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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作为不完全的替代品
关于货币起源的最有趣的理论，是最近由法国人类学家菲利皮·罗斯帕比（Philippe Rospabé）提出的。罗斯帕比以前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英语世界中几乎没人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成果另辟蹊径，并且和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罗斯帕比的论点是，“原始货币”的诞生并不是为了偿还债务，它是一种手段，用来承认存在某种不可能偿还的债务。他的论点，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在大多数人性经济中，货币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安排婚姻。实现这一作用最简单、可能也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过去被叫做“娶亲价”的东西：男性追求者的家里将拿出一定数量的犬牙、贝壳、黄铜指环或任何一种在当地充当货币的东西，送到女方家中，然后女方的家长将把女儿交给追求者。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一过程被理解为购买这名女子，而在20世纪早期，非洲和大洋洲的许多殖民地官员都认定这一过程就是购买新娘。这种行为导致了某些丑闻的产生，到了1926年，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开始争论是否需要把这种行为归为奴隶制度的一种形式而加以废止。人类学家表示反对。他们解释道，实际上这和购买一头公牛的过程完全不同——更不可能和买一双草鞋类似。毕竟，如果你购买一头公牛，你对公牛不负有任何责任；你购买的其实是随意处置这头公牛的权利。婚姻则完全不同，因为一般来说，丈夫对妻子负有的责任，和妻子对丈夫负有的责任在数量上是对等的。所以支付货币的过程，是重新安排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其次，如果你真的是购买了妻子，那么你就可以卖掉她。最后，支付过程的真正意义，关乎女人孩子们的身份：如果男方的行为是购买，那么他就有权利把女人生下的孩子叫做自己的后代。
最后，人类学家赢得了争论，“娶亲价”以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被重新命名为“聘礼”——但是实际上人类学家从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此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斐济的一名追求者的家庭拿出一枚鲸鱼牙齿要求迎娶一个女子时，这枚牙齿究竟是不是为女子在未来丈夫的花园中劳作所提供的服务预先支付的报酬？或者男方用其购买了她的子宫未来的生殖能力？抑或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和美元换手是同样的情况，只是为了达成某种协定？在罗斯帕比看来，以上说法都不对。不论鲸鱼牙齿多么珍贵，它都不是一种支付的形式。实际上它代表一种认可，承认某人索要的东西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不可能存在支付的形式。想要得到一个女人，最合适的支付手段就是另一个女人；同时，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有承认这份无与伦比的债务。
在有些地方，追求者对于这种用女人换女人的表达是非常直接的。让我们回到上一章中已经简单提到的例子，位于尼日利亚中部的蒂夫族。关于蒂夫族，我们所获得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于20世纪中期，当时尼日利亚仍然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当时，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得体的婚姻应该采用姐妹交换的形式。一个人把自己的姐妹嫁给另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可以迎娶他的新连襟的姐妹。这是最完美的婚姻，因为在交换女人的过程中，一个人所能给出的最合适的等价物就是另一个女人。
很明显，即使每个家庭都有相同数量的兄弟姐妹，事情也不可能丝毫不差地运转。例如，我娶了你的妹妹，但是你不想娶我的妹妹（可能你不喜欢她，或者她才5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变成了她的“守卫”，这就意味着你拥有把她嫁给任何人的权利——例如，如果你想娶某个人的妹妹，你就可以把我的妹妹嫁给那个人。这个系统很快变得十分复杂，其中最有权势、最重要的男人们变成无数女子的守卫，这些女人常常分散在各个地区；这些男人会交换并交易女人，在此过程中他们给自己积累了数不清的妻子，而没那么幸运的男人则只能在晚年结婚，或者终生不娶。
还有另外一个权宜之计。那时的蒂夫人，把成捆的黄铜棒当做最重要的货币形式。黄铜棒只能由男人掌握，但不能拿到市场上买东西（市场由女人统治着）；只有当男人们互相交换更重要的东西，如牛、马、象牙、仪式头衔、医疗、魔法符咒等时，他们才会使用黄铜棒。人种学家阿奇亚·塞（Akiga Sai）就是蒂夫人，他解释说黄铜棒可以用来娶妻，但是所需的数量非常大。你需要交给女方父母两到三捆黄铜棒，才能成为女方的追求者。接下来，如果你要带着她逃离（这样的婚姻开始总是被认为属于私奔），她母亲气冲冲地对你严加盘问，这时你还需要拿出另外几捆黄铜棒以平息母亲的怒火。随后，通常你还需要给她的守卫5捆或者更多的黄铜棒，使他至少暂时能够接受发生的情况。而当她生下孩子的时候，如果你想让她的父母承认你是孩子的父亲，就还需要给他们更多的黄铜棒。如此，你或许能够摆脱她父母的纠缠；但是对于守卫，你就一直都是他的债户，因为你不可能用钱来买一个女人。每个人都知道，想要合法地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一个女人，你能给出的唯一交换物就是另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种借口，即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女人到来。同时，正如一个人种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份债务永远不可能还清”。
根据罗斯帕比的说法，蒂夫人的做法只是使得随处可见的聘礼的隐含逻辑直接显现出来。追求者支付聘礼，并不是为女人付钱，甚至不是为了能够宣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而付钱。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黄铜、鲸鱼牙齿、贝壳或者牲畜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等价物；按照人性经济的逻辑，这是十分荒唐的。一个人的等价物只能是另一个人。而在婚姻的情况里，我们所谈论的是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所以情况更是如此：我们谈论的是能够孕育新生命的人类生命。
当然，和蒂夫人类似，许多支付了聘礼的人对于这一切也非常直接。聘礼的钱并不是为了解决一份债务，而是对存在一份不能通过钱来解决的债务这一事实的认可。通常来说，双方至少会保持一种礼貌的假设，即某一天将会有某种补偿：追求者的家族最终会提供一个女人——甚至可能会是那个女人的女儿或者孙女，去嫁给妻子自己家族中的某个男人。或者可能对她子女的安排会达成某种协议，或者可能她的家族会为自己留下一个孩子。可能性是无穷的。
用罗斯帕比自己的话说，从此，货币开始变成“生命的替代品”。你可能会把它称为对生命债务的认知。相应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用来安排婚姻关系的货币，也用来支付赎杀金（有时也称“赔偿金”）：即在凶杀案件中，支付给受害人家属的钱，用以避免结下世仇或者解决世仇。货币这种用途的出处，甚至更加直接。一方面，交出鲸鱼牙齿或者黄铜棒，是因为凶手的亲属认为自己欠受害人的家庭一条性命；另一方面，鲸鱼牙齿或者黄铜棒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对受害人家属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当然，没人会蠢到认为这种形式的赔偿，意味着一定数量的钱能够成为某人父亲、姐妹或孩子对这个人所具有的价值的“等价物”。
所以，在此可以再次看出，货币最初、最重要的作用，是承认某人欠下了比金钱珍贵得多的东西。
在世仇的例子中，其实双方都知道为复仇而进行的杀戮并不能真正平息受害者一方的悲伤和痛苦，尽管至少这种情况符合一命换一命的原则。双方的这种认识，使得不使用武力解决世仇成为可能。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和婚姻的例子中相似的情形，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方案，仅仅是被暂时推迟了。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可能会很有用。在努尔人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层——类似于祭司的人物。他们负责调停世仇，在文献中被称为“豹皮酋长”。如果一个人杀害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会立刻前往某个豹皮酋长的家宅，因为他们的家宅被认为是不受侵犯的庇护所：即使被害者的家人出于维护荣誉的义务一定要向凶手复仇，他们也知道自己不能闯入豹皮酋长的家中，更不要说随后因复仇带来的可怕后果了。根据伊文斯-普里查德的经典记录，酋长将立刻开始寻求在凶手和被害者家人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这是一门复杂精妙的业务，因为被害者家人开始总是会拒绝提出的条件：
酋长首先要了解凶手一方拥有多少牲畜以及他们准备用来赔偿的数量……然后他会拜访被害者的家人，询问他们愿意接受多少牲畜作为赔偿。被害者的家属通常会拒绝，因为坚持拒绝关乎荣誉，但是他们的拒绝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愿意接受赔偿。酋长知道这一点，并坚持希望被害者家属接受赔偿，甚至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妥协，就会受到诅咒……
远房亲戚开始发表意见，提醒每个人他们对更大的社区背负的责任以及结下的世仇将对无辜的亲属造成的麻烦；受害者家属在信誓旦旦，声称决不妥协之后（坚持声称不论用多少头牲畜来为自己的儿子或者兄弟的性命作为补偿，都是一种侮辱）他们通常会勉强接受赔偿方案。事实上，即使从技术上说，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凶手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积累足够数量的牲畜，并且即使牲畜已经支付完毕，双方也会避免相遇，“尤其是在舞会上，因为受舞会兴奋情绪的刺激，仅仅撞上一个亲戚被杀的男人也可能导致双方斗殴，因为谋杀的伤害永远不会被原谅，它最终必须由另一条性命来偿还”。
所以这和聘礼的情况差不多，钱并不能抵消欠下的债务。一条性命只能用另一条性命来偿还。那些支付聘礼的人，承认这种债务的存在，明知不可能还清它还坚称希望自己能够还清，他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使这件事被永久地推迟。
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会发现刘易斯·亨利·摩根所描述的由伊洛奎斯6个民族所建立的精妙机制，刚好可以用来避免此类争端。如果一个人杀了人——
受凶手的委托，这一事件将立刻由凶手和被害者所属的部落接手，部落将努力促使双方达成和解，以免私下的复仇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个长老会将确定罪犯是否愿意承认罪行并作出赔偿。如果他愿意，那么长老会立刻以罪犯的名义把一条白色的贝壳串珠腰带送到另一个长老会，这一行为就表示他们愿意和解。随后，另一个长老会将努力安抚受害者的家属，平息他们的激动情绪，劝导他们接受那条串珠腰带，表示对凶手的宽恕。
和努尔人的例子类似，对于凶手应该赔偿多长的贝壳串珠腰带，有着复杂的规定，要依据受害者的地位和罪行的性质来确定。同样类似于努尔人的情况，每个人都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偿还。贝壳串珠腰带的价值，绝不是代表受害者生命的价值：
从性质上说，白色贝壳串珠腰带并不是要补偿已逝的生命，而是凶手充满悔意的认罪，并请求受害者家属的宽恕。它是一个请求和平的提议，双方的朋友都会敦促受害者家属接受它……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用某种方式操控整个体系，把旨在平息一方怒火和悲伤的支付形式转变成创造新生命的方式。新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已逝生命的替代品。对于努尔人来说，40头牲畜是赔偿金的标准数量；但它同样也是聘礼的标准数量。其中蕴涵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在他可以结婚并生育后代之前被杀，那么很自然他的灵魂将非常愤怒，这是因为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永生的权利。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赔偿得到的牲畜用来获取一名“鬼新娘”：这个女人将正式嫁给死去的男人。在实际情况中，她通常和受害者的一名兄弟成为夫妇，但这没什么特别重要的；谁使这个女人怀孕也不太重要，因为死去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她孩子的父亲。她的孩子，将被认为是受害者鬼魂的子女——因此，其中的男孩将被认为是背负着特殊的使命降生，那就是，某一天他要为受害者的死复仇。
后一种情况并不常见，但是努尔人似乎对世仇特别固执。罗斯帕比所提供的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例子，更加具有说服力。例如，在北非的贝都因人（Bedouin）中，对于凶手的家族来说，有时解决世仇的唯一方式就是交出一名女儿，嫁给受害者的一名近亲——例如他的兄弟。如果她生下一个男孩，那么这个男孩的名字就将和他已故叔叔的名字一样，并且至少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被认为是被害者的替代者。伊洛奎斯人在母系一方寻找血缘，并不会以这种方式交易女人。但是，他们有另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如果一个男人死了——即使是死于自然原因——他的妻子的亲戚们将“把他的名字放在垫子上”，派发贝壳串珠腰带招募人们组成军队，然后进攻一个敌对的村镇，抢回一名俘虏。这名俘虏可能被杀，或者如果氏族的女族长突发善心（这种情况很难讲，因为它们完全也可以装作很悲伤），她们也有可能收养他：把一条贝壳串珠腰带围在他的肩膀上，由此确立收养关系。他将被赋予已故人的名字，从此以后被认为是已故人妻子的丈夫、财产的主人，并且实际上在各个方面，他都会认为被认为就是已经死去的那个人。
所有这一切，都更加突出了罗斯帕比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在人性经济中，货币最初、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认存在有无法偿还的债务。
在某种程度上，这让我们想起原始债务理论：人们认识到自己对给予了自己生命的人负有绝对的债务，货币即从这种认知中诞生。两者的区别在于，在人性经济中，并不会把这样的债务看作存在于个人和社会之间，或个人和宇宙之间，而是把它们看作某种二价关系的网络：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处在对其他人负有绝对债务的关系中，人们并不欠“社会”什么。如果这里有任何关于“社会”的概念（我们尚不清楚这一概念是否存在），那么“社会”就是我们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