拥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但相应地，这也推动旧的贵族阶级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手段，使自己超脱于他们所认为新民主城邦的庸俗和道德腐化。
在5世纪，当希腊商业的大幕真正拉开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在谈论货币。贵族们是绝大多数现存文献的撰写者，他们认为货币是腐化的象征。贵族回避市场。在理想的状况中，一个有荣誉的男人应该有能力获得家中需要的所有东西，完全不需要接触现金。在实践中，他们知道这并不可能。但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他们都努力让自己和市场中普通居民的价值观划清界限；用他们在葬礼或婚礼上互相赠送的美丽的金银高脚杯和三足鼎，与普通人庸俗地获取香肠或木炭作对比；用通过自身不懈地训练从而在田径比赛上赢得的尊严，和普通人庸俗的赌博作对比；在酒吧里照顾他们的、高雅而有品位的情妇，和“公共妓女”（她们是住在广场附近妓院中的女奴隶，妓院通常由民主城邦提供资助，以服务于城邦中男性公民的性需求）作对比。在每种情况中，他们都使自己处于由礼物、慷慨和荣誉构成的世界中，远离肮脏的商业交易。
这就导致罗马发生的情况，和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观察到的推拉作用有些许不同。一方面，我们看到贵族文化对普通公民商业感觉的抵制，他们认为这种感觉是低等的。另一方面，我们在普通公民身上看到了类似精神分裂的反应，他们在限制甚至禁止贵族文化因素的同时，又努力模仿贵族的行为。在说明这一点上，鸡奸是非常好的例子。一方面，娈童恋被看作典型的贵族行为——事实上，在年轻的贵族准备融入更高的贵族阶层中时，它是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因此，民主城邦认为它在政治上具有颠覆性，于是把男性公民之间的性行为定义为非法。同时，几乎每个人都开始接受娈童恋。
众所周知，希腊人特别迷恋男性的荣誉。这一点表明，希腊城郊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特征，并非主要来自于荷马提到的荣誉，而是来源于贵族的这种对于市场价值的抵制，最终促使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抵制行动。但是，对女人的影响要比中东地区的例子更加严重。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对商业的蔑视以及对公众生活的自信逐渐和男性荣誉绑定在一起，而女性荣誉的定义几乎只从性的方面出发，全部与守身如玉、端庄贞洁相关，甚至发展到受尊敬的妇女应该在家庭生活中保持缄默的地步，任何参与公众生活的女人都会因此被认为是妓女，或者等同于妓女。亚述人戴面纱的习惯在中东并没有普及，但是希腊却采用了这一做法。它变成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老套路，即使雅典的女人冒险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她们也应该把自己的容貌隐藏在面纱之后。
这样，货币就从衡量荣誉的手段，变成了衡量与荣誉毫不相关的东西的手段。提议一个人的荣誉可以用货币来购买，成为了一种可怕的羞辱——尽管实际上，男人们经常在战争中被俘，甚至被强盗或者海盗绑架，作为索取赎金的筹码，他们确实会经历戏剧性的劳役偿债和救赎的过程，但和许多中东女人的经历并不相同。有一个令人尤为震撼的方式可以确凿无疑地说明这一点（实际上，这个例子中几乎完全可以依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种方式就是，把人质所使用的货币标志，烙印在他们的身上。这和今天想象出来的外国绑匪的做法相似，他们在收到美国人质的赎金后，在释放人质之前，会在人质的额头上烙印一个美元的标志。
在所有这一切中，有一个问题仍然没能得到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为什么货币尤其变成了荣誉降级的象征？是由于奴隶制度的原因吗？你可能想要得出结论，确实是由于奴隶制度：在古希腊城邦中，新发现的几千个荣誉被彻底降级的人类，也许暗示着一个自由人（更不用说自由的女人）不管在任何意义上被买卖，都是非常具有侮辱性的。但是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关于爱尔兰奴隶货币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人类荣誉彻底降级的可能性绝不会形成对英雄荣誉的威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必不可少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伊利亚特》被认为是西方文学的第一部杰作，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之间的争吵带来了《伊利亚特》中的行动。这是在如何处置一名女奴隶的问题上，两名英雄武士之间爆发的关于荣誉的争执，这绝不是巧合。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只要在战争中不幸走错一步，或者遭遇海难，就会变成奴隶。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有好几次差点沦为奴隶。甚至在公元3世纪，罗马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在埃德萨之战中失败被俘，余生都作为萨珊王朝的皇帝夏普尔一世（Shapur I）上马之前的脚凳。这就是战争的危险之处，但对于军事荣誉的本质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名战士的荣誉，在于他心甘情愿参加孤注一掷的游戏。他能够承受多大的打击，他的行为就可能有多伟大。
那么，是否商业货币的出现，使得传统的社会等级变得混乱无序？希腊贵族经常这样说，但是这种抱怨似乎并不真诚。当然，起初是货币使得优雅的贵族得以存在。他们在货币的问题上的真正困扰，只是因为他们太想占有货币。因为货币几乎可以用来购买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想要它。也就是说，因为货币没有歧视性，所以它值得拥有。可以看出，为什么“公共妓女”的隐喻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们共有的”女人——如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os）所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她。从原则上来说，我们不应该被这种没有歧视性的东西所吸引。事实上，我们当然会被吸引。并且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像货币这样既没有歧视性，又拥有如此的吸引力。当然，尽管希腊贵族坚持声称他们并没有被这样的东西吸引，那些时常光顾他们聚会的情妇、吹奏长笛的女孩、杂技演员和美丽的男孩，其实根本不是妓女（尽管有时他们也会承认这些人确实是妓女），而他们也对一个事实挣扎不已：即他们为崇高思想所追求的东西（例如战车竞赛、为海军装配船只、资助悲剧的演出）使用的货币，和一个人为渔夫的妻子购买廉价香水和馅饼所使用的货币一样；唯一真正的区别是他们的追求需要的货币数量要多得多。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说，货币引入了一种欲望的民主化。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开始追求相同的杂乱东西。但是还存在另一个因素。逐渐地，在获取必需品的过程中，也开始需要使用货币。荷马时代的世界和大多数人性经济中的情况一样，我们几乎听不到对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物品的讨论（食物、住处、衣服），因为它假设每个人都拥有这些东西。一个没有财产的人，至少可以成为某个富人家中的随从。即使奴隶也拥有充足的食物。这里，妓女是能够成为已经发生的改变的有力象征，因为尽管妓院中的有些人是奴隶，其他人则都是穷人；她们的基本需求再也不能被想当然认为可以得到满足，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她们屈服于其他人的欲望。这种对于其他人即兴想法依赖性的极端恐惧，根植于希腊人迷恋于自给自足的基础中。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原因，是希腊城邦的男性公民（和后来的罗马人一样）以非同寻常的勤勉努力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与市场带来的危险和自由隔离开来。希腊男人的做法与中东男人的做法不同，他们似乎并没有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作为债务抵押品；至少在雅典，把自由公民的女儿变成妓女也是违法的。结果，尊贵的女人消失了，基本被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高级场面中移除。如果任何人因债务沦为奴隶，那么这个人通常是债户。更加戏剧性的是，一般是男性公民指责对方卖淫——雅典的政治家通常会声称对手年轻时从追求者那里收到的大量礼物，实际上是通过出卖肉体换取金钱，因此他们应该失去自由公民身份。
在这里，回顾一下在第五章中确立的原则，可能具有一定的帮助。我们观察到的最重要的现象，既是对旧的等级（荷马时代的伟人和他们的随从）的腐蚀，同时也是对旧的互助形式的侵蚀，共产主义的关系逐渐被限定在家庭的内部应用。
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的商业市场正在逐渐成形，“债务危机”袭击了许多希腊城邦。在这场危机中真正处于危险境地的，正是前面的一种——对等级的腐蚀。当亚里士多德提到雅典的穷人正在变成富人的奴隶时，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在年景不好的时候，许多贫穷的农民将陷入债务之中；结果，他们最后会变成自己财产的佃农和受抚养者。有些人甚至被卖到国外做奴隶。这导致社会产生动荡和骚乱，并带来了一系列要求：清理债务，恢复那些身处奴役之中的人们的自由以及重新分配农业土地。在少数的几个例子中，它带来了彻底的革命。我们听说在墨迦拉（Megara）有一个激进的派系，它不仅把收取利息的贷款定义为非法，而且以回溯的形式实现这一点（强迫债主归还他们从前获得的所有利息），这个派系最终掌握了权力。在其他的城邦里，平民主义暴君许诺废除农业债务，因而也获得了权力。
从表面上看，这一切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从商业市场发展的那一刻起，希腊的城邦就迅速产生了曾经在中东的城市中肆虐了上千年的全部社会问题：债务危机、债务抵制、政治骚乱。在现实中，事情没有这么明显。一方面，穷人“沦为富人的奴隶”并不是新近产生的。即使在荷马时代，人们也认定富有的人将生活在受抚养人和随从的簇拥之下，受抚养人和随从都来自附属的穷人阶层。但是，这种资助关系最重要的地方，是它包含双方的责任。一位高贵的勇士和他谦卑的对手被看作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人，但是人们认为他们双方都应该照顾对方（本质上有区别）的需求。这种资助关系变为债务关系（例如，把预付玉米种子看作是一笔贷款，更不要说一笔收取利息的贷款）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进一步说，它在两个完全对立的层面上实现了这一切。一方面，一笔贷款意味着对于债主来说，将没有任何后续的责任；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一笔贷款确实代表签订合约双方是一种正式的、合法的对等关系。至少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着签订合约双方从本质上来说是同样的人。当然，这是你能想象出来的所有对等形式中，最冷酷、最暴力的一种。但是它的诞生先于市场，这一事实使它更加让人难以承受。
邻居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张力。在农业社会中，他们倾向于互相赠送或借用东西——这些东西五花八门，从漏勺和镰刀，到木炭和烹饪用油，再到玉米种子或者耕牛。一方面，在农业社会中，这种赠予和给予被看作人际交往的基础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面，索要无度的邻居是声名狼藉的刺激物——当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购买或租借原本赠送的东西要花费多少钱之后，情况将变得越来越糟糕。又一次，了解地中海地区农民日常生活困境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看幽默故事。在土耳其的爱琴海地区流传的故事，精确地反映了这种顾虑：
有一次，一位邻居过来说自己临时有事，询问纳斯列丁是否可以借用他的驴子。纳斯列丁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第二天，这个邻居又来了——他要把一些谷物送去研磨，想借用驴子。不久，他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出现，甚至都不再说理由。最终，纳斯列丁忍无可忍，一天早晨，他告诉那个邻居说驴子被自己的兄弟带走了。
那个邻居正要离开，忽然听到纳斯列丁的院子里传来驴子洪亮的叫声。
“嘿，你刚才不是说驴子被带走了吗？”
“我说，你要相信谁呢？”纳斯列丁问，“相信我，还是相信牲口？”
随着货币的出现，礼物和贷款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一方面，即使是收到礼物，一般人们也认为应该回赠比收到的礼物稍好一点的东西。另一方面，朋友们并不会彼此收取利息，任何说明他们应该收取利息的建议肯定会让朋友痛苦不已。那么慷慨地回赠礼物和支付利息这两种做法，到底存在什么不同呢？这就是纳斯列丁最著名的一个故事的基础，几百年以来，这个故事为地中海及其邻近地区的农民带来了欢笑。（我得说明，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地中海区域使用的语言中，“利息”这个词也有“后代”的意思，这个故事也是对这一事实的戏谑。）
纳斯列丁的邻居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守财奴。有一天，他告诉纳斯列丁自己要为朋友们举办一个聚会，询问是否可以借用纳斯列丁的罐子。纳斯列丁的罐子也不多，但是他说自己很愿意把所有罐子都借给他。第二天，守财奴回来了，带着从纳斯列丁这里借走的3个罐子以及一个额外的小罐子。
“那是什么？”纳斯列丁问。
“噢，它是罐子的孩子。罐子在我那的时候生下了后代。”
纳斯列丁耸耸肩，收下了4个罐子。守财奴高兴地离开了，因为他已经确立了产生利息的原则。一个月以后，纳斯列丁要举办一个聚会，他向守财奴邻居借了一打豪华陶器。守财奴等了一天，纳斯列丁没来。他又等了一天，纳斯列丁还是没来。
第三天，守财奴来到纳斯列丁的家中，询问他的陶罐怎么了。
“噢，那些陶罐？”纳斯列丁悲伤地说，“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它们死了。”
在英雄体系里，只有是荣誉的债务（回赠礼物、要求复仇、要求拯救或赎回沦为囚犯的朋友或亲属）在一报还一报的交易逻辑下运转。荣誉和信用一样；它是一个人信守诺言的能力，但在错误的例子中，它就是一个人“扯平”的能力。“扯平”这个词，暗示它是货币的逻辑，但是金钱或者任何类似金钱的关系，都受到这个逻辑的限制。逐渐而微妙地，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正在发生事情的完整含义，道德关系的本质变成了各种不诚实花招的手段。
许多审判词留存至今，但从中我们对这种变化知之甚少。这里有一段来自4世纪的审判词，可能出自于公元365年左右。阿波罗多罗斯是一位成功但出身卑微的雅典公民（他的父亲是银行家，但出生时是奴隶），和许多绅士一样，获得了农村中的大片田地和庄园。在那里，他和自己最近的邻居尼克特拉特斯成为了朋友。尼克特拉特斯出身贵族，但当时出于某种原因经济上出了问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一般的邻居一样，借贷小额金钱，互相出借牲口或奴隶，在对方外出的时候帮忙照看财产。有一天，尼克特拉特斯倒了大霉。在追捕逃走奴隶的过程中，他被海盗绑架，关在爱琴岛的奴隶市场中，要求换取赎金。他的亲戚只能凑齐赎金的一部分，所以他被迫向市场中的陌生人借剩下的部分。那里的人似乎是专门提供这种贷款的专家，而他们的条件因苛刻而臭名昭著：如果30天内不归还，金额就加倍；如果一直不归还，债户就将成为他提供赎身资金那个人的奴隶。
尼克特拉特斯声泪俱下地向他的邻居求助。他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已抵押给不同的债主；他知道阿波罗多罗斯身边也没有那么多现金，但是他最亲爱的朋友是否可以把一些财产用来抵押呢？阿波罗多罗斯被感动了。他愿意勾销尼克特拉特斯已经欠他的所有债务，但是剩下的金额比较难办。不过，他愿意尽力尝试。最后，他自己向熟人阿瑟萨斯借了一笔钱，以自己在城镇中的房子作抵押，年利率16%，以满足尼克特拉特斯债主的要求；同时，他安排自己的亲戚向尼克特拉特斯提供一笔无息的支持贷款，这种贷款称做“伊拉诺斯”（eranos）。但是不久，阿波罗多罗斯意识到自己被陷害了。贫穷的贵族决定利用他的暴发户邻居。尼克特拉特斯实际上和阿瑟萨斯以及阿波罗多罗斯的一些敌人串通，使阿波罗多罗斯错误地被判为“公共债户”；也就是说，他违约了，没有履行应承担的对公库的责任。首先，这意味着他将失去把任何人告上法庭的权利（即他不能控告欺骗他的人，以追回自己的钱）；其次，这将使他的债主找到借口，洗劫他的房屋，带走他的家具和其他财产。据推测，阿波罗多罗斯在尼克特拉特斯眼里属于下等人，尼克特拉特斯对于自己欠这种人的钱感觉很不舒服。和维京人艾基尔类似（相较于为爱因纳尔送给他的精美礼物创作一首感谢诗，他宁愿杀了自己的朋友），尼克特拉特斯似乎认为，通过暴力和欺诈的手段把钱从他下等朋友的手中榨取出来，比余生都感觉自己要承担偿还的义务更加有荣誉，或者自己更加可以接受。不久，事情发展成了彻底的暴力，最终整个事情在法庭上得到解决。
我详细地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包含了一切。我们看到了互相帮助：如果需求足够强烈，或者成本可以接受，朋友和邻居应该互相帮助。事实上，许多人确实都有社交圈子，当自己确实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些人愿意提供金钱帮助：无论是婚姻、饥荒还是赎金。我们也看到了掠夺暴力那无所不在的危险，把人类变成商品，并通过这种方式把最不道德的计算引入经济生活——不仅是对于海盗一方，可能对于那些潜伏在市场中的放贷者来说更是如此。放贷者以苛刻的条件，为那些筹集亲属的赎金但数额不够的人提供借款，然后这些人将向国家提出申请，允许他们雇用人员，以武力保证合约的执行。
我们看到了英雄的骄傲，把过度慷慨行为当做一种蔑视的袭击行为。我们看到了礼物、贷款和商业信贷合约之间的模糊性。在这个例子中，可能除了尼克特拉特斯那异常的忘恩负义之外，事情结束的两种方式其实都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有名望的雅典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负，经常借钱；没那么出名的人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债务，或者如何从自己的债户手中搜刮钱财。最后，这里还存在另一个微妙的元素。尽管这里每日进行的市场交易（不论在广场的商店中还是在摊位上）和其他地方一样，一般都以信用的方式进行；但是铸币的大量生产允许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匿名进行，这种匿名的交易，不可能存在于纯粹的信用交易体制下。海盗和绑架者以现金进行交易——爱琴海市场中的放高利贷者离开了现金就没法进行交易。通常包含暴力的违法现金交易以及通过暴力保证实施的极度苛刻的借贷条款，这两者的结合从此使得无数的地下犯罪行为得逞。
在雅典，带来的结果就是极端的道德混乱。货币、债务和金融的语言，提供了有力并最终无法抗拒的方式来思考道德问题。和印度吠陀时代的人类似，人们开始谈论生命是对神的债务，谈论责任是债务的一种，谈论字面意义上的荣誉债务，谈论债务是罪行，谈论以收回债务形式进行的复仇。但是如果债务是道德（当然，至少它存在于债主收取的利息中，债主一般没有合法的求助对象可以强迫债户支付债务，或声称债户应当偿还债务），因为正是货币成功地把道德变成了一门精确、可量化的科学，那么对于货币似乎鼓励了最糟糕的行为这一事实，该如何理解呢？
现代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正是起源于这样的困境。我想这从字面意义上说也是正确的。想想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4世纪雅典的又一部作品。这本书的开篇写到，苏格拉底前往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港口拜访一位老朋友，一个富有的武器制造商。两个人开始讨论正义，因为那位老人声称货币不可能是一个坏东西，它使得拥有货币的人具有正义，正义包括两种东西：讲真话，总是偿还欠下的债务。这个说法能够轻易推翻。苏格拉底问，如果有人把他的剑借给了你，后来当他产生了疯狂的暴力倾向，让你把剑还给他（假定这样他会去杀人），这时你要怎么做？很明显，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向一个疯子提供武器都不可能是正确的。老人轻松地耸耸肩，不再理会这个问题，然后准备去参加某个仪式，让他的儿子继续进行讨论。
他的儿子普雷马科斯转换了话题：很明显，他的父亲提到“债务”的时候，并不是指它的字面意义——归还某个人所借的东西。他更多是指给予人们别人欠下的东西；以善报善，以怨报怨；帮助自己的朋友，伤害自己的敌人。推翻这一说法花费的工夫更多（我们是不是说在决定什么人是朋友、什么人是敌人的时候，正义不起任何作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不是如果一个人认定自己没有朋友，因此即使他去伤害别人，他也是正义的？而且即使你确实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认定自己的敌人真的是个坏人，应该受到伤害，那么通过对他施加伤害，你不就使他变得更糟吗？把坏人变得更坏，真的能成为正义的例子吗）但是最终还是推翻了。这时，诡辩家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os）走了进来，指责他们都是软弱的理想主义者。他说，在现实中谈论“正义”的都是政治托辞，只是为了使有权势的人们的利益正当化。而它也本应如此，因为在现有的范围内，正义就是有权势的人们的利益。统治者就像牧羊人，我们喜欢把他们想象成慈爱地照顾自己的羊群的人，但是牧羊人最终会怎么对待绵羊？他们宰杀绵羊，然后吃掉，或者出售羊肉换钱。苏格拉底回应指出，斯拉雪麦格把照顾羊群的技艺和利用羊群赢利的技艺混淆了。医术是为了促进健康，与医生是否在治病的过程中获得利益无关。放牧的技艺是为了保证羊群的安康，不论牧羊人（或他的雇主）是不是一个知道如何利用羊群赢利的生意人。统治的技艺也是如此。如果这种技艺存在，那么它必然有着与一个人能从中获得的利益有所不同的目标，这个目标除了确立社会正义之外，还能是什么呢？苏格拉底指出，只有货币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想象“权力”或“利益”这样的词暗指社会现实，它们从自身而言能够被追求，更不用说实际上所有的追求都最终指向对权力、好处或自身利益的追逐。他说，问题在于，如何确保那些坐在政界办公室的人出于荣誉做事，而不是为了摄取自身利益。
在此我要说句题外话。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最终四处旅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关于哲学王的主张也包括在内；废除婚姻、家庭和私有财产；只有精心挑选的人才能生育后代。（很明显，他的这本书就是要激怒读者，两千多年来，它出色地达到了这一目的。）但是我要强调，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今的道德和政治理论的核心传统，有多少起源于下面这个问题：偿还债务意味着什么？柏拉图首先向我们展现了简单的、字面意义上的商人视角。当这一点被证明不足够以后，他把这一点用英雄的语言重新构造。毕竟，可能所有的债务其实都是荣誉的债务。但是在一个商业、阶级和利润已经混淆所有一切，使得人们的真正动机再也不清晰的世界中（正如阿波罗多罗斯悲伤的发现一样），英雄荣誉不再起作用。我们如何知道谁才是敌人？最后，柏拉图为我们提出了犬儒主义权力政治。也许没有人欠别人任何东西。也许那些追求利益的人，获得利益的方式就是正当的。但是即使这样的说法也不成立。我们确信现在已有的标准是不和谐的、自相矛盾的，为了创造一个符合逻辑的世界，需要某种激进的破坏行为。但是那些真正按照柏拉图的建议考虑采取激进的破坏行为的人，大多数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能会有远比道德不和谐更坏的事情。由此，我们就站在了无解的困境之中。
柏拉图思考这些问题并不奇怪。不到7年前，他有过一次悲惨的海上旅行，受伤被俘，本应和尼克特拉特斯一样被带到爱琴海的拍卖区出售。但是柏拉图的运气不错。一位伊壁鸩鲁学派的利比亚哲学家安尼克里斯（Annikeris）当时恰好在市场上。他认出了柏拉图，并支付了赎金。为了尊严，柏拉图试图偿还安尼克里斯，于是他在雅典的朋友为他筹集了20迈纳[1]银币，但是安尼克里斯拒绝接受，坚称能够给热爱智慧的同道人带来好处，是他的荣誉。确实，从那以后，安尼克里斯就因自己的慷慨而被人们铭记和歌颂。柏拉图用那20迈纳银币购地建学，就是后世著名的柏拉图学院。尽管他并没有表现出如尼克特拉特斯那样的忘恩负义，但是别人确实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柏拉图后来的学术生涯得以继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拜一个人所赐；在柏拉图眼里，这人可能是个籍籍无名的哲学家，甚至不是一个希腊人！欠这样一个人债务，柏拉图很是不高兴。至少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像柏拉图这种以提到别人的名字为乐的人，却绝口不提安尼克里斯。我们是从后世的传记作者那里才了解到安尼克里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