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第一个5000年

我应该再次强调一下，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不同类型的社会（我们已经看到，认为人们曾经被组织成为分散的‘社会’这一观点，是不可靠的），而是共同存在于各个地方的道德标准。和最亲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是封建时代的领主。很难想象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其中的人们不同时拥有这两方面的特点。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在完全不同的道德计算体系中间转换，为什么没人注意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反而仍然感觉有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置于互惠性的框架之下？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互惠性是我们用来构想公平的最主要方式。尤其是当我们思考抽象概念时，当我们试图创建一幅理想的社会图画时，更是如此。我们已经给出了说明这件事的例子。伊洛奎斯社会的道德观基础，是要求每个人都要留意几种不同身份的人的需求：他们的朋友、家人、母系家族中的成员，甚至艰难处境里的友好的陌生人。当他们必须从抽象意义上思考社会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强调存在于村镇的两方，其中的每一方都要埋葬另一方的死者。这是通过互惠性来想象共产主义的一种方法。相似地，封建主义的混乱和复杂臭名昭著，但是不论何时，当中世纪思想家把它普遍化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的等级和阶层都简化成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即每一个阶层都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人祈祷，有人战斗，其他人工作。”即使阶层被看作是终极的互惠形式，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于实际情况，但它和牧师、骑士以及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联系。人类学家对这一现象很熟悉：有人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把自己的社会或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他们可能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某种其他人认为是“社会”或“文化”的东西之中。只有当这些人被要求解释每一样事物所起的作用时，他们要么以“这是我们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方式”之类的话回答，要么苦苦思索概念性图表（氏族A让自己族内的女人和氏族B联姻，氏族B让自己族内的女人和氏族C联姻，氏族C让自己族内的女人和氏族A联姻），但似乎从来不能把它们和人们的真实行为对应起来。在努力想象出一个公正的社会时，很难避免引发平衡和对称的概念以及一切都能互相抵消的优雅的几何学概念。

认为存在某种叫做“市场”的东西的观点，并没有多么不同。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向经济学家提问，他们通常都会承认这一点。市场并不是真实的，它们是数学模型；想象一个自我约束的世界，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完全相同的动机和完全相同的知识，并且都参与到同样的自私计算的交易之中，如此就创造了市场。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现实情况总是更加复杂；但是他们同样清楚地知道，为了想出一个数学模型，肯定需要对世界进行一定的简化。这并没有错，但当它使某些人（通常也是这些经济学家）能够宣称任何无视市场规则的人都将受到惩罚的时候——或者宣称既然我们生活在市场体系里，每一件事（除了政府干预）都是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大型的互惠关系网络，在这里，最终所有的账目都将被结清，所有的债务都将被偿还——就出现了问题。

这些原则互相纠缠，因此一般很难说在给定的情况下，哪一种原则发挥最主要的作用——认为人们可以假装在经济或其他层面上，把自己的行为简化成某种数学公式的观点是荒谬的，这就是原因之一。但是，这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互惠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一个坚定的观察者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宣称互惠性存在。而且，某些原理似乎具有融入其他原理的内在倾向。例如，许多极端的阶层关系能够以共产主义为原则运转（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你有一位富有的资助人，你在有需要的时候去找他，期待他会帮助你。但是这种帮助只限于一定的程度内，没人指望资助人能提供足够的帮助，以至于有可能破坏这段关系中隐含的不平等性。

相似地，共产主义关系能够轻易地融入阶层不平等的关系中——通常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有时候，不同的人的“能力”和“需求”是极度不符的。真正的平等社会，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会建立起极其复杂的保障措施，以杜绝某些人（例如在狩猎社会中的一个极为出色的猎人）的地位提升得过高的危险；正如他们对于任何可能导致社会中的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产生负债感的事物，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如果一个成员吸引别人来注意自己的成就，那么他将变成被嘲笑的对象。一般情况下，如果某个人完成了一项非凡的成就，最礼貌的做法反而是拿自己解嘲。丹麦作家彼得·弗卢岑在他的《爱斯基摩人之书》中，介绍了发生在格陵兰的例子：通过某人在开饭前对食物的贬低程度，就可以判断他提供给客人的是怎样的美食：

老人笑了。“有些人并不了解。我是一个糟糕的猎人，我的妻子是糟糕的厨师，她会毁掉任何食物。我有的也不多，但是我想外面有一块肉。它可能还在，因为连狗都不想吃它。”

这是一种反向的夸耀，是爱斯基摩式建议。听完这些，每个人都开始流口水……

读者会回忆起上一章中提到的海象猎人。他给了作者一份肉，当作者试图感谢他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毕竟，人类应该互相帮助，一旦我们把某个东西看作礼物，我们就变得不那么像人了：“在这里，我们认为礼物带来奴隶，鞭子造就狗。”

这里的“礼物”，并非指免费赠送的东西，也不是指我们通常认为人类应该彼此提供的相互帮助。感谢某人，暗指他可能没有以那样的方式做事，因此选择这样做就造成了一种义务，一种负债的感觉——由此也带来了低人一等的感觉。美国的社区或平等主义集体经常面对相似的困境，他们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保障机制，以防止阶层的出现。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融入阶层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像因纽特人那样的社会，数千年来都成功地把它拒之门外），而是说，一个人必须保持对它的戒备。

相反地，要想从基于原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的关系，转移到平等交易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一般而言，完全不可能。我们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能看到这一点：如果你认为别人在利用你的慷慨，那么和他彻底断绝关系，要比要求他偿还你容易得多。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毛利人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吃鬼总是要求渔夫把捕获的最好的水产品送给他，因此惹怒了他居住区域内的渔民。既然无法拒绝赤裸裸索要食物的要求，渔夫们还是忠实地把食物交给他；直到有一天，人们无法忍受了，于是杀了他。

我们已经看到，在陌生人之间建立社交性的基础，经常会带来确定其他人底线的复杂过程，常用的做法是自顾自地拿走别人的财产。在调停的过程中，甚至在建立商业合作制度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马达加斯加，人们告诉我，两个打算一起做生意的人经常会变成结拜兄弟。俗称的“拜把子”包含无限制的互相帮助承诺。双方都要庄严地宣誓，他们绝不会拒绝彼此的任何要求。在现实中，达成这种协议的合作伙伴，通常都会十分谨慎地对待自己所提的要求。但是，我的朋友坚持认为，当人们第一次达成这一共识的时候，他们有时喜欢进行试验。一个人可能索要另一个人的房子、身上穿的衬衫，或者和其妻子共度一晚的权利（所有人都爱用的例子）。唯一的限制，是知道一方要求的任何事，另一方也可以有此要求。在这里，我们再次谈到了关于信任的最初建立问题。一旦互相承诺的真实性被确认，那么基础就已经准备好，两个人就可以委托买卖、预付款、分红以及彼此相信对方会照顾自己的商业利益。但是，最著名也最戏剧化的时刻，是交换的关系可能崩溃变为阶层关系的时候：当双方以平等的地位来往，交换礼物、攻击、商品或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但是一方做了某件超出范围之外的事情。

我已经提到，礼物交换变成单利游戏的倾向，在一些社会中，这一潜在的倾向在盛大的公众比赛中被形式化。最重要的是，这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英雄社会”：政府弱小，甚至不存在，社会的组织反而是以武士贵族为核心，每一个人都带着忠实的随从，通过不断转变的盟友及对手的关系和其他人相联系。大多数史诗（从《伊利亚特》到《摩诃婆罗多》，再到《贝奥武夫》），都回头倾听这种类型的世界；并且人类学家在新西兰的毛利人、夸扣特尔人（Kwakiutl）、特里吉特人（Tlingit）和美国西北海岸的海达族人（Haida）之间，都发现了类似的协议。在英雄社会里，宴会的举办和随之而来的慷慨比赛，通常作为战争的延续被提及：“与财产作战”或“与食物作战”。那些举办宴会的人，通常沉醉于生动的演讲之中，讲述他们的敌人如何被慷慨的辉煌战绩击败和摧毁（夸扣特尔人的酋长喜欢把自己描述成宏伟的山峰，礼物像山顶的巨石一样滚落下来）以及被征服的敌人如何从此沦为奴隶（和因纽特人的寓言故事类似）。

这样的说法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种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高度发达的自吹自擂艺术。英雄酋长和勇士吹捧自己的倾向，和那些平等社会中的人贬低自己的方式完全一样。并不是说某个礼物交换比赛的输家真的变成了奴隶，而是说他自己的心理感受可能和奴隶无二。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份古希腊的资料描绘了凯尔特人的节日，比赛的双方将交替进行骑马格斗和慷慨比赛，向敌人展示大量的金银财宝。有时候，这将导致出现某种彻底的失败；一方面对着无与伦比的礼物，他不可能拿出与之匹配的礼物。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唯一保持尊严的回应方法就是割断自己的喉咙，从而把自己的财富分发给自己的追随者。600年后，我们在冰岛的一个长篇故事中发现了一个例子，讲述一位名叫艾基尔的老年海盗，和一位名叫爱因纳尔的年轻人成为朋友，后者仍然热衷于打家劫舍。他们喜欢坐在一起做诗。有一天，爱因纳尔得到了一面华丽的盾牌，“上面镌刻着古老的传说；在文字之间，覆盖着带有宝石的黄金饰片”。没人曾经见过类似的东西。爱因纳尔带着盾牌来拜访艾基尔，艾基尔不在家。爱因纳尔按照习俗等待了3天，然后把盾牌悬挂在大厅中间，作为送给艾基尔的礼物，就骑马离开了。

艾基尔回到家，看到了盾牌，然后问这个宝贝的主人是谁。别人告诉他爱因纳尔曾经登门拜访，把盾牌送给了他。艾基尔随后说：“他真该死！难道他认为我会整夜不睡，做一首关于这个盾牌的诗？把我的马牵出来，我要追上他，然后杀死他。”爱因纳尔很走运，他离开得足够早，因此他和艾基尔之间的距离非常远，艾基尔没有追上他。于是艾基尔放弃了，以爱因纳尔的礼物为主题做了一首诗。

竞争性的礼物交换，并不会导致任何人变成奴隶；它仅仅关乎荣誉。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荣誉就意味着一切。

无法偿还债务，尤其是荣誉的债务，是如此严峻的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是贵族吸引追随者的方式。例如，古代的殷勤好客法，坚持认为每个旅行者都应得到食物、住处，并作为贵宾来招待——但是只会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客人不离开，最终他将变成无足轻重的属下。这些停留者的角色，一直以来都被人类历史学学生所忽略。在很多时期（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中国的明清），至少在城镇中最重要的关系，可能就是资助关系。任何有钱的重要人物，都会发现自己身边围绕着势利小人、阿谀奉承之辈、永远出现在晚餐上的客人以及其他愿意依附于自己门下的人。当时的戏剧和诗歌里，满是这样的角色。相似地，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受人尊敬和中产阶级身份，意味着早晨挨家挨户地拜访当地的重要资助人，向他们表示敬意。直到今天，非正式的资助体系仍然存在，相对富裕和有权势的人感到自己随时需要聚集支持者的网络——在地中海、中东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都详细记录着这样的实例。这样的关系，似乎包括我在这一章中写到的3个原则，并且草率地混合在一起；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关系的观察者们，坚持用交换和债务的语言尝试整理它们。

最后一个例子：在1971年出版的一部名为《礼物和战利品》（Gifts and Spoils）的文集中，有人类学家洛兰·布拉克斯特（Lorraine Blaxter）关于法国比利牛斯山脉乡村的简短散文，那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农民。每个人都非常看重互相帮助的重要性——当地的说法意为“给予服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人，应该互相照顾，并在邻居遇到麻烦时提供帮助。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精髓，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人知道任意形式的社区存在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但是，她说，当有人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善行以后，互相帮助将变成其他的东西：

如果工厂里的一个人走到老板面前，要求找份工作，然后老板给他安排了一个岗位——这是给予服务的例子。得到工作的人，永远没办法偿还老板，但是他可以对老板表示尊敬，或者把花园的产品作为象征性礼物送给他。如果一份礼物要求回报，而又不可能提供有形的回报，那么偿还就将通过支持或尊敬来实现。

因此，互相帮助融入了不平等之中；因此，资助人-受助人的关系开始诞生。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特别的段落，是因为作者的用词非常奇怪，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老板帮了那个人一个忙，那个人无法偿还人情。因此，那个人的偿还方式，是来到老板的门前，有时送上一篮子西红柿，并向老板展现自己的尊敬。那么，这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他能偿还人情，还是不能？

毫无疑问，彼得·弗卢岑的海象猎人，认为自己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带来一篮子西红柿，就是说“谢谢你”的等价表达方式。它是一个人承认自己欠下了感谢债务的一种表达方式。事实上，那份礼物带来了奴隶，正如鞭子造就了狗。老板和雇员，现在从根本上变成了两种人。问题在于，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从根本上来看都没有什么差别。很可能他们都是法国中年男子，都身为人父，都是共和国的公民，在音乐、体育和美食方面有着差不多的品位。他们应该是平等的。西红柿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雇员意识到存在着无法偿还的债务。结果，即使是西红柿，其展示方式似乎也把自身看作某种偿还手段——一笔贷款的支付利息，每个人都同意假定它有一天能够被还清，因而使得这两个人重新回到合适的平等状态。

[这就是说，在这里人情是帮助受助人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因为这里发生的情况，和你自己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开始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很明显，一份领取薪水的劳动合同，是在平等的双方之间签订的自由合同——但是双方都承认，一旦有一方开始打卡上班，他们之间就不再是平等的。法律意识到这里确实存在着问题；这就是法律坚持一个人不能永久出售个人平等的原因（你无权自行卖身为奴）。只有当老板的权力不是绝对权力的时候（他的权力被限定在工作时间内，并且你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合同，从而恢复自己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样的协议才能被接受。]

在我看来，在平等的双方之间的这种协议，使得双方不再平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平等）是非常重要的。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债务”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债务？

债务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它从非常具体的情境中产生。首先，它需要两个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这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和对方在本质上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至少双方之间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双方在真正重要的方面是平等的，并且双方当前并不处在平等的状态中——但是对他们来说，存在某种方法能让双方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看到，在赠送礼物的例子中，需要地位上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在被比自己地位高得多或低得多的人请吃晚饭的时候，并不会感到有任何义务（任何荣耀之债）的原因。对于货币贷款来说，所需要的就是双方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上。（你不能借钱给一个孩子或疯子。当然，你借也无妨，但是将来法庭不会帮助你把钱要回来。）法律（而非道德）债务还拥有其他独特的性质。例如，它们能够被免除，而道德债务则不能。

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真正无法偿还的债务。如果想不到偿还的方法，我们不会把它叫做“债务”。可以想到的是，即使法国村民也能够通过拯救资助人的生命或赢得彩票买下工厂来偿还债务。即使我们提到一个罪犯“偿还了对社会的债务”的时候，也是指他因为做出了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依法被剥落了他的国家的公民享有的权利，被驱逐出了和其他公民平等的地位；但是，我们把它称为“债务”，因为它可以被偿还，平等的地位能够恢复，即使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注射

死刑。

在债务仍然没有被偿还的时候，阶层的逻辑将发挥作用。这时，不存在互惠性。任何曾经在监狱中服刑的人都知道，狱卒宣布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监狱中发生的任何事都和公正无关。相似地，债户和债主彼此面对的时候，就像农民遇到了封建地主。这时先例的法律将发挥作用。如果你从园子里给债主送去了西红柿，他绝对不会回赠你任何东西，但是他可能会认为你还会继续这样做。但是总是存在这样的认识，即这种情况是有些不正常的，因为债务确实应该被偿还。

这就是使无法支付的债务的情况变得如此困难、如此痛苦的原因。因为债主和债户最终是平等的，如果债户做不到恢复自己的平等地位，那么很明显是他的错；这肯定是他的问题。

如果我们查看一下在欧洲语言中表示“债务”的词语的词源，这种联系就变得很清楚。许多词汇是“过错”、“原罪”或“有罪”的同义词；正如罪犯欠社会债务一样，债户也是某种形式的罪犯。据普鲁塔克（Plutarch）所说，在古代的克里特岛，当地的习俗认为，那些借款的人是从放贷者的钱包里把钱抢走的。普鲁塔克在想，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样的话，如果债户违约，他们就将被以暴力行为起诉，并且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历史时期，还不起钱的债户会被投入监狱，甚至会被处以极刑（在早期的罗马共和国）。

这样看来，一笔债务，就是尚未完成的一次交换。

按照这种观点，债务就严格属于互惠性的产物，和其他的道德形式没有关系（共产主义及其需求和能力，阶层及其习俗和性质）。诚然，如果我们真的下定决心，就能坚称（有些人也确实在这么做）共产主义是永久互不欠债的状态，或者阶层是基于无法偿还的债务建立起来的。但是，难道这不是同样老套的故事吗？首先假设所有人类的相互关系，从定义上看，都一定是交换的形式；然后为了证明这一假设，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

不，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都是交换的形式，只有其中的一些是。交换鼓励以特殊的方式来构想人类关系。这是因为交换隐含着平等，但是它同样隐含着分离。就在货币换手的时候，在债务被取消的时候，身份的平等就将恢复，双方能够走开，未来彼此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

债务介于两者之间：双方因为尚未恢复平等，所以不能离开彼此。但是债务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最终平等的阴影。因为实现该平等将摧毁保持关系的理由，那么在这之间，任何有意思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实际上，在这之间会发生几乎一切人类的事情——即使这意味着所有类似的人类关系，都至少能忍受极少的一部分罪行或耻辱。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蒂夫族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并不算是个大问题。通过保证让每个人彼此之间都欠一点债务，他们实际上建立了人类社会，尽管是非常脆弱的那种社会——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由归还3个鸡蛋或1袋黄秋葵的责任构成，联系被不断地更新和重建，而且其中任何一个联系都能随时被取消。

我们自己的礼貌习惯也没有什么不同。想一想美国社会的习惯，人们频繁地用到“请”和“谢谢”。这种做法通常被当做基本的道德：我们总是因为孩子忘了这样做而责怪他们，就像我们社会的道德守卫者（例如老师和牧师）对每个人所做的一样。我们通常认为这种习惯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因纽特猎人已经清楚地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和我们许多日常礼仪一样，它是一种民主化的形式，过去曾经是封建社会里服从的习惯：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坚持采用过去只对领主或者有着相似身份的上层人物才使用的方式。

也许并非在每个例子里都如此。想象我们正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寻找座位，一位同行的乘客把自己的包移开，腾出一个位置；我们相视一笑，或点点头，或者做一些其他表示感谢的细微举动。或者我们也可能说“谢谢你”。这样的举动就是对共同人性的一种认知：我们意识到，挡住座位的女人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上存在的障碍，还是一个人，而且我们由衷地感谢这个可能再也不会见面的人。当一个人向桌子另一边的人说“请把盐递给我”，或者当邮递员感谢你签收了邮件的时候，上面的情况都不成立。我们把它们既看作没有意义的形式，又看作社会的道德基础。在原则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在任何场合里使用“请”或者“谢谢”（即使那些可能很难开口说“对不起”或“我道歉”的人也可以做到），这就可以看出它们确实不重要。

事实上，英语中的“请”是“如果你高兴”、“如果这样做能让你高兴”的缩写；在绝大多数欧洲语言中，情况也是如此（法语si il vous plait，西班牙语por favor）。它的字面意思是：“你并没有义务要这么做”。“把盐递给我，但我并没有要求你必须这样做！”这么说并不对；这里存在着社会责任，而且几乎不可能不照做。但是，礼仪主要包括虚构礼貌的交换（使用不太礼貌的语言，撒谎）。当你请求一个人把盐递给你时，你同样是在给他一个命令；通过附加“请”这个字，你想表明它并不是一个命令。但是，实际上它就是命令。

在英语中，“谢谢你”衍生自“想”，它的本意是“我会记得你为我做的事”（一般来说，这也不是事实），但是在其他语言中（葡萄牙语obrigad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标准的措辞都是依据英语“有很大义务”的形式，它的实际含义是“我欠你的债”。法语中的merci更加形象：它由“宽恕”衍生而来，像在祈求宽恕；通过这一说法，你象征性地把自己置于捐助人的权力中——毕竟，债户就是罪犯。回答说“不用谢”，或者“没什么”（法语de rien，西班牙语de nada）——至少，后一种说法的优势在于通常它说得没错——这就确保了当你把盐递给他的时候，在自己想象中的道德账本中并没有记上一笔债务。回答说“我很荣幸”也是如此——你是在说：“不，实际上它是一个信用，并不是一笔债务；是你帮了我的忙，因为你让我把盐递给你，你让我有机会做一件本身就有回报的事情！”

破译债务暗含的计算（‘我欠你一笔’，‘不，你什么都不欠’，‘事实上，如果有的话，是我欠你的”……这一切仿佛在记录、擦除一本无穷的账簿上的许多极小的条目），使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通常不会被看作是道德典范，而只是中产阶级的道德典范。诚然，到目前为止，中产阶级的感性统治着社会，但是仍然有人发现这种做法很奇怪。那些在社会顶层的人，仍然感到人们的服从通常主要是由于阶层上的差距，并且觉得看着邮递员和糕点师轮流假装把对方当做小的封建领主来对待，有点愚蠢。在另一个极端，那些在欧洲所谓“普通的”环境里（小镇、贫困区以及任何仍然认定人们如果不是敌人通常就会互相照顾的地方）长大的人，经常感到受到了冒犯，因为别人一直告诉他们，事实上他们有可能无法正确地完成服务员或出租汽车司机的工作，也可能无法正确地为借宿的客人倒茶。换句话说，中产阶级礼仪坚持认为人人平等，但是它以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实践这一点。一方面，它假设没人向其他人发号施令（不妨想象一下购物中心中魁梧的警卫，在有人进入受限区域之前，他就会出现，然后说：“有什么我能帮助您的吗？”）另一方面，它把我称为“底线共产主义”的每一个细小的举动，都看作是交换的一种形式。因此，和蒂夫人居住的区域类似，中产阶级社会也必须不停地重建，好像某种翻牌游戏，和无数临时的债务关系纵横交错，其中的每一个都几乎能立即抵消。

所有这些，都是相对较近的创新。总是使用“请”和“谢谢你”的习惯，最先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商业革命中开始形成——那些中产阶级要负主要的责任。这是机构、商店和办公室里使用的语言；而在过去的500年发展中，这种习惯随着中产阶级一起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它通常只是一个更广泛的哲学象征，有关人类是什么、他们彼此欠什么的一系列假设，如今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对其视而不见。

有时候，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边缘，有些人具有先见之明，能够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及其影响——有时候，他们使用的方式后人无法借鉴。让我以这样一个人所写的文章作结。16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候，放弃信仰的修道士、医生、法律学者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在巴黎创作出了一段著名的嘲讽颂词。拉伯雷把这段颂词加入到他的不朽著作《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的第三部中，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债务颂”。

拉伯雷借巴汝奇之口说出这段颂词。巴汝奇是一位流浪学者，他拥有极为渊博的古典学识，自称“知道63种赚钱的方法，最光荣、也是最普通的方法就是偷窃”。善良的巨人庞大固埃收养了巴汝奇，甚至给他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巴汝奇继续花钱如流水，总是债务缠身，这让庞大固埃很烦恼。庞大固埃说，能够偿还自己的债务难道不是更好吗？

巴汝奇惊恐地回答：“上帝禁止我摆脱债务！”事实上，债务正是他自己人生哲学的基础：

总要欠什么人一些东西，然后他就会一直向上帝祈祷，保佑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长命百岁。由于害怕会失去你欠他的东西，他在所有人面前都会说你的好；他会一直向你介绍新的放贷人，因此你能够借钱来还他，用别人的钱来满足他自己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会祈祷你变得有钱。这就像是注定要在主人的葬礼上陪葬的古代奴隶，当他们祈祷自己的主人长命百岁的时候，他们是发自真心的！而且，债务能让你变成某种神明，能够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某些东西（钱，为你祈福的债主）。

再说得难听一点：如果我不是一辈子都把债务看作是天堂和俗世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这是唯一保存着的人类的血脉，如果没有了债务，人类将很快灭亡），把债务看作可能是学者们所说的、给予万物生命的伟大的世界灵魂，我就把自己献给圣巴伯林（Saint Bobelin）。

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冷静地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债户也没有债主的世界有着怎样的概念和形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用美特洛多罗斯（Metrodorus）想象出来的第三十个世界作参考。一个没有债务的宇宙！天体将不再规律地运行：一切都将彻底紊乱。朱庇特认为自己不欠农业之神债务，因此他将把农业之神赶下祭坛，并用自己的锁链把所有的天神、天堂、恶魔、精灵、英雄、魔鬼、大地、海洋和一切元素都锁在一起……月亮将变黑，成为暗红色；为什么太阳要和她分享光芒呢？他没有这个义务。太阳再也不会普照大地，星体也不会再带来有益的影响。

在元素之间，不存在性质间的相互分享，不存在互换，不存在变化，每个元素都认为自己和其他元素没有关系；它没借给其他元素任何东西。地上不再出水，水不再化为水汽进入空气；空气不再产生火，火不再温暖大地。地球上将只会产生怪物、伟人、巨人。雨水不再降临，光芒不再照耀，风不再流转，也没有四季交替，路西法（Lucifer）将撕碎自己的锁链，从地狱的最深处冲出，带着复仇女神和长角的恶魔，把大大小小的天神全部赶出天堂。

而且如果人类彼此不欠任何东西，生活将“沦为一场混战”，只是一场混乱的争斗。

人群之中将不会有人去拯救他人。当有人大喊“救命！”“着火啦！”“我快淹死了！”“杀人啦！”都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来救他。为什么？因为他从未外借什么东西，也就没人欠他任何东西。没人会因他遭受的火灾、海难、失势或死亡而蒙受损失。他从未借给别人什么东西，而且此后他也不会借给别人任何东西。

总之，信仰、希望和博爱将会从世上消失。

巴汝奇没有家庭，孑然一身，人生的全部欲望就是赚大量的钱，然后花掉；对于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来说，他是最合适的先知。当然，他的视角属于富有的债户，而不是那种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被关进地牢的债户。尽管如此，他所描述的是符合逻辑的推论：用归谬法（和平常一样，拉伯雷采用令人愉悦的反常手法展示出来）得到关于世界的假设，即把它看作是在人们所有令人舒服的资产阶级礼仪背后的交替休眠（顺便提一句，拉伯雷痛恨资产阶级礼仪——从基本上说，这本书是经典学识和下流笑话的混合体）。

而且他的话都是真的。如果我们坚持把人类之间的所有互动关系，定义成就是人们互相赠送物品，那么任何持续存在的人际关系，只能以债务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没有债务的世界，将会回到本初的混乱状态，成为一场将世间万物卷入其中的战争；人们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责任感；作为人这一事实，将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都将变成孤立的行星，甚至无法指望能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运行。

庞大固埃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说，他对这个问题的感受，能够用使徒保罗的一句话来概括：“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欠什么债。”然后，他以一种得体的、圣经般的口吻宣布：“我赦免你过去的债。”

“除了感谢你，我还能做什么呢？”巴汝奇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