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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这本书的前四章描述了一个困境。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思考债务。更精确地说，我们似乎困在两种情景之间：亚当·斯密模式下的想象社会（它把社会看作个体的集合，这些人之间唯一重要的关系都和自己的财产有关，为了相互提供便利，他们开心地进行以物易物，债务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以及把债务想象为一切（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实质，当然，这会给每个人留下不舒服的感觉，认为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华而不实的生意，我们对彼此的责任已经建立在原罪和罪行之上）。它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替代选择。
在接下来的3章中，我尝试展现看待事物的另一种方式，然后描述了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就是我提出人性经济概念的原因：在人性经济中，对人类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每个人都是由和其他人的关系构成的独一无二的节点——因此，没人能够被认为和任何东西或任何人等价。在人性经济中，货币并不是购买或交易人类的一种手段，而是用于表明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这样做。
然后，我继续介绍了这一切是如何崩溃的。人类如何变成了交易的对象？首先，可能通过婚姻付出女人；最后，通过战争俘虏奴隶。我提到，所有这些关系的共性就是暴力。不论是蒂夫女孩因为逃离自己的丈夫被捆绑着抓回来并遭到毒打，还是丈夫被赶上奴隶船、死在遥远的种植园中，总是适用同样的原则：只有棍棒、绳索、长矛和枪炮的威胁，才能把人们从和别人的关系（姐妹、朋友、对手……）构成的无比复杂的网络中剥离出来，正是这种关系网使得每个人独一无二，因此，被剥离的人们就变成了可以交易的物品。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地方，普通的市场、日常商品（衣服、工具、食物）甚至都不存在。事实上，在大多数人性经济中，一个人最重要的财产永远不能进行买卖，其中的原因和人类不能被买卖是一样的：这些财产都是独一无二的物品，也包含在与人类独一无二的关系网中。
我以前的教授约翰·科马洛夫（John Comaroff），过去经常讲述他在南非的纳塔尔开展调研的故事。在一周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开着吉普车，带着装满调查问卷的盒子和一个会讲祖鲁语的翻译，经过似乎数量无穷的牛群，挨家挨户地走访。大约6天以后，他的翻译突然一惊，指向牛群中间。“看！”他说，“同一头奶牛！就是那边那一头，后背上有红色斑点的。我们3天前见过它，在离这里10英里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结婚了吗？或者解决了一次争端。”
在人性经济中，当把人们从他们的关系网中剥离出来的能力确实出现的时候，它自己本身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终结。你可以在莱利人中间看到这种提示。有权势的男人偶尔会获得其他地方的战俘做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几乎总是会在主人的葬礼上陪葬。遏制一个人的个性，会被认为是增强了其他人的声誉或社会存在。在我所说的英雄社会中，这种荣誉和羞辱的加减当然是从微不足道的实践里产生，然后变成了政治的本质。无数的史诗、传奇和诗集已经证实，通过让其他人变得渺小，才能使英雄成为英雄。在爱尔兰和威尔士，我们都能看到这一能力如何贬低他人，如何把独一无二的人从他们的家庭中移除，由此使得这些人变成了无名的计数单位（爱尔兰的女奴隶货币、威尔士的洗衣女）这种能力本身就是荣誉的最高展现。
在英雄社会中，暴力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隐藏的——它反而被人称颂。通常，它能够形成一个人最亲密关系的基础。在《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并不认为他和奴隶女孩布里赛伊丝（阿基里斯杀死了她的丈夫和兄弟）的关系是可耻的；他把她称为自己的“荣誉奖品”，但同时，他也坚持认为一个体面的男人必须关爱自己家中的受抚养人，“所以我从心底爱着她，即使她是我用自己的长矛赢来的。”
在有荣誉的男人和那些他们剥夺了其尊严的人之间，经常能够发展出类似的亲密关系，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毕竟，销毁了任何使双方平等的可能性，也就销毁了所有债务的问题，销毁除了权力以外的所有其他关系。它提供了一种特有的清晰性。据推测，让奴隶或太监簇拥在自己周围，皇帝和国王这一臭名昭著的爱好就是来源于此。
但是，我们的操讨还不能停留于此。纵览广阔的历史长河，你一定会注意到在最受颂扬的人和最受贬低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定义感觉；尤其是在皇帝国王与奴隶之间。国王用奴隶把自己围绕起来，任命奴隶大臣——就像埃及的马穆鲁克（Mamluk），历史上真的存在过由奴隶构成的王朝。国王用奴隶把自己围绕起来的原因，和他们用太监把自己围绕起来的原因一样：因为奴隶和罪犯没有家人、朋友，不可能对别人效忠——或者至少从原则上说，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国王也应该是这样的。正如许多非洲谚语强调的那样：一个合格的国王也没有亲戚，或者至少他的行为应该表明自己没有亲戚。换句话说，国王和奴隶是一对镜像。普通人由他们对别人作出的承诺定义，但国王和奴隶只由权力的关系定义。他们的状态，是彻底的孤立、隔离的生物，是一个人能够改变的极限。
我们有着奇怪的习惯：把自己同时定义为主人和奴隶，重复在我们对自我的概念中、古代家庭最残酷的方面，我们是拥有人身自由的主人，或者是自身的所有者。现在，我们终于能够了解在这种习惯中，究竟什么面临着危险。但只有通过这种习惯，我们才能把自己看作是完全孤立的生物。对于霍布斯、洛克和斯密这样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怀有的奇怪幻想，即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是三四十岁男性的集合（这些人似乎来自已经完全形成的世界，然后他们决定是否需要互相残杀或者开始交换海狸皮）在罗马人对自由的新概念中，存在直接的对应——认为自由不是和别人建立相互关系的能力，而是对于组成了富有罗马人家庭主体的被征服奴隶，所具有的那种“使用和滥用”的绝对权力。
欧洲和美洲的学者，在过去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试图远离这种思维传统带来的令人困扰的暗示——这一点千真万确。托马斯·杰弗逊（拥有许多奴隶，他选择用直接反驳奴隶制的道德基础方式，作为《独立宣言》的开篇，他写道：“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分割的权利……”——因此，同时否定了非洲人是低等的种族以及他们或其祖先能够被公正、合法地剥夺自由的所有论证。但是，他并没有通过这种做法提出关于权利和自由的某些激进的新概念。随后的政治哲学家也没有这么做。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是保留了以前的说法，只是把“不”这个词加入各处。我们绝大部分最宝贵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一个道德和法律整体框架（认为我们最初不应该拥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特例。
正式的奴隶制度已经被消灭，但是（每一个朝九晚五工作的人都能作证），一个人能够转让自己的自由、至少是暂时转让的想法，仍然存在。事实上，它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在醒着的时间一般来说，不包括周末必须做的事情。暴力基本已经消失不见。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有能力想象，一个基于不需要武器和监视带来持续威胁的社会约定建立起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1] 迈纳，古希腊的金额单位和重量单位。——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