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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暴力
在本书的开头，我提了一个问题：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是如何被看成债务以及如何因此而使得本来完全不道德的行为正当化的？
在本章的开头，我提供了一个答案：对商业经济和我所说的“人性经济”加以区分——“人性经济”是货币主要充当社会货币使用的经济形式，即用来创造、维持或者断绝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来购买东西。罗斯帕比已经非常中肯地说明，这种社会货币的独特性质，是它们永远不会和人类等价。它们的作用，是提醒人永远不可能和任何东西等价，甚至人与人之间最终也不可能等价。这就是世仇的深刻真相。没人能够真正原谅杀死自己兄弟的凶手，因为每个兄弟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东西能够替换——其他人不能替换，即使他和你的兄弟拥有一样的名字、同样的社会地位；小妾不能替换，即使她生下以你兄弟的名字而命名的孩子；鬼妻不能替换，即使她会生下有一天能够为你的兄弟复仇的孩子。
在人性经济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无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和其他人关系的独一无二的纽带。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一个女人可以是一位女儿、姐妹、情人、对手、同伴、母亲、同龄人和导师。每一段关系都是独特的，即使在通过不停地赠予和接受棕树叶布料或者成捆的黄铜线等普通物品才能维系这些关系的社会中，它们也是独特的。就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使一个人成为他自己，而不是别人——这一事实可以如此说明：充当社会货币的物品，通常本来的用途是为人体提供衣服或者装饰，帮助一个人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他/她。尽管如此，正如我们的衣服并不是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原因，通过赠予和接受棕树叶布料而维持的关系，并不仅局限在这一层次。相应地，这就意味着棕树叶布料的价值相对较小。这就是我认同罗斯帕比观点的原因。他强调在这样的经济中，货币永远不能代替一个人：这种债务不能偿还，货币只是承认这一事实的方式。但是即使是一个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一个人的姐妹总归能和另一个人的姐妹等价这一观点，也绝对不是不证自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经济”这个术语也有其两面性。毕竟，它们都是经济；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把质简化为量的体系，允许计算收益和损失的体系——即使那些计算只是简单的（例如在姐妹的交换例子中）1等于1，还是（例如在世仇的例子中）1减1等于0的问题。
这种计算如何实行？它为什么能把人们当做完全相同的个体来看待？莱利人的例子给出了一个提示：要把一个人变成能够交易的物品——例如让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等价，首先需要把她从她的生活环境中剥离出来；也就是说，把她从那张关系网中抽离出来，而正是那张关系网使她成为由各种人际关系汇聚而成的、独一无二的自己；因此，她就变成了一个通用的价值数量，可以进行加减，并可以作为衡量债务的一种方法。这一过程的完成，需要特定的暴力支持。要让她和紫木棒等价，甚至需要更多的暴力；而要想把她完全从生活的环境中剥离出来，沦为奴隶，则需要大量、持续、系统化的暴力。
在此，我应该清楚地说明我的意思。我使用“暴力”这个词，并不是使用它的比喻意。我并不是在谈论概念上的暴力，而真正的手断骨折、皮开肉绽。这和古代希伯来人说起他们处于“奴役”中的女儿类似，希伯来人并不是在展示诗意，而是真的在谈论绳索和枷锁禁锢下的奴役。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过多地思考暴力。那些住在城市中，生活相对舒适、安全的幸运儿们，要么倾向于认为暴力并不存在，要么在别人提醒他们暴力确实存在时，迅速把“外面”的世界定义为危险、野蛮之地，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即使我们自身的日常存在是由暴力或至少是暴力威胁所定义的，但上面的两种想法使我们不用去思考这一事实的严重程度（我经常说，设想一下，如果你没有有效的身份证件，却坚持要进大学的图书馆，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用去思考我们对战争、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重要性严重性（或者至少是发生频率）进行怎样的夸大。在为人际关系建立框架的过程中，暴力所扮演的角色比在所谓的“传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直接——即使在许多“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对其他人实际进行的肢体伤害，也要比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少得多。在这里，有一个来自东非巴友柔（Bunyoro）王国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男人搬到了一个新的村子里。他想看看他的邻居们是怎样的人，于是，半夜三更他假装暴打自己的妻子，想看看邻居是否会向他抗议。他并没有真的动手打他的妻子，而是在打一张山羊皮；同时他的妻子则凄惨地尖叫，仿佛丈夫要杀了她。没人来找他。第二天，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村子，寻找其他的地方居住。
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在一个适合居住的村子里，邻居应该冲进他家，制止他打人，并要求知道他的妻子究竟为什么遭此毒打。争执将变成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最终将达成某种共同的解决方案。这是人们应有的生活方式。任何一个理智的男人或女人，都不想生活在一个邻里互不关心的地方。
这个故事以其特有的方式发人深省，甚至可以说很吸引人，但是我们仍然要问：如果在一个社区（甚至是故事中的男人认为适合居住的社区）里，邻居们发现是妻子在殴打丈夫，那他们将有怎样的反应呢？我想人人都知道问题的答案。第一个例子将引起人们的关注，第二个例子将招致人们的嘲笑。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村民们曾经用表演讽刺喜剧的形式，嘲笑被妻子殴打的丈夫；他们甚至会让被妻子殴打的丈夫游街，丈夫倒坐在一头驴上，每个人都可以嘲笑他。据我所知，在非洲，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做得如此过分。（也没有任何一个非洲社会烧死那么多女巫——当时的西欧，是一个尤其残暴的地区。）但是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认为一种形式的野蛮行为至少可能合法而其他的全部非法这种假设，是两性之间建立关系的框架。
我想要强调的是，在上面提到的事实和一命换一命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人类学家喜欢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优先的婚姻形式。有时，这些图表是非常漂亮的：
双方交表婚制的理想形式
有时，它们具有优美的简洁性，如下面蒂夫人姐妹交换的例子：
如果遵从自己的欲望，人类极少把自己安排到对称的模式中，因为这种对称性会使人类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蒂夫人的例子中，阿奇亚实际上情愿如此描述：
在古老的体系中，拥有受监护人的老人，无论他多么老态龙钟，哪怕他是一个失去了手脚的麻风病人，他也总是能够娶一个年轻的新娘；没有女孩敢拒绝他。如果另一个男人被老人的受监护人吸引，那么这个人就会把自己的受监护人强行送给老人，以实现交换。那个男人的受监护人就要悲惨地背上老人的山羊皮口袋，和他一起回家。如果她跑回了自己的家，她的主人将把她抓住并殴打，然后把她带回去交给老人。老人很满意，咧嘴笑起来，露出他黑黑的臼齿。“不论你去哪，”老人告诉她，“你都会被带回来交给我；所以别再胡思乱想了，安心定居下来做我的妻子。”女孩烦躁不安，恨不能早一点死去。当一些女人被强迫送给老人时，她们甚至会自杀；尽管如此，蒂夫人也毫不在乎。
最后一句话说明了一切。引用这句话似乎有失公平（显然，蒂夫人还是很在乎的。因为他们知道阿奇亚支持采用立法的方式废除类似行为，但他们还是选他作为首席议会代表），但是它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观点：某些暴力行为，在道德层面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一个守卫殴打逃跑的受监护人，没有邻居会冲进来干涉。即使邻居真的出面干涉，他们也只是建议守卫采用更温和的手段，把她交给她的合法丈夫。正是因为女人们知道这是她们的邻居甚至父母将会采取的做法，“交换婚姻”这才成为可能。
我所说的人们“被从生活的环境中剥离”，就是这个意思。
莱利人足够幸运，基本上没有受到奴隶交易的摧残；蒂夫人几乎已经坐在鲨鱼的牙齿上，他们需要竭尽全力，才能确保自己不被吃掉。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都存在将年轻女人强行从她们的家庭中剥离的机制，而正是这一做法使她们能够被交易——尽管在每个例子中，也有一条原则明确规定，一个女人只能用来交易另一个女人。极少数情况下女人能够用来交易别的东西，这些例外情况都直接诞生自战争和奴隶制度——也就是说，当暴力等级显著提升的时候。
当然，奴隶交易代表的暴力，程度与此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种族灭绝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中，能够与之相比的只有对新世界文明的毁灭，或者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也绝没有责备受害者的意思：我们只需要想象一下，如果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突然出现了一群外星生物，他们携带着无敌的军事技术、无穷的财富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道德准则，宣布他们愿意为每一个人类工人支付100万美元——那么没问题，大家都乐见其成。肯定会有一小撮不择手段的人想要利用这种形势，但也只有这些人需要外星生物来摆平了。
阿罗联盟这样的组织，代表了一项耳熟能详的策略，法西斯分子、黑手党、右翼匪徒等处处都采用这一策略：首先，释放一个不受限制的市场暴力罪行，在这个市场中，什么都可以出售，人命变得毫不值钱；然后，他们闯进来，提议修复某种程度的秩序——尽管这是一种粗糙的秩序，丝毫不会触及之前的混乱中最能产生利益的方面。暴力被保存在法律的结构中。这样的黑手党，也几乎总是最终开始强制推行严厉的荣誉法典，使得道德准则变成偿还债务的核心内容。
如果我不是在写一本有关债务的书，我可能会反思在克洛斯河社会和巴厘岛之间存在的奇妙相似。这两个社会都经历了艺术创造性的大爆发（克洛斯河艾克皮面具对毕加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戏剧表演的全面盛行。表演带有复杂的音乐伴奏、精妙绝伦的舞台服装和极具格调的舞蹈——一种政治秩序的替代物，表现为想象出来的壮观场景；与此同时，普通人的性命处于持续的危险状态中，走错任何一步都可能导致被贩卖为奴。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是没人在这里能够真正给出答案。出于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最关键的问题必然是：这种情况有多普遍？如我所说，非洲奴隶交易是前所未有的惨剧，但是商业经济把奴隶从人性经济中提取出来，已经有数千年之久。它是一个和文明同样古老的习俗。我想问的问题是：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文明本身？
在这里，我并非严格地指涉奴隶制，而是讨论一种流程，它把人们逐出由彼此承诺、分享的历史和共有责任编织成的网，正是这张网使一个人能够成为他自己。把人们从这张网中剥离出来，就使得他们能够被交易——使人们有可能受到债务逻辑的控制。奴隶制度只是逻辑终点，是解开这种牵连最极端的形式。但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其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使我们能够看到流程的全貌。进一步说，由于它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奴隶制塑造人们的基础假定和习俗所采用的方式，是我们现在感觉不到的；而它的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不愿意承认。如果我们变成了一个债务社会，是因为战争、征服和奴隶制的遗留问题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它仍然在那里，存在于人们对于荣誉、财产甚至自由最私人化的概念中。只不过我们再也看不到它在那里。
在下一章中，我将开始介绍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1] 比属刚果，昔日非洲中西部的比利时殖民地，1960年独立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后更名为扎伊尔共和国。——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