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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那么，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
我们习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民主制政府传统）是较晚才出现的：革命的时代（工业革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在18世纪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变革。而这些变革要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才完全制度化。这里我们要直面一个特别的悖论。在我们看来，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机器的几乎所有元素——中央银行、债券市场、卖空、经纪行、投机泡沫、证券化、年金，它们出现的时间不仅仅早于经济科学（这也许不是很惊人），而且还早于公司、工厂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兴起。这确实挑战了我们所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通常将工厂和车间看作“实体经济”，其他的都是上层建筑，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但如果真是如此，那又怎么可能是上层建筑先出现呢？这个体系的梦幻能创造它的躯体吗？
这一切引出了“资本主义”肇始于何时的问题，就此人们目前还根本没有达成共识。“资本主义”一词最早是社会主义者发明的，他们将资本主义看作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人指挥那些没有资本的人劳动的体系。相反，支持资本主义的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市场自由，使那些拥有可能受市场欢迎的愿景的人得以集中资源，实现他的愿景。不过，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资本主义是一个要求持续、无止境的增长的体系。企业要维持下去就需要扩张，国家也是如此。正如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合法商业利息率是每年5%（也就是说，任何投资者都根据利息原则，预期自己的钱会增加）；现在，5%也是任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真正应该增长的速率。原先迫使人们将周边的一切看作一种潜在利润来源的非人格机制，已经成了衡量人类公共体健康度的唯一客观标准。
从我们的基准日期1700年——现代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借贷金融机器，它运作的效果，在实际中是从与它接触的每个人身上压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结果是物质财货无止境地膨胀。使这个情形得以实现的手段，并非只是道德上的压迫，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上的压迫来动员赤裸裸的暴力。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战争和商业纠缠在一起的事件反复出现——这通常会采取令人惊奇的新形式。这是我们十分熟悉但又极富欧洲特色的事实。荷兰和英国最早的证券市场主要是以交易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为基础，这两家公司集军事、贸易于一身。这样一个谋求私利的公司统治印度近一个世纪。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国债，借来主要并不是用于挖掘运河和修建桥梁，而是获取炮轰城市所需要的火药，建设用于拘禁犯人的集中营，训练新兵。几乎所有18世纪的泡沫，都和用殖民地经营的收益支付欧洲战争军费的某个美妙方案有关。纸币是债务货币，而债务货币是战争货币，一直以来都是如此。那些为欧洲无休止的军事冲突提供资金的人，也利用了政府的警察和监狱，榨取他人日益增长的生
产力。
众所周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率先启动的世界市场体系，最早是为了寻找香料而出现的。它很快形成了3种主要的贸易，我们也许可以将其分别标识为武器贸易、奴隶贸易和毒品贸易。最后那个“毒品”主要指的是软性毒品，这当然包括咖啡、茶叶和放在这两样东西里调味的糖，还有烟草；蒸馏酒也是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第一次出现的。此外我们都知道，欧洲人富有侵略性地在中国销售鸦片，作为总算可以中止贸易逆差的方式，却没有丝毫的愧疚。布料贸易要晚些，在东印度公司用武力终止了（更为高效的）印度棉布出口贸易之后才出现。我们只需要随便翻一翻下面这本书，它保留了查尔斯·戴维南特1696年有关信用和人类同胞情谊的那篇论文《著名作家查尔斯·戴维南特关政治和贸易作品选：有关英国的贸易和收入、种植园贸易、东印度贸易和非洲贸易》。“顺服，爱以及友谊”也许足以支配英国人之间的关系，但在殖民地，主要依靠的只是顺服。
我之前已经讲过，我们可以将大西洋奴隶贸易想象成一条巨大的债务链，它从布里斯托延伸到卡拉巴尔，直至克里斯河的源头，也就是阿罗（Aro）商人支持秘密的奴隶贸易的地方。在印度洋贸易中也有类似的链条，连接乌特勒支、开普敦、雅加达，直至吉尔吉王国（Gelgel）。巴林人的国王在此安排斗鸡比赛，引诱他们自己的臣民拿自由做赌注。这两条巨链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它们将人完完全全地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剥离出去，因此也就完全地将他们非人化，以至于他们完全处于债务的范围之外。
这些链条的中间人，也就是债务链条的各种商业纽带，将伦敦的股票经纪人和尼日利亚的阿罗牧师、东印度尼西亚阿鲁群岛的潜水采珠人、孟加拉的茶叶种植园以及亚马逊的割橡胶者连接起来。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严肃、工于算计而缺乏想象力。在债务链条的两端，整个行当表现出了操纵人们幻觉的能力，造成一系列使人们陷入即便是当代的观察者看来也是疯狂至极的险境。在链条的一端是不时出现的泡沫。吹大泡沫的，既有谣言和幻想，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在像巴黎和伦敦那样的城市里，几乎每个有闲钱的人都会突然相信，他们总能够从其他人都相信谣言和幻想的事实中赚到钱。
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第一个泡沫（1710年著名的“南海泡沫”）不朽的描述。南海公司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大部分国债都是它购买的。实际上，它本身只是所发生的这一切的靠山。这是一个巨大的公司，其股票市值持续膨胀，用当下的话来讲，似乎是“大而不倒”的。它很快成了数百个新发行股票公司的模型：
各地新开的股份公司数不胜数。它们很快就背上了泡沫的名字，大多是超乎我们正常想象的……有些公司持续运作了一周或两周，就销声匿迹了。还有一些甚至连这点时间也维持不了。每天每夜都有新的计划和项目。上自王公贵族，下到康希尔（Cornhill）最最单调的股票经纪人，都急切地投入到这个逐利热潮中去。
作者随意举了一些例子，有86个项目，内容从肥皂或帆布生产到为马提供保险不等，甚至还有“用锯木屑制造交易板的方法”。每个项目都发行了股票，然后人们在城市各处酒馆、咖啡店、小巷和杂货店里热切地买入卖出。这些股票的价格很快都会被炒上天——每个新的买家实际上都相信，他可以在股价不可避免的崩溃之前将股票转手给某个更容易上当的傻瓜。有时候人们竞价购买股权卡和息票，这只不过相当于购买了下次为其他股票出价的权利。很多人发了财，但更多的人败得很惨。
有一个最为荒谬可笑的项目，比其他项目更完全地体现出人们的疯狂。这个项目是某个不知姓名的冒险家发起的，名为“一家做一项有极大利益，不过还没人知道是什么事业的公司”。
写了这篇大胆却成功地让公众上当的方案的天才，只在他的招股说明书中说明，这个项目需要50万英镑，分割成5000股股票，每股100英镑。认购者预付每股定金2英镑，支付了定金就能获取每股每年100英镑的收益。此时此刻他还不会屈尊告诉人们，这巨大的利润从何而来，但他承诺在一个月内如期公布完整的细节，并要求认购者缴纳余下的98英镑认购金。第二天早上9点，这个天才在康希尔开了一间办公室，人群把门围得水泄不通。当他在下午3点关门的时候，他发现已经认购了1000多股，都付了定金。
十分明智的是，他满足于这次冒险的成果，在当天晚上就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不知所踪。
根据麦基的描述，我们可以说，伦敦的民众都相信的幻觉，并不真的是可以无中生财，而是其他人太笨，会去相信真的能出现这样的奇迹——而他们凭借这个事实，确实可以空手套白狼。
将目光投向债务链条的另一端，我们可以看到属性不一的幻想，有的十分诱人，有的具有启示性。在人类学文献中，我们有各种发现。比如阿鲁潜水采珠人美丽的“海夫人”（sea wives），她不肯交出大海的宝藏，除非赊账从当地中国店铺购买礼物来讨好她。孟加拉领主购买鬼魂吓唬不服从的债务奴隶。蒂夫人的肉体债是人类社会吃同类的肉的幻想。最后，还有许多蒂夫人的梦靥几近成真的场合。1909～1911年的普图马约（Putumayo）丑闻是最著名、也最令人不安的事件之一。让伦敦的阅读公众震惊的是，他们发现，一家英国橡胶公司的子公司，在秘鲁的热带雨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杀死了数万维托托印第安人——公司的代理坚持称他们为“食人族”。一幕幕罪行让人们回忆起了400年前的征服行动中最坏的东西。
随后公众就这个事件展开辩论，直接的反应是指责那个体系内的一切，是它们让印第安人身陷债务陷阱（因此也就完全依赖于该公司的商店）：
整个罪恶的根源在于我们所说的“保护人”或“劳役偿债”体系——这种体系在英国也曾被称为“实物工资制”。被迫在其雇主的商店购买所有生活用品的雇工，绝望地深陷债务泥淖，而依照法律，他在付清债务之前都不能离开他的工作……因此，劳役偿债者通常是实际上的奴隶；而且由于在广袤大陆的偏远地区没有有效力的政府，所以他的命运完全受他的主人掌控。
故事继续说道，这些落入债务陷阱的“食人族”结局十分悲惨。有的被鞭打致死，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被挂起来当做练习射击的靶子，还有的因为没能割出足够数量的橡胶而被大砍刀大卸八块。这家公司的员工用各种制成品引诱他们，让他们最终赔上性命来交换。
后来的一项议会调查发现，真实的故事并非如此。维托托人根本未曾因为上当而成为债务奴隶。真正债台高筑的是公司派往这个地区的员工和工头，这和西班牙征服者的情况非常相似。在他们的这个案例中，债主是委派他们的秘鲁公司，这家公司最终又从伦敦金融家那里获取自己的贷款。这些员工肯定是踌躇满志而来，要把印第安人囊括至信用网络之下。但他们发现，维托托人对他们带来做交易的布料、砍刀和硬币毫无兴趣，最终只好放弃贸易的方式，转而开始围捕印第安人，用枪眼强迫他们接受贷款，然后把他们所欠的橡胶量记入表格。而很多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只是因为他们试图逃跑。
那么，真相是印第安人被迫沦为奴隶；只不过在1907年，没人敢公开承认这一点。一家合法的企业必须有某些道德基础，而公司所知道的唯一道德就是债。当那家公司清楚地看到维托托人根本不承认这个前提时，一切都乱了套。它像卡西米尔一样，陷入愤怒的恐惧之中。这种负面情感日益积聚，最终威胁到维托托人的整个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组织运作，多数时候都不是围绕自由劳动力而开展的。这是资本主义秘而不宣的丑闻。征服美洲的一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奴役，而后逐渐定型为多种形式的债务奴役、非洲奴隶制以及“合同劳工”——即使用合同劳动力；出力的劳工事先拿到一笔现金，并以5年、7年或10年为期限偿还。不用说，合同劳工主要是从那些已经负债的人中征募的。17世纪初，在南方种植园劳动的负债白人有时候和黑人奴隶几乎一样多。这些人最初在法律上的处境是几乎相同的，因为在一开始，种植园社会采用的是假定奴隶制不存在的欧洲法律传统。所以当时卡罗来纳地区的非洲人甚至也被归入合同劳工。当然，后来引入了“人种”的观念，改变了这一情况。而非洲奴隶获得解放之后，在巴巴多斯到毛里求斯的种植园中，合同劳工再次取代了他们；但是这批新的劳工主要是从印度和中国招募的。中国来的合同劳工修建了北美的铁路系统，印度的“苦力”则修建了南非的矿井。俄国和波兰的农民中世纪时一直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在资本主义初期，当他们的领主开始在新的世界市场出售谷物供给西欧的新兴工业城市时，他们才成为农奴。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政权，定期要求当地被征服的民众劳动。或者，它们可以换种方式，设计一个税收体系，通过债务的方式强迫民众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将劳役偿债制度化，作为他们生产外销商品的首要手段，并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时期。
之所以说它是丑闻，不只是因为这种体系时常像在普图马约那样疯狂，还因为它有损我们对资本主义真正定义的最为珍爱的假设——尤其是我们假设，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与自由有某种关系。对于资本家而言，它意味着市场的自由；对于多数劳动者而言，它意味着自由劳动。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质疑了领取工资的工人是否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因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的人，在任何意义上都难以看作是一个真正自由的行动者），但人们仍然假设自由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情形是工业革命时期在工厂做苦工的英国人。如果连一条线到当下，则是硅谷忙碌的情景。上百万的奴隶、农奴、苦力和债务奴隶已经消失了，如果我们真要讨论他们，也不过是把他们当做过眼云烟。就像血汗工厂，我们认为这是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还认为，那些仍然存在着的偿债劳工、合同劳工和血汗工人（他们通常在同一个地区出现），也肯定能有朝一日看到他们的孩子成为正规的雇佣工人，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医生、律师和企业家。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雇佣工人现实的历史，即便在英国，这个愿景就会开始退散。在中世纪的北欧，雇佣劳动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现象。那里12～14岁的孩子到28～30岁的成年人都会受雇于某人，在那户人家做仆人——通常合同是一年一签，食宿、职业训练全包，还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工资——直到他们积累了足够的家底结婚和自立门户。“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欧洲各地数百万年轻男女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卡在一种永久性的青少年阶段之中。学徒和熟练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师傅”，实际上也就永远不会长大。最终，许多人开始放弃原来的生活路径，早早结婚——这让道德家十分恼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新出现的无产阶级在组建他们根本不可能养活的家庭。
雇佣劳动和奴隶制之间一直存在一种有意思的亲缘关系。加勒比甘蔗种植园的奴隶生产提供能量的产品，支持了最早的那批雇佣劳动者；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里广为应用的科学管理技术，可以溯源至那些甘蔗种植园的组织结构。不过事情还不止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主人与奴隶、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同样是非人的：不论你是被主人卖掉了，还是把自己租给了雇主，只要钱一转手，你是谁根本就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你需要能够理解命令，并按照命令去做。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原则上我们通常会觉得，购买奴隶和雇佣劳动力都应该用现金而非信用。而正如我已经注意到的，问题在于，在英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现金是根本不存在的。王室铸币厂确实曾开始生产小面额的银币和铜币，但供应时断时续，并不充足。“实物工资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出现的：在工业革命时期，工厂主通常会支付工人当地商店的代金券。他们与这些商店的店主有某种非正式的协议。在更为偏远的地区，商店通常可能是工厂主自己开的。商店店主可能实际上是老板的员工，这打破了传统上人们与店主之间的信用关系。另一种权宜之计是至少部分地向工人支付实物工资——请注意，这个词的含义十分丰富，意味着工人可以从工作场所，尤其是从废品、过量产品和副产品中取走各种东西：碎布料、木片、织边、试模、遗穗、废石料、小费、制皮废料、零件、染料。拿“碎布料”来说，是做衣服裁下来的布料。“木片”是指码头工人有权从他们的工作地拿走的木板片（任何不超过2英尺的木材）。“织边”是从纺织机的翘曲块上拿的。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还有用鳕鱼或钉子支付工资的。
雇主还有一个终极解决办法，就是等待货币出现，而在等待期间不发任何工资——使他们的雇员只能在他们的工作地揩油，或者靠家里人在外地工作，接收施舍，与亲友一起维持储蓄池等等做法来维持生计。如果这些都失败了，就只好向放高利贷者和当铺老板借钱——他们很快就会被视为穷苦工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情况极为严重，以至于到了19世纪，只要有一家伦敦当铺失火，工人阶层的居住区就会掀起一阵家庭暴力的狂潮，因为很多妻子会不得不坦白她们很久以前就偷偷地把丈夫最好的衣服抵押在了那里。
时至今日，我们习惯于把工厂拖欠工资和经济不景气联系在一起，比如苏联崩溃期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不过，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不让他们的纸币在又一次投机泡沫中飘走，因此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且即便是政府，也经常发现在支付自己的雇员工资时捉襟见肘。在18世纪的伦敦，皇家海军部（Royal Admiralty）往往要拖延那些在德特福德（Deptford）军港工作的人工资达一年多之久——这是海军容忍他们拿走木板（更不用说大麻、帆布、铁栓和绳索）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就像莱恩博（Linebaugh）已经指出的，这个问题真正浮现出来是在1800年左右。当时，英国政府稳定了它的财政，开始按计划支付工资，因此试图清除这种现在被称为“工地偷窃”的行为——政府规定这种做法可受鞭刑或监禁的惩罚，此举遭到了码头工人方面愤怒的反抗。负责改良造船厂的工程师塞缪尔·本瑟姆不得不对造船厂严加监管，从而维持纯粹发工资雇佣劳动的制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最后设想在中央建造一个巨塔，确保工厂受到持续的监视。他的兄长杰里米·边沁后来借用了这个想法，提出了著名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构想。
斯密和边沁这样的人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有些乌托邦空想主义。不过，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必须逐渐认识到，我们头脑中的那副图景，也就是工人和雇主签订双方可以随时终止的临时合同，每天准时上班，每周五领取工资，在最开始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即使在英国和北美，它也是十分缓慢地实现的。它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都不曾是组织生产、供应市场的主要方式。
实际上这才是斯密的著作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他创造了一幅想象世界的图景。它几乎与借贷完全没有关系，因此也就没有罪行与罪恶。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确信上帝已经预先安排了一切，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只需要计算他们的利益就可以了。这种想象的建构当然就是科学家所说的“模型”了。模型本身没有什么错。平心而论，如果脱离它们，我们是无法思考的。但建立模型的问题在于，我们会有一种把它们当做可观察的事实对待的倾向——至少当我们想象某个叫做“市场”的模型时似乎总会这样。有时我们甚至会对某些模型五体投地，开始把它们当神一样膜拜：“我们必须遵守市场的命令！”
卡尔·马克思对人类膜拜自己的创造物的倾向有一些了解。他撰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即使我们从经济学家的乌托邦构想出发，但只要我们同时让某些人控制生产资本，而另一些人除头脑和身体能够出卖之外一无所有，那么产生的结果将在很多方面和奴隶制相差无几，整个体系因此会最终毁灭自己。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他的分析的性质是“似乎如此”。马克思十分明白，在他那个年代的伦敦，擦鞋童、妓女、管家、士兵、小贩、烟囱打扫工、卖花女、街头音乐家、罪犯、保姆和马车司机远比工厂工人要多。他从来没有说，他的模型就是世界的真实模样。
尽管如此，如果要说过去数百年来世界历史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乌托邦的设想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亚当·斯密的设想，还有那些与此相对立的设想都是如此。大约1825～1975年，虽然这段时间短暂，但有一群十分强有力的人（他们得到许多最软弱之人的支持），决意将斯密的那种设想变为现实。最终，硬币和纸币有了足够的发行量，甚至于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无须借助于票券、代币或信用。工资开始按时发放；出现了新型的店铺和街市，人人都用现金支付，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地使用非人格形式的信用，比如分期付款。因此，许多自认为“人格高尚”的工人阶级的人开始信奉老派的清教徒观念，即欠债是罪恶和堕落。他们把不受当铺老板或放贷者操控作为骄傲的象征，这把他们与酒鬼、妓女和挖沟工区别开来。与这些下流之辈相比，他们是完好无损的。
我是在这种工人阶级的家庭中长大的。我的哥哥53岁的时候去世，到死时一直拒绝办理信用卡。因此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证，对于那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某人命令之下工作的人来说，皮夹里能够塞满无条件属于他们的纸钞是一种十分诱人的自由。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如此之多的假设（大部分是我在这本书中批判的）得到了历史上工人运动领袖的拥护，甚至塑造了我们对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路线的构想——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们漏洞百出，甚至违反常情的自由观。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构想，就像所有乌托邦幻想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既不可能拥有一个普遍的世界市场，也不可能拥有一个每个人都不是资本家，但却能通过某种方式成为受到尊重、定期领取薪水、能够享受充分的牙齿保健的雇佣劳动者。那样的世界未曾存在过，也不可能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人们将这样的世界可能实现的愿景付诸实践，整个体系就会开始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