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第一个5000年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半个人，就像儿童们留做信物的半个硬币，也像一分为二的比目鱼。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找与自己相合的另一半。

——柏拉图，《会饮篇》

从某个角度来看，瓦格纳是错误的：在欧洲引入金融抽象并不标志它正在脱离中世纪，而恰恰是它最后姗姗来迟，进入了中世纪。

这里我们不能怪罪瓦格纳。几乎每个人对此都有误解，因为最有代表性的中世纪制度和观念引入欧洲的时间十分晚，以致于我们往往误以为它们是现代性最早的悸动。我们在汇票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东方早在公元700年或800年就已经使用汇票，但抵达欧洲一直要到数个世纪以后。独立的大学（也许是中世纪制度的精髓）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纳兰达（Nalanda）创建于公元427年，中国和临近西方世界（从开罗到君士坦丁堡）也遍布独立的高级学习机构。牛津、巴黎和博洛尼亚出现类似机构要到好几个世纪之后。

如果轴心时代是唯物主义时代，中世纪则首先是超验时代。在大部分情况下，古代帝国崩溃之后没有新的帝国出现。相反，曾经具有颠覆性的民众宗教运动一跃成了主导性的制度。奴隶制衰败或消失，暴力的总体水平也下降了。交易的进展加速了技术革新；更普遍的和平不仅仅使丝绸和香料的流通更为方便，也加速了人与观念的交流。中世纪中国的僧侣可以潜心于翻译古代梵文佛学著作，中世纪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神学院学生能够用阿拉伯语讨论法律术语。这些事实见证了中世纪深刻的世界主义。

我们把中世纪看作“信仰的时代”，因此也就是盲目服从权威的时代。这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遗产。不过需要再次注意的是，这种看法只有在把“中世纪”的主要舞台放在欧洲时才是有意义的。从世界的标准看，西欧不仅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地方，天主教会相比其他宗教教会，也是极其不宽容的。例如，我们很难在中世纪的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找到与火烧“巫师”和屠杀异端类似的事情。中世纪的世界更为典型的是中国历史中某些时期出现过的模式：年轻时浸淫于道教，中年时信奉儒教，到晚年醉心佛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中世纪思想的精髓，并不是盲目服从权威，而是坚持认为支配我们日常事务的价值（尤其是那些宫廷和市场中流行的价值）是混乱、错误、虚假和堕落的。真正的价值蕴藏在别处，在一个无法直接认知的领域，要接近它只能通过研究或冥思。但这又反过来使思考的能力以及整个有关知识的问题，成了无穷无尽的难题。例如，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教哲学家都在思索一个重大难题——我们说只能通过理性的能力认识上帝，但同时又说理性本身是上帝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哲学家也纠结于类似的难题，他们问道：“是我们阅读经典，还是经典阅读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智识辩论都以某种方式转向了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创造了世界，还是世界创造了我们的思想？

在几种主要的货币理论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张力。亚里士多德论证了黄金和白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因此货币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习惯，是人类社团发明出来用于促进交换的。由于它“源于协议”，所以我们只要决意，就“可以改变它，或者让它变成无用之物”。这一立场在轴心时代唯物主义的知识环境下缺乏吸引力，但在后来的中世纪，它成了公认的智慧。加沙里是最早拥护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人之一。他还将此理论推向极致，认为金币没有内在价值正是其货币价值的基础。正是这种内在价值的缺失赋予它“统治”、度量和规定其他东西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加沙里否认货币是一种社会习惯。它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

加沙里是神秘主义者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最终避开了自己的观点中最激进的推论。但我们同样可以问，在中世纪，宣称货币是一种随意的社会习惯是否真的是一种如此激进的立场？毕竟，当基督教思想家和中国思想家认为货币确实如此时，通常是在说货币是由国王和君主的意志所决定的。从这层意义上看，加沙里的立场与伊斯兰教保护市场不受政治干预的诉求完全一致，两者都在说市场处于宗教权威的正当保护之下。

中世纪货币拥有如此抽象、虚拟的形式（支票、符木、纸币），这意味着这类问题（“说货币是一种象征是什么意思？”）切入了当时哲学议题的核心。“象征”一词本身的历史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我们发现了货币形式与哲学讨论之间出奇的平行性，我们只能用“惊人”来形容。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货币不过是社会习惯时，使用的术语是symbolon——我们的“象征”（symbol）一词正是由此派生出来的。Symbolon一开始是一个希腊语词汇，意思是“符木”——一种一分为二来标识一项契约或协议的物件，也可以在上面打上记号或将之打碎用于记录一笔债务。因此，英语中的“象征”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记录某种债务契约的物件。这已经十分令人惊讶了。不过真正让人目瞪口呆的是，现代汉语中的同义词“符”或“符号”有几乎相同的来源。

让我们从希腊词语“symbolon”开始说起。餐桌上的两个朋友可以将某个物件（例如一个指环、一个关节骨、一片陶器）一分为二，造出一个symbolon。在未来的任何时刻，他们之中若是有人需要对方的帮助，就可以拿出自己的一半，提醒两人之间的友谊。人类学家已经在雅典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类似物件，通常为黏土质地。后来这成了签署契约的方法，起见证的作用。这个词也可以用于指各种类型的凭证：那些给予雅典陪审员授权他们投票权的东西以及允许公民进入剧院的门票。它还可以指货币，不过仅指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根据地方习俗才拥有固定价值的铜质硬币。在书面文件中，symbolon还可以指通行证、契约、委托书或收据。延伸一下词义它就有了预言、前兆、征召的意思；最后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意思，即符号。

Symbolon的词义演变为“符号”似乎有两条进路。亚里士多德十分注重符木可以有各种形式的事实：物件具体是什么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它可以一分为二。语言正是如此。词语是我们用于指示物体或观念的声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英语用“dog”（狗）指一种动物，用“god”（神）指一种神祗而不是相反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社会习俗是唯一的原因，一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共同协定用某种声音指示某种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词语都代表着人们随意的协定。当然，货币也是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我们的协定而拥有价值的，并非只有没有价值的铜币；所有货币，甚至黄金，都不过是一种symbolon，一种社会习俗的产物。

这一切在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几乎就是常识，因为在当时，统治者只需要发布一条法令就可以改变货币的价值。尽管如此，中世纪有关符号的理论更多地来自古代的神秘宗教，symbolon一词的意思是某种神秘的公式或符咒，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理解。它因此成了一种具体的符号。人可以感知它，但只有借助于某种隐藏的真相才可以理解它。而这种真相是完全超乎人类感官经验的范围的。

在中世纪有一位符号理论专家，它的著作广为流传，备受推崇。他是公元6世纪的一位希腊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虽然真实姓名不详，但他的化名亚略巴古的丢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广为人知。丢尼修采用了后面这一种概念来回应当时重大的智识问题：人如何可能认识上帝？我们的知识局限于我们所能感知的物质宇宙，又如何能够认识一个本质完全异于物质宇宙的存在？正如他所叙述的，上帝是“超越存在的无限”，是“超越人类理解力的同一性（oneness）”。好在上帝无所不能，正因为如此，就像他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圣餐中那样，他可以凭借各种各样的物质形态向我们揭示他的存在。丢尼修警告我们，我们只有摆脱神圣的东西往往是美好的这一概念之后，才可能开始理解符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发光的天使和天上的战车这些形象很可能只会干扰我们的心智，因为它们会诱使我们想象实际的天堂就是这样一幅图景，而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设想天堂的样子。相反，有效的符号就像最早的symbolon那样，是并不漂亮的物体。它们显然是人们随机选出的，通常是丑陋、荒谬的东西，这种不和谐性本身就提醒我们，它们不是上帝；提醒我们上帝“超越所有物质性”的事实，即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们正是上帝。不过，从任何意义上讲，它们都已经不再是平等的人定下协议的象征了。符号是礼物，绝对、免费、带有等级性的礼物，将它们赠送给我们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我们根本无法设想我们与这个存有之间存在互惠、债务或相互负有责任的关系。

我们将上述希腊词典中的解释与下面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作个比较：[3]

符（fu）相合，一致。符木的两半

·证据；身份证明，信任状

·兑现承诺，信守诺言

·调和，使一致

·天意与人为的相互一致

·符木，支票

·玉玺或印章

·许可证，通行证，信任状

·如拼合符木，完全契合。

·标志，符号……

词义的变迁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就像symbolon一样，“符”可以指符木、契约、公章、许可证、通行证或信任状。作为保证，它们可以代表一种协议、一笔债务契约，甚至一种封建从属关系——因为小领主会割开一块符木，来表示同意成为另一位领主的附庸，就像借粮或借钱的做法一样。两个词语的共同特征似乎在于，它们都是最初平等的两方缔结的契约，契约中的一方同意成为另一方的附庸。后来，随着国家走向集权化，符成了向官员传达命令的手段：到外省任职的官员持有符的左边一半，皇帝若是想要下达一条重要指令，就会让信使携带右边一半送到该官员处，这样官员就会知道命令出自皇帝。

纸币似乎是从这种一分为二，然后合二为一的债务契约的纸质版本中发展出来的。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当然，对于中国的理论家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论点算不上激进；货币不过是一种社会习俗的观点早就是他们的假设。货币是君王所创设的。不过，从上面的词条看，这里需要有一个小小的限定。“符”也可以指“天意与人为的相互一致”。官员由皇帝任命，与此类似，皇帝归根结底由一种更高的权力任命，而他的统治要有效，就必须服从上天的指示。这也就是为什么吉兆称为“符”，也就是上天赞赏统治者的迹象。如果统治者犯了错，上天则会降下自然灾害警示。

中国人的这种思想确实与基督教的思想有些接近。但中国人观念中的宇宙有一个关键性的差异：中国思想传统并不强调地上和天堂有绝对的鸿沟，拥有与神灵的契约关系因此绝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中世纪道教的仪式中。道士要进行一种“画符”的仪式，撕开一张象征着与上天的契约的纸条。它与神奇的护身符相同，师父也许会给他的弟子一张这样的神符。这些东西完全是符木：入门修道者持有一半护身符，另一半据说由神灵保管。这种护身符上面画有图样，据说代表着神灵的书写方式，只有神灵才能理解；书写的内容是委托神灵帮助持有护身符的人，通常是赋予修道者召唤神兵的权利，协助他降妖除魔、治愈病痛，或是取得非凡的能力。不过，护身符也可以像丢尼修的象征物一样成为冥思的对象，修道者可以凭借它最终取得一些有关超越于我们世界之外的不可见世界的知识。

中世纪中国许多最为引人注目的视觉符号都可以溯源到这种护身符——河图（或称阴阳图）似乎就从中发展而来。只要看一眼阴阳的符号，就能十分轻易地联想到符木的左右两半（符木的左右两半有时候也叫做“阴阳”两半）。

符木不需要见证人。如果两个裂面可以合到一起，那么所有人都知道缔约双方之间有过协定。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词语适于比做符木的原因：我们有一种默认的协议让词语A对应于概念B。符木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虽然它一开始可能单纯只是友谊或团结的象征，但在后来几乎所有的案例中，持有符木的双方事实上同意建立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是债务、义务或服从对方命令的关系。这也就使我们有可能用它比喻物质世界与更为强大、赋予物质世界意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是同等的，但它们创造出来的是绝对的差异。所以，中世纪基督教神秘学者与中世纪中国的道士都将符看作是从天而降的只言片语。对于前者而言，这些文字是一种语言工具，让我们得以稍微理解我们根本不可能与之产生互动的存在；而对于后者而言，它们是一种与高级存在互动，乃至制定实际举措的方式。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当我们试图通过债务重新想象世界的时候，总是会陷入困境。债务是平等的两方缔结的一种特别协议，使他们的地位不再平等，直至履行协议之后平等的地位才恢复。在某个层面上看，上述观念不过是这个困境的另一个版本。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在中世纪呈现得尤为尖刻。中世纪的经济几乎可以说是精神化的。由于金银都流入圣地，各地的人们在日常交易中主要使用的是信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财富和市场的论述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有关债务和道德的论述，而有关债务和道德的论述变成了有关我们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本质的论述。我们知道，解决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欧洲和印度，社会回到了等级制度：社会是由牧师、武士、商人和农民构成的等级秩序（在基督教国家只有牧师、武士和农民）。不同等级之间的债务被看作具有危险性，因为它们暗示着双方具有平等的可能性，并往往导致直接的暴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债务的原则通常成了支配宇宙的原则：因果债、母乳债、人与上天缔结的债务契约。从中国历代当局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都会产生过分的结果，有可能会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失去平衡。政府有责任时时干涉，保持市场的平稳、公平运作，从而防止新的民众动乱爆发。在伊斯兰世界，神学家认为神时时刻刻在重建整个宇宙，因此市场波动反而仅仅被视为神意的另一种体现。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儒家谴责商人，而伊斯兰教赞赏商人，它们最终都产生了相同的结果：繁荣的中国和伊斯兰社会拥有蓬勃的市场，但创建大型商业银行和工业企业的要素从来没有组合到一起，而这两个经济组织日后将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伊斯兰世界的例子尤为显著。无疑，它曾产生过许多只有用资本家才能确切形容的人物。阿拉伯语中称大商人为shib al-ml，意为“资本所有者”。法学理论家可以随意自如地讨论资本的创设和扩张之类的问题。在哈里发王国的鼎盛时期，有的大商人拥有数百万第纳尔，搜寻着有利可图的投资。为什么在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现代资本主义？我要着重指出两个因素。首先，伊斯兰教商人似乎是十分严肃地看待他们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市场并不受政府的直接监管；因为契约是个人之间缔结的（理想的形式是“握一握手，望一望天，然后成交”），所以荣誉和信用很大程度上难舍难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人人相互残害的地方不可能有残酷的市场竞争。其次，伊斯兰教还十分严肃地对待利润是风险的回报的原则。这条原则在后来被古典经济学理论奉为圭臬，不过在实践中并没有充分的体现。伊斯兰教认为从事贸易事业的人将自己暴露在风暴与沉船、野人、丛林、大草原与沙漠、不可预知的外国风俗以及专制政府的危险之下。设计用于规避这些风险的金融机制被视为是不虔诚的表现。这是反对高利贷的一个原因：如果出借者要求收取固定比率的利息，他的收益也就固定下来了。出于类似理由，商业投资者理应分享风险。这使得绝大多数后来在欧洲发展出来的金融和保险形式，在伊斯兰世界不可能出现。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中世纪早期的佛教寺院代表了另一种极端。无尽藏之所以不会耗竭，就是因为通过不断出借资金收取利息而从不动用本金，它们可以有效地保证投资零风险。这就是要点。不同于伊斯兰教，佛教这样做也就造就了某种十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司”的实体——我们有一个迷人的法律神话，将这种实体想象成人，不过它不会死去，不用经历纠结的婚姻、繁衍、衰老和死亡。中世纪有恰如其分的话语形容这种实体，它们与天使十分相似。

我们法律上有关公司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中世纪盛期的产物。将一家公司看作一个“拟制人”（persona ficta）的法律观念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再熟悉不过。这个拟制人，正如伟大的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所说，“是不死的，可以进行起诉和被起诉，拥有土地，拥有自己的图章，以及制定管理那些组成他的自然人的规则”。这个法律观念最先是在1250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教会法中确立的。而它最早适用的实体就是修道院——同时还有大学、教会、市政局和行会。

恰巧，将公司看作一种天使般的存在的观念并非我的原创，而是我从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恩斯特·坎托洛维奇（Ernst Kantorowicz）那里借用来的。坎托洛维奇指出，所有这些恰好与托马斯·阿奎那发展出天使实际上只是柏拉图式理念的人化的概念同时发生。他写道：“根据阿奎那的理论，每个天使都代表一个物种。”

那么，法学家拟人化的集体（它在法学上是不死的物种）体现出天使所具备的所有特征是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法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他们所抽象出来的概念与天使有某种相似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大大小小非物质的、天使般的实体逐渐开始占据中世纪晚期的政治学和法学思想的世界：它们是看不见的，没有年龄，永恒而不朽，有时甚至无所不在；它们拥有一种智力上，或神秘的躯体，堪比天堂里的“精神躯体”。

这些都是值得强调的，因为尽管我们习惯于将公司的存在看作是自然的，或者说不可避免的，但从历史上看，公司实际上是奇怪的、外来的创造物。其他伟大的文明传统，无一发明出类似于公司的机制。中世纪的一大特点是，它繁衍出无数形而上的形体。公司是欧洲最特殊的创新，同时也是最持久的。

当然，公司也随着时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世纪的公司拥有财产，也通常参与复杂的金融协议，但没有例证表明它们是现代意义上的逐利型企业。也许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最接近现代企业的是修士会，尤其是西多会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近似于中国的佛教寺院，周边是磨坊和铁匠铺；它们从事有条理的商业性农业经营，拥有一批“俗世弟兄”为劳动力。这些人实际上是支取薪水的劳工，专事毛织品的纺织和出口。有些人甚至将此称为“修道院资本主义”。尽管如此，只有当商人开始组织起来，参与组建永恒的实体，并以此为方式获取法律或实际的垄断以及规避贸易的日常风险时，我们所熟悉的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才真正有了基础。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407年国王亨利四世在伦敦特许的商人冒险家协会。虽然这个协会的名称听上去有点浪漫，但它主要的业务是购买英国的毛织品，然后运到佛兰德斯的市场上出售。它不是现代的合资公司，而是一家相当过时的中世纪商人商会。但它提供了一个结构，供老资历、资金充裕的商人向较为年轻的商人提供贷款。协会的商人们设法取得了对毛织品贸易足够的独家控制，保证可观的收益。不过，这种企业随后开始参与海外武装冒险活动，可以说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1] 根据原文注释，此为北宋僧人赞宇（919～1001）的诗句。译者采用直译，原诗句殊难查考。——编者注

[2] 配克为英制容积单位，1配克=8.809768升。——编者注

[3] 作者此处所引汉语词典名称不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