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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神话共产主义”（或者甚至叫做“史诗共产主义”），它是一个我们愿意对自己讲述的故事。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这个故事鼓舞了千百万人，但是它也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想，现在正是把整个争论搁置在一边的时候。事实上，“共产主义”并非神奇的乌托邦，它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现在存在的一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存在于任意一种人类社会形态中，尽管其中没有一种社会形态是完全按照共产主义的描述构成的，而且也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能够切实地存在。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是共产主义者；但没有任何人能够保持共产主义者的行为。一个社会的形成完全依赖单一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建立，这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存在。但是所有的社会体系，都是在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基石上建立的，即使如资本主义一样的经济体系也不例外。
如我所说，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原则出发，使我们能够跳过私有权的问题（无论如何，它的内涵都不只限于其正式的合法性），专注于更加直接和实际的问题——在何种条件下，什么人能够获得什么东西。一旦它成为实际发挥作用的原则，即使它仅仅作用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如果人们在合作完成某个共同的项目，那么几乎所有人都遵守这一原则。如果某个人在修理损坏的水管时说：“把扳手递给我。”一般而言，他的同事并不会这么回答：“那我能得到什么回报呢？”即使他们在为埃克森-美孚、汉堡王或高盛工作，这样的情景也不会出现。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真够讽刺的，想一想传统的观念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干不好活儿’）：如果你真的希望做完某件事，很显然，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按照能力分配任务，然后给予人们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任何资源。你甚至可能会说，大多数资本主义公司，都是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运转的，这对资本主义来说真是一个丑闻。没错，他们并不打算以非常民主的方式来运转。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体系是按照军事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来构建的。但是这里常常会存在一种有趣的紧张状态，因为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并不高效：上层的人经常提出愚蠢的主意，下层的人则心中不怨恨，拖沓敷衍。即兴行事的需求越强，组织的构成就越民主。投资者一直非常明白这一点，刚起步的资本家很快就会理解这一点，而计算机工程师最近再次发现了这一原则：它不仅限于每个人都在谈论的免费软件等东西，甚至存在于他们的公司中。苹果电脑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硅谷中有一些电脑工程师（绝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与IBM决裂，这些人共同创建了苹果电脑，形成了一个20～40人的民主小圈子，他们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都放在别人的车库里。
这可能也是当人们意识到巨大灾难（洪水、断电或经济崩溃）临近的时候，倾向于表现出同样行为的原因，他们的表现类似于共产主义。不管等级和市场的形式多么简洁，在这一刻，对于人们来说它们就像是无力购买的奢侈品。任何经历过这样的事件而活下来的人，都能讲一讲自己的特质。通过这种方式，陌生人变成了兄弟姐妹，人类社会似乎获得了重生。这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我们不仅仅是在简单地谈论合作。事实上，共产主义是所有人类社交性的基础。正是由于共产主义，社会才得以存在。有一种假设认为，任何人，只要他不是敌人，就会希望“各尽所能”这一原则适用，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例如，有一个人想要知道如何去某个地方，而其他人知道该如何前往。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并没有考虑例外情况的存在，所以例外情况都是自我显露出来的。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E·E·伊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对苏丹南部的尼罗河牧民——努尔人进行了研究，当他意识到有人故意给他指错路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有一次，我向人询问如何前往一个地方，结果被有意地欺骗了。我带着懊恼返回营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错误的路。其中一个人回答：“你是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我们要告诉你正确的路？即使是一个陌生的努尔人问路，我们也会告诉他，‘沿着刚才的路继续往前走’，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他那条路是分岔的。我们为什么要把正确的路告诉他？但是你现在是我们营地的一名成员，而且你对孩子们很友好，所以今后我们会告诉你正确的路。”
努尔人不停地卷入世仇争斗之中；任何人都可能是敌人，敌人来到这里可能希望找到一个适合发起袭击的位置，把有用的信息提供给这样的人是不明智的。更何况伊文斯-普里查德自己的情况也明显与此有关，因为他是英国政府的使者——在人们被强迫搬到这个营地定居之前，正是英国政府最近派遣皇家空军，用机枪扫射和投掷炸弹攻击营地的定居者们。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们对待伊文斯-普里查德的方式已经算是非常大度了。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需要发生某种程度的事件（对生命和肉体的直接威胁、对人群的猛烈轰炸），才会导致人们考虑不告诉陌生人正确的方向。
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问路。交谈是一个尤其倾向于共产主义的领域。谎言、侮辱、奚落以及其他形式的言语攻击是重要的——但是这种攻击传达的力量，大部分都来自于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假设，即人们平时的行为举止是另外一番情景：只有当一个人认为别人平时会顾及自己感受的时候，他才会因这个人的侮辱言语而受到伤害；如果一个人平时在别人眼里的形象就是谎话连篇，那么他是不可能再撒谎欺骗别人的。当我们希望断绝和某人友好的关系时，我们会选择再也不和他说话。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些细微的举止上，例如向别人借火，或者甚至向别人要一支烟。向陌生人要一支烟，比向他索要等价的现金甚至食物更合情理；事实上，如果一个人被别人认为是烟友，那么别人将很难拒绝他要一支烟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根火柴、一份信息、按住按钮保持电梯门开启），你可能会说“各尽所能”的成分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想都不想就会照做。相反地，如果别人（甚至陌生人）的需求特别惊人或极端，同样的情况也成立：例如，如果一个小孩跌落到地铁轨道上，我们会假设任何一个有能力帮助她离开铁轨的人，都会这样做。
我将把这称为“底线共产主义”：除非人们认定对方是敌人，否则如果人们意识到需求足够大，或者成本足够合理，那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理就将被应用。当然，不同的社会应用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在庞大的、人情淡漠的城市社会中，这样的标准可能仅限于借火或问路。也许这看起来并不多，但是它却建立了更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在更小的、人情不那么淡漠的社会（尤其是那些阶级还没分化的社会）中，同样的逻辑可能会延伸得更远：例如，通常很难拒绝的请求不仅限于要一支烟，索要食物的请求也一样——有时请求甚至来自于陌生人；当然，提出请求的人都被认可是属于社会的一分子。伊文斯-普里查德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在问路时遇到的困难，一页之后他提到，在面对某个已经被接纳成为营地成员的人的时候，同样是这些努尔人，他们发现自己基本不可能拒绝这个人索取几乎任意一种共有消费品的请求，因此如果有人拥有多余的谷物、烟草、工具或农业工具，一旦被别人知道，他们积累的物品几乎立即就会消失。但是这种大方的分享和慷慨的基础，不会扩展到每一件东西上。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一般免费共享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努尔人财富的真正表现形式是牲口。没人会免费共享自己的牲口；事实上，年轻的努尔男人们学到，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牲口；基于同样的理由，牲口不能进行买卖交易。
分享食物的责任，或者任何被认为是基础需求的东西，在一个社会成员认为相互之间是平等关系的社会中，倾向于变成日常道德的基础。另一位人类学家奥德烈·理查兹曾经写到，本巴人（Bemba）给孩子们一个橘子或别的东西，如果孩子没有立即提出要和朋友们分享，那么那位“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满不在乎”的母亲将狠狠地责骂自己的孩子。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说法应该变为“在任何社会中”），分享本身也是生命乐趣一个最重要的焦点。因此，不论在收成好的年景还是收成差的年景，分享的需求都是尤其急迫的。早期传教士在描述北美原住民时，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无比钦佩地提到他们在饥荒年景里的慷慨大方，并且对完全陌生的人也是如此。慷慨——经常面对的是完全陌生人——几乎总是包括肃然起敬的陈述。同时，
他们在捕鱼、打猎和交易归来的路上，交换各种礼物；如果他们得到某些特别好的东西，或者甚至是他们买来的，或者是直接给他们的，他们就会请全村的人参加宴会。他们对各种各样陌生人的好客态度，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宴会组织得越精心，你在宴会上就越有可能见到把某些东西（例如食物和饮品）的无偿分享和另一些东西的精心分配相结合的情景：例如，奖励用的肉不论来自于比赛还是献祭，通常都根据设计复杂的条款或同等复杂的礼物交换机制来分配。礼物的馈赠与收取，通常都明显带有类似比赛的性质，一般是实际的比赛、竞技、盛会和表演的延续，而这些通常也代表宴会的受欢迎程度。而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分享的欢宴能够被看作某种共产主义的基础，其他所有事情都建筑其上。对于“分享并不仅仅关乎道德，更是关乎快乐”这一观点，它也起到了辅助的强调作用。个体的快乐总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令人愉快的活动几乎总是包含分享某些东西：音乐、食物、酒精、毒品、流言、戏剧、床铺。对于绝大多数我们认为有趣的东西，其根源都存在某种共产主义的概念。
确定一个人是否处在共产主义的关系中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在这段关系中，不能包含记账的行为；而且还不仅如此，即使仅仅考虑一下记账的这种想法，都会被认为是无礼或者是奇怪的举动。例如，属于长屋同盟（League of the Hondenosaunee）或者伊洛奎斯人的每一个村镇、氏族或国家，都被分成两部分。这是普遍的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亚马逊古陆、美拉尼西亚），也存在类似的约定，即一方的成员只能与来自另一方的成员结婚，或者只能吃产自另一方的食物；这样的设计，明确地使得双方都依赖彼此才能生活下去。在6个伊洛奎斯民族中，每一个民族都会安葬其他民族的死者。没有什么比这种情景更荒唐：一方抱怨道：“去年，我们安葬了5个你们的死人，而你们只安葬了两个我们的死人。”
底线共产主义可能被看作是构成人类社交性的原料，是对于人类最终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认知，而这种依存关系是社会和平的本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低的底线并不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总是和某些人更加契合，而某些习俗的基础，正是齐心协力和相互帮助。在这些习俗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我们爱的人，而母亲正是无私的爱的化身。其他的还包括近亲、夫妻、情人、最好的朋友。我们和这些人分享每一切，或者至少我们知道在自己需要帮助时，可以向这些人求助。无论在什么地方，这都是真正的朋友的定义。这样的友谊可以通过一种仪式来正式确立，然后仪式的参与者将被称为“过命之交”或“结拜兄弟”，不能拒绝彼此之间的任何要求。于是，任何社会都能被看作和“个人主义共产主义”（人们之间一对一的关系，尽管强度和程度有所差异，但这种关系运转的基础都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有交集。
同样的逻辑能够在人群中扩展，并且也确实在扩展：不仅仅在合作工作的团体中，而且几乎任何一个圈内的团体，都会创造特有的底线共产主义来定义自身。在团体内部，某些东西是无偿分享的；其余的东西如果有成员提出需要，就应该会有其他人提供；但是团体内部成员不会和圈外人分享任何东西，也不会向圈外人提供任何东西：在渔夫的组织内，帮助修理某人的渔网；在办公室中，提供文具；在商品贸易商之间，分享特定种类的信息等等。此外，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向特定的人请求帮助：搬家、收割庄稼，甚至在陷入困境时请求提供无息贷款。最后，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共有权”，即对公共资源的共同管理。
研究日常生活中共产主义的社会学，是一个潜在的庞大领域。但是出于意识形态所特有的有色眼镜，我们没法写这个领域的事情，因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法发现目标。在这里，我将把我的看法限定在3个最终观点，不会进一步尝试勾勒出这个领域的轮廓。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并不是互惠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面对的至多是互惠性最宽泛的意义。对于双方来说，有这样一种共识：另一个人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但他不一定会这么做。伊洛奎斯的例子，明确地说明了使之成为可能的原因：此类关系的存在，是以永恒的假设为基础的。社会一直存在，因此，村镇总是分为南、北两部分，这就是不需要记账的原因。与此相似，对待自己的母亲和最好的朋友，人们倾向采用的方式仿佛他们总是会在自己身边，不论人们有多清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第二个观点和著名的“殷勤好客法”有关。人们认为所谓的“原始社会”中（国家和市场都没有出现），存在一个普遍的模式，即对一个社群来说，只要不是社群成员的人，都会被认为是敌人；而在早期的欧洲旅行者留下的记录中，频繁出现他们被那些真正的“野蛮人”展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慷慨所震惊的记载。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张力，但是两者都存在一定的真实性。当一个陌生人被认为是危险的潜在敌人时，克服危险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展示令人印象深刻的、慷慨的姿态。慷慨的力量，将把他们置于互动的社交性中，而这正是所有和平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没错，在一个人面对完全未知的事物时，通常会有一个试验的过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在波利尼西亚时，都提到岛民逃跑、攻击或献上一切的相似故事——但是他们通常不久后就回到船上，自顾自地拿走任何他们看上的东西，导致船员威胁要对他们使用暴力。随后船员会竭尽全力确定原则，即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用“正常的”商业交换来调停。
在面对可能有敌意的陌生人时，提倡“要么拥有一切，要么失去一切”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张力甚至在英语的词源学中也得以保存，“主人”、“敌意”、“人质”和“殷勤好客”这些词，都是由同样的拉丁语词根衍生出来的。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类似的姿态仅仅是“底线共产主义”的夸张表现形式，而我已经论证过它是所有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例如，人们经常使用食物来阐述朋友和敌人的区别，其原因也在于此——并且通常都是使用最常见、最普通、当地能够生产的食物种类：这和在欧洲及中东常见的原则一样，那些互相分享面包和盐的人，绝对不会彼此伤害。事实上，这些常用来分享的东西，常常会转变成你不能和敌人分享的东西。对于努尔人来说，分享食物和日常财产是常见的，如果一个人谋杀了另一个人，随之而来的就是家族世仇。住在附近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选择自己站在哪一方，一方的人绝对禁止和另一方的人共同进餐，甚至不能使用刚刚变成敌人的人曾经用过的杯子或碗喝水，否则将带来极为可怕的结果。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这种不便就演变成了人们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和解的主要动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常说彼此分享了食物——或者说分享了正确种类的食物的人，不论他们之间有多强的意愿要互相伤害，他们都被禁止这样做。有时候，这种情形会以滑稽的形式展现。例如，在一个阿拉伯的故事里，一个小偷在洗劫某人屋子的时候，把手指伸进一个坛子，挖出一些粉末尝了尝，想确认坛子里是不是装满了糖，结果发现坛子里是盐。小偷意识到自己此前曾在屋主人的饭桌旁吃了盐，于是他忠实地把自己偷走的所有东西又还了回来。
最后一点，当我们不再单单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财产分配制度的问题，而开始认为它是一种道德原则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道德几乎在每笔交易中都占据一定的位置——即使在商业中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之间有着友好的关系，那么就很难完全忽略他们所处的情况。商人通常会把商品降价卖给需要的人。贫困地区的商店店主总是和他们的顾客属于不同族群，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一个商店店主在他长大的地区几乎不可能赚到钱，因为他经常面对压力，需要免除贫穷的亲戚或学校好友所欠的账款，或者至少要给予他们宽松的赊账期限。相反的情况同样成立。一位曾经在爪哇乡村住过一段时间的人类学家告诉我，她根据自己在当地集市里讨价还价的熟练程度，来衡量自己的语言能力。她似乎永远没办法获得和本地人一样低的价格，这让她很沮丧。最后，她的一个爪哇朋友向她解释说：“嗯，对于富有的爪哇人，他们要价也更高。”
我们又一次回到了那条原则：如果需求（例如可怕的贫穷）或能力（例如极其富有）都足够大，那么除非完全不存在社交性，否则某种程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几乎将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人们记账的方式中。在土耳其，有一个关于中世纪伊斯兰教苏非派智者纳斯列丁·霍加（Nasruddin Hodja）的故事，说明了这一原则的复杂性，同时也引入了供给和需求的概念：
有一天，在纳斯列丁负责掌管当地茶室时，国王和一些仆从在附近打猎，来到茶室吃早饭。
“你这有鹌鹑蛋吗？”国王问。
“我肯定能找到一些。”纳斯列丁回答说。
于是国王点了用一打鹌鹑蛋烹饪的煎蛋饼，纳斯列丁急忙跑出去寻找鹌鹑蛋。国王和他的随从吃完饭以后，纳斯列丁向他们收取100块金币。
国王感到很迷惑。“在这个地区，鹌鹑蛋有这么稀有吗？”
“收取这些金币并非因为鹌鹑蛋稀有，”纳斯列丁回答道，“而是因为国王的到访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