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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论1：追逐利润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这个时期的民众教育运动也许能提供一个线索。在轴心时代，识字不再是神职人员、官员和商人的专利，而是完整地参与公民生活所必需的——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雅典，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土包子才不识字。
如果读写能力没有大规模普及，那么智力运动和轴心时代观念的大规模传播都将是不可能的。到了轴心时代末期，甚至连袭击罗马帝国的野蛮人军队领袖也觉得必须在三位一体奥义（Mystery of the Trinity）的问题上采取立场，而中国僧人则会花费大量时间对经典印度佛教的18个门派的相对优劣展开辩论。
市场的发展无疑发挥了一些作用。市场不仅使人脱离了众所周知的等级或社团的桎梏，而且还鼓励了某种理性计算，衡量投入与产出、手段与目的的习惯。所有这些都必然在与此同时同地出现的新的理性探求精神中有所体现。我们甚至可以用“理性的”（rational）一词略窥端倪：它当然是从ratio“比率”（ratio如X中有多少算为Y）一词衍生出来的。比率是一种数学运算，之前主要是建筑师和工程师在使用，但随着市场的兴起，每个不想在交易中受欺骗的人都必须学习如何作这个运算。不过，我们此处可要慎重，毕竟货币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苏美尔的农民和商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能够十分自如地作这种计算；但就我们目前所知的而言，还没有人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对此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断言数学比率是理解宇宙本质和天体运动的关键，所有东西终极意义上都由数字构成——他们当然也就没有组成分享这种理解，进行相互辩论、清洗和排斥的秘密社团。
为了理解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需要再一次考察在轴心时代之初出现的那种类型的市场：非人格市场。它是战争的产物，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即便是邻居，也可能被当做陌生人对待。
在人类经济体中，我们假定人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一个领主给家臣礼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确实是由一种使那个家臣受益的真切欲求所带动的，即便这同时也是确保忠诚的策略举动以及一种意在提醒其他人，他大而家臣小的张扬行为。这里并没有矛盾的感觉。与此类似，平等的人之间送礼通常也充满了许多层的情感：爱、嫉妒、骄傲、怨恨、团结或者其他种种。揣度这些情感是日常娱乐的一种主要形式。不过，最为真实的动机必然也是最为自私的动机在这里是说不通的：那些揣测行动中暗含动机的人很有可能假设某人正在暗中试图帮助一个朋友，或者损害一个仇人，从而为他人或自己获取某种利益。这些揣测在早期信用市场兴起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未曾发生多大的改变。在早期的信用市场中，借条的价值非常依赖于对开票者性格、可支配收入的评估，也不可能完全撇开爱、嫉妒、骄傲等动机。
陌生人之间的现金交易与此不同。在战争的背景之下，应处置战利品和供应士兵需要而生的交易更是两种面貌，因为此时最好不要询问所交易的物件是从哪里来，而且也没人有意发展人际关系。这里，交易确实变成了简单的计算：多少X可以换成多少Y。人们计算比率、估计质量，然后试图达成最好的买卖。这导致在轴心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人类动机的方式，各种动机有了激进的简化，人们得以开始讲“利润”和“利益”之类的概念——并且假定这就是所有人在生存的每个方面真正在追求的。战争的暴力或者市场的非人格性仿佛让人们抛开了他们曾为其他东西所牵挂的表象。反过来，正是这个事实使人类生活似乎可以归结为手段与目的的计算。因此，研究人类生活与研究天体相互吸引和排斥的手段并无二致。如果他们的假设与当代经济学家的十分相似，这并非巧合——差别仅在于，在一个货币、市场、国家和军事事务都有内在联系的时代，国家需要货币去支付军队、捕获奴隶、开采金矿、生产钱币；当“割喉式竞争”（cutthroat competition）确实涉及割断敌人的喉咙时，不会有人设想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自私的目的。当然，这幅将人性描绘得极其凶残的图景的确开始以惊人的一致性出现在整个欧亚大陆，那些只要我们还能同时发现铸币和哲学的地方。
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典型案例。早在孔子的时代，中国思想家们就已经说过，逐利是人类生活的驱动力。他们用的词是“利”，这个词最早用来指人在田里播下种子后，收获了更多种子（这个象形文字象征的是一束小麦在一把刀的旁边）。从这个意思中它引申出了商业利润的意思，因此也就成了“利润”或“回报”的统称。下面这个故事精彩地展现了这个进程。它讲的是商人之子吕不韦在得知一位被流放的太子就住在其附近时的反应：
在回家的路上，他问父亲：“犁地的回报是多少？”
“十倍。”父亲回答道。
“投资珍珠和玉呢？”
“百倍。”
“那如果是扶植一个统治者，掌控国家呢？”
“那可就无法计算了。”
吕不韦选择了为太子效劳，最终助其成为秦国的国王，自己后来则成了国王的儿子秦始皇的丞相，辅佐他击败其他战国群雄，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吕不韦为这位新的皇帝编了一本有关政治智慧的集子《吕氏春秋》，其中对军事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般情况下，如果敌军来袭，他们是在寻求某些利益。现在，如果他们前来侵犯，却发现必死无疑，就肯定会将逃跑看作最有利的事情。如果所有敌人都将逃跑看作最有利的事情，也就不需要大动干戈了。
这是军事事务中最根本的要点。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不论是以尊严和荣誉为准则的英雄主义行为、对神祗的虔诚，还是复仇的欲望，充其量不过是容易被操纵的弱点。在当时写就的许多讨论治国方术的手册中，所有东西都被看作是关于发现利益、好处，计算如何平衡统治者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以及决定统治者利益与人民利益是否冲突的问题。政治学、经济学和军事战略的术语（“投资收益”、“战略利益”）在这些著作中混合交织在一起。
战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流派是“法家”。法家认为就治理国家而言，唯一要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即便统治者公开承认这一点可能是不明智的。不过，群众是容易操纵的，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动机。商鞅写道，人民追逐利益是完全可预测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商鞅比多数法家人士都要严酷，因为他认为普遍的繁荣最终会损害统治者动员人民参与战争的能力。所以，治理的最有效工具是酷刑。但即使是他，也仍然坚称政权应当披着法律与正义的外衣出现。
凡是出现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鼓吹类似观念的政治理论家。考底利耶也是如此，其著作的标题《政事论》，通常因为它包含了对统治者的建议，而被译为“治国手册”；但它最字面的翻译是“获取物质利益的科学”。和法家一样，考底利耶强调了政府需要创造一个借口，即治理是关乎道德和正义的问题；但在向统治者本人提供建议时，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只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的”——聚敛财富打造一支比别国更为有效的军队，用这支军队统治市场、控制资源、聚敛更多的财富，如此反复。在希腊我们已经看到有斯拉雪麦格。希腊的确有些许差别。希腊城邦没有国王，私人利益和国家事务一旦崩溃，这样的国家一般会被谴责使用暴政。尽管如此，这实际意味着城邦乃至政治派系，最终也同印度和中国的政权一模一样，根据冷酷的算计行事。在修昔底德《弥罗斯人对话》中，雅典将军向原来的一个友好城邦的民众，宣布了推理十分讲究的论据，解释为什么如果这些民众不愿成为缴纳贡金的国民，雅典人认定可用集体屠杀来胁迫这些人符合自己帝国的利益，以及为什么服从雅典人统治同样也符合弥罗斯人的利益。任何读过《弥罗斯人对话》的人，对事情的结果想必是一清二楚的。
这份文献的另一个惊人特征是它坚定地坚持唯物论。男神和女神、魔法和神谕、祭祀仪式、祖先崇拜，甚至等级制的种姓和礼仪制度，或是完全消失，或是被边缘化。它们不再被当做目的本身来对待，而只是一些用于获致物质利益的工具。
热衷于创造这种理论的知识分子，赢得王储的欢心是不足为奇的。而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其他知识分子因为强烈感受到这种犬儒主义的冒犯，在民众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目标，不可避免地组织起来反对那些王储。但通常情况下，居于反对派立场的知识分子面对两个选择：或是采用盛行的术语进行论辩，或是产生逆转。“墨家”的创始人墨翟采取了第一种进路。他将“利”转变成某种更接近于“社会效用”的概念，然后尝试证明，战争本身——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一项无利可图的活动。他写道，例如，只可以在春天和秋天打仗，但不论春秋，战争都会产生极为有害的结果：
如果在春天打仗，那么人民就会错过播种和种植，如果在秋天，他们会错过收割和收获。即便只是错过了一个季节，因为寒冷和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都无法估量。现在让我们再来算算军队的装备，弓箭、战旗、帐篷、铠甲、盾牌和剑柄；这些会破损和消耗而无法再次使用的东西有多少……同样还有牛和马的数量……
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加总算出战争在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物质损害上的所有成本，就必须承认成本绝不会大过收益，即便对于胜者而言，也是如此。事实上，墨子将这种逻辑推进到非常远，并最终断言人类总体福利最优化的唯一方式是完全停止追逐私利，而采用他所说的“兼爱”的原则。这实质上也就是说，如果用市场交换的原则推理到它的逻辑终点，只能得出一种共产主义的结论。
儒家采取了相反的进路，反对最初的假设。孟子见梁惠王时所说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开场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老先生，”梁惠王向他致意，“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道：
“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
虽然如此，结论与墨子是大致相同的。儒家的“仁”的理想基本上只是比墨子“兼爱”更为完整地倒转了利益计算——主要的差别在于儒家对计算本身有某种厌恶感，更倾向于依照礼义行事。道家后来做得更绝，信奉直觉和自发性。有许许多多思想家尝试为市场逻辑提供相对应的镜像。不过，镜像归根结底与市场逻辑没有区别，只不过方向颠倒了罢了。不久，我们就有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对反义词——利己主义对利他主义，利润对慈善，唯物论对唯理论，计算对自发性——这些如果没有纯粹的、算计的、自利的市场交易为出发点，是不可能想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