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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交易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发生了什么是很明显的。有着“强大的心”的男人，拥有能力和魅力；使用它，他们就能够操纵债务，使得额外的食物变成财宝，然后财宝变成妻子、被监护人和女儿，因此变成持续扩大的家庭的头领。但是允许他们这么做的那种能力和魅力，也使得他们面临两种持续的危险：整个过程会突然崩溃；造成人肉债，并凭借这一点把一个人的家庭重新变为食物。
现在，如果一个人试图想象发生在某个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毫无疑问，被强迫吃掉自己孩子残缺不全的尸体，无论在哪里都可算是极可怕的。尽管如此，人类学家开始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种社会都受到略有差别的噩梦的困扰，而这些差别意义重大。恐怖的故事，不论是关于吸血鬼、鬼魂还是吃人肉的僵尸，似乎总是代表讲述者自己社会中某些人的特点。在他们之中，在他们相互之间已经习惯采用的互动方式之中，存在着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他们不希望承认或面对，但却总忍不住谈论它。
很明显，当时的蒂夫人对权威的认识有重大的问题。他们生活的画卷上散布着许多大院，每个都围绕着唯一的老男人以及他无数的妻子、子女和各种各样的随从建立。在每个大院里，那个男人都拥有近乎不受限制的权威；在大院外，不存在正式的政治结构，而蒂夫人是强烈的平等主义者。换句话说，所有的男人都渴望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主人，但是他们却极度怀疑任何形式的掌控。那么，毫无疑问，蒂夫族的男人对于权力的本质抱有如此矛盾的心情，以至于他们开始相信，使得一个人能够合情合理地变得杰出的品质，也能够把他变成一个怪物。事实上，大多数蒂夫人似乎都认为大多数男性长者是男巫，如果一个年轻人死了，长者很可能收到一笔作为赔偿的人肉债。
但是这一切仍然没有回答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被置于用债务来表达的框架之下？
在此有必要先交待一些历史。蒂夫人的祖先到达本尼河谷和邻近的土地，大约是在1750年前后。当时，该地区（即现在的尼日利亚）因大西洋奴隶交易而四分五裂。早期的故事讲述了蒂夫人在迁徙期间，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身上画满类似天花疤痕的图案，所以那些潜在的抢劫者将因为害怕而不敢对他们下手。他们建立的国家臭名昭著，奋起反抗来自北方和西方邻近王国的定期袭击——最终，他们和附近的王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在此后的日子中，蒂夫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想一想铜棒的例子，蒂夫人非常小心地限制着铜棒的使用，以避免它们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形式。
现在，在这部分的非洲地区，铜棒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了几个世纪；至少在某些地区，铜棒已经用于普通的商业交易。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一个人只需要把铜棒分成更小的部分，或者把铜棒拉得更细，然后拧成小圆环，就得到了在日常市场交易中畅通无阻的零钱——这是很容易做到的。18世纪末，大部分这种零钱开始在蒂夫人的土地上流通；另一方面，它们也在伯明翰的工厂中大量生产，并由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奴隶商人携带，通过位于克洛斯河（Cross River）河口的老卡拉巴尔港口进口。在毗连克洛斯河的所有地区（即位于蒂夫人领土正南方的区域），铜棒的作用都是充当日常货币。这可能就是它们进入蒂夫土地的过程；它们要么是由经过克洛斯河的小贩带进来的，要么是蒂夫族的商人到其他地区行商得到的。但是，所有这一切，使得蒂夫人拒绝把铜棒作为日常货币使用的事实，显得尤为重要。
仅仅在18世纪60年代，可能就有10万非洲人通过船运沿着克洛斯河顺流而下，到达卡拉巴尔和其他邻近的港口。在那里，非洲人被戴上镣铐，然后分别送往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船上，随后横穿大西洋——这是在整个大西洋奴隶交易时期，经由比夫拉湾（Bight of Biafra）运走的150万非洲人中的一部分。有些人在战争或袭击中被俘或被绑架，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债务而被带走的。
但是，在此我必须解释一下奴隶交易的组织。
从整体上看，大西洋奴隶交易是一张信贷合约的巨大网络。位于利物浦或者布里斯托尔的船主们，能够以宽松的赊购条件从本地的批发商那里得到商品；这些批发商期望能够通过把奴隶（同样采用赊欠的形式）出售给安地列斯群岛（Antilles）和美洲的种植园主获得补偿。伦敦的佣金代理人，则通过由糖和烟草交易获得的利润，最终出资支持整个过程。船主将把自己的货物运送到老卡拉巴尔等非洲港口。卡拉巴尔本身是典型的贸易城邦，由富有的、身着欧洲服饰、住在欧式房屋中的非洲商人统治，这些人有时甚至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去接受
教育。
货船进港以后，欧洲的贸易商将使用铜棒（港口所使用的货币）来谈定货物的价值。1698年，“巨龙”号上的一名商人，把自己商品中已经谈妥的价格记录
如下：
1根铁条 4根铜棒
1串珠子 4根铜棒
5个大珠子 4根铜棒
1个一号盆 4根铜棒
1个啤酒杯 3根铜棒
1码亚麻布 1根铜棒
6把小刀 1根铜棒
1个一号铜钟 3根铜棒
50年后，这种交易达到了顶峰，英国船只带来大量布料（都是来自曼彻斯特新建立的作坊和印度印花布厂的产品）、铜铁制品以及珠子项链等附带商品；并且，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还会带来大量的军火。这些商品同样以赊欠的形式转手给非洲商人，他们把商品分发给自己的代理人，到上游地区去销售。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债务的安全。这种交易充满诡诈，冷酷无情，而奴隶劫掠者的信用也不可能可靠——当面对永远不会再见的外国商人时，情况尤其如此。因此，一个系统迅速诞生了。在这一系统里，欧洲船长们要求以抵押人的形式确保债务的安全。
我们在这里说的“抵押人”，很明显和我们在莱利人例子中看到的抵押人有很大的区别。在西非的许多国家和交易城镇，当1500年前后欧洲人走向舞台的时候，抵押人所有权的性质似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劳役偿债的形式。债户以家庭成员作为贷款的担保；抵押人将变成受抚养人，前往债主的家中，在债主的土地上干活，并负责债主家中的日常家务——他们自己充当担保物，而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就是利息的替代品。抵押人并不是奴隶。他们和奴隶不同，并没有被从自己的家中剥离出来；但是他们也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在卡拉巴尔和其他港口，奴隶船的船主在把自己的商品交给非洲商人的时候，很快就建立起要求以抵押人充当担保的习惯——例如，两名非洲商人自己的受抚养人，能为他们应该提供的3名奴隶充当担保，在这两名受抚养人中，最好能够至少包含商人自己的一个家人。在实践中，这和索要人质没有什么区别。当船长厌倦了等待迟到的货物时，有时他们会决定带走一船抵押人，这样就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上游地区，债务抵押人也在交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某方面说，这一地区有些不寻常。在大部分西非地区，这种交易贯穿于达荷美（Dahomey）或阿撒蒂（Asante）等主要王国，带来了战争，并强加了非常严酷的惩罚——对于统治者来说，一个普遍使用的应急措施，就是操纵法律体系，使得几乎所有的罪犯都遭受惩罚：或沦为奴隶；或自己被处以死刑，妻子和孩子则沦为奴隶；或被处以天文数字的罚款，如果他不能支付，就将导致违约，因而全家都会作为奴隶被卖掉。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大型的政府结构，人们能够很容易看到真正发生的事情，因此它具有不同寻常的揭露性。无处不在的暴力环境，使得现有人性经济的所有机构都发生了系统的扭曲，变成了灭绝人性和毁灭性的庞大组织。
在克洛斯河流域，交易似乎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充满绝对恐慌和彻底混乱的初始期，此时袭击频繁发生，任何独自外出的人，都有可能被蒙面的歹徒绑架，然后卖到卡拉巴尔。村镇一片荒凉；许多人逃入森林中；男人们需要组成武装力量才能耕耘田地。相对来说，这一时期比较短暂。当本地商会的代表开始在该地区的各个群落中立足，承诺要恢复秩序的时候，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这些代表中最出名的就是阿罗联盟（Aro Confederacy），他们自称为“上帝之子。”由全副武装的雇佣兵和联盟里位于阿罗楚库（Arochukwu）的著名先知作为后盾，他们建立起一个全新但臭名昭著的严酷法律体系。绑架者被追捕，然后作为奴隶卖掉。农场和街道都恢复了安全。同时，阿罗和本地的长老合作，建立起一套非常复杂和严酷的典章和律法，几乎每个人都有触犯的可能性。任何人只要违背了法典中的一项，就会被交给阿罗，然后被送到海岸边，而告发者将得到用铜棒支付的报酬。根据当时的一些记录，如果一个男人只是不喜欢自己的妻子，并且需要一些铜棒，他总是可以找到一些理由出卖她；而村庄里的长者们会从中获得部分利润，因而几乎总是一致认可男人的告发。
但是，商会最独特的把戏，是协助一个叫做艾克皮（Ekpe）的秘密组织的传播。艾克皮因发起盛大的化妆舞会和通过神秘的仪式接收新成员而闻名，但它实际上扮演着强制执行债务的秘密机制的角色。例如，在卡拉巴尔，艾克皮组织拥有一系列的权力，包括抵制（所有成员都被禁止和违约的债户进行交易）、罚款、没收财产、逮捕以及处决——最倒霉的受害者将被吊死在树上，他们的下颚被切除，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它经过了尤其精心的设计，因为这样的组织总是允许别人交钱入伙，如果他们能付得起费用，可以经过9个等级层层向上——当然，这些费用正是使用商人们提供的黄铜棒支付的。在卡拉巴尔，每个等级的收费表和下面列出的类似：
换句话说，它是非常昂贵的。但是，会员制度迅速变成荣誉的主要标志，并且在各个地方都高人一等。不用说，入会费在偏远的小型社区不那么高，但是起到的作用仍然是相同的：数以千计的人最终欠下了商人债务，无论是欠下了入会费，还是欠下了他们本应提供的商品（大部分是艾克皮表演中使用的服装和道具所需要的布料和金属——因此可以说是他们施加给自身的债务。这些债务，也可以用人来支付，明显导致抵押人的数量持续增加）。
实际上，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似乎因为地区的不同，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相同。例如，在阿非坡（Afikpo）地区（克洛斯河上游的一个偏远地区），我们看到如获取食物这类日常事务的开展方式和蒂夫人的类似，“并不通过交易进行，也不使用货币”。商会提供的黄铜用来买卖奴隶，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主要还是充当社会货币，“在葬礼、授衔和其他仪式上作为礼物和支付款项使用”。大部分支付款项、头衔和仪式，与商人带来的秘密组织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看上去确实有点类似于蒂夫人的安排，但是商人的存在，使得结果与蒂夫人大相径庭：
从前，在克洛斯河上游地区，如果有人因为陷入了麻烦或者欠债而需要钱，他通常会把自己的一个或多个子女、亲属或家中的其他成员“抵押”给阿库纳库纳（Akunakuna）的商人，这个商人将定期拜访他的村镇，或者袭击邻近的其他村庄，抓走一个孩子，将其卖给同一个愿意出钱的买家。
由于债户是秘密组织的成员，因此债户也是收集人。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上面这段文字才有意义。抓走孩子的行为，可以参照当地称为“panyarring”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在西非十分常见：当债主感到无望收回债务时，就会带着一队武装人员冲到债户的社区，抢走任何能够轻易带走的东西（人、物品、家养动物），然后把这些东西作为抵押的担保品。这些人或者物品是否属于债户甚至债户的亲属，其实并不重要，邻居的山羊或者孩子也可以，因为债主的主要目的，是向欠债人施加社会压力。正如威廉·博斯曼（William Bosman）所说：“如果债户是一个诚实的人，而欠下的债务又很合理，那么他将竭力满足债主的要求，以释放他的同胞。”在没有中央权力的环境里，人们只对自己社区的其他成员感到具有重大的责任，而对其他人几乎不闻不问，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权宜之计。在上文中引用的秘密组织的例子中，债户很可能会要求收回那些社区以外的人欠他的债务（真实存在的或者捏造出来的），以避免自己的家人被带走。
这样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每次都有效。通常，债户受迫不停地交出自己的孩子或受抚养人作为抵押人，最后只能抵押自己。当然，在奴隶交易的巅峰时期，“抵押”变成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抵押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别，已经基本消失了。债户，和之前的家人一样，最终被交给阿罗，然后运到英国。最终，他们被戴上镣铐和锁链，塞入拥挤的小型奴隶船中，卖到大洋另一边的种植园里。
那么，如果一个隐密的组织让蒂夫人深受其害，如噩梦般挥之不去（它引诱毫不怀疑的受害者陷入债务陷阱，由此他们自身摇身一变成为债务的强制实施者；债务将用他们子女的身体来偿还，并且最终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偿还），原因之一，在于这真的是发生在那些生活在几百英里以外人们身上的事。“人肉债”这个短语的用法也没有任何不妥。奴隶商人可能不会把他们的受害者简单地看成肉，但是在他们眼里，那些奴隶也和躯壳一般无二。成为奴隶，就意味着被从自己的家庭、亲戚、朋友和社区中移除，被剥夺了名字、身份和尊严；使得人之所以为人、而不仅仅是能够听懂命令的人肉机器的一切事，在奴隶身上都被剥夺了。绝大多数奴隶也没有机会建立持续的人际关系。但是，大多数最终到达加勒比海或者美洲种植园的奴隶，一直工作到死。
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的实现和概念的提炼，都是通过人性经济的机制完成的，其前提原则正是人类的生命具有最根本的价值，没有东西能与之相比。所有相同的制度（入会费、计算罪行和补偿的方法、社会货币、债务抵押所有权），反而都站到了它们的对立面；该体系实际上被置于这种相反的境地；并且——蒂夫人也意识到，为创造人类而设计的装置和机制崩溃了，变成了埋葬自身的方法。
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我这里所介绍的例子，都是只在非洲才有的现象。无论在哪里，只要人性经济开始和商业经济（尤其是带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对人类劳动力无止境的需求的商业经济）接触，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在整个东南亚，尤其是在那些生活在大国边缘的山地或者岛屿的居民中，也能发现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正如研究这些地区的最好的历史学家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早已指出的那样，整个东南亚劳动力的组织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通过债务束缚的关系完成的。
即使在相对简单的社会，金钱几乎还未渗透进去，也有着耗费不菲的仪式需求——比如支付婚姻中的聘礼以及当家庭成员去世时，请屠夫屠宰水牛的费用。人们普遍认为，对这种仪式的需求，是穷人欠下富人债务最常见的原因……
例如，从泰国到苏拉威西岛（Sulawesi）都有这样的实例：一群贫穷的兄弟向一个富人求助，请求富人支付其中一人的婚礼费用。尽管富人在支付费用后，将被称为他们的“主人”，但是这更像是资助人和受助人的关系：那些兄弟可能有义务偶尔去做一些奇怪的工作，或者在富人需要装点门面时去充当他的随从——但并没有更多其他的要求。但是，严格地说，穷人兄弟们的孩子归富人所有；并且，“如果保证人不能履行义务，富人也能要回穷人的妻子”。
在其他地方，我们也能听到和非洲相似的故事——农民以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作抵押，或者甚至因赌博而沦为奴隶；很多王国在惩罚时总是采取高额罚款的形式。“当然，经常有人拿不出这笔罚款；而被宣告有罪的人，通常和由他抚养的人一起，变成统治者的奴隶，或者变成贷方的奴隶，或者变成那些替他缴纳罚款的人的奴隶。”里德坚持认为，这种情况一般是相对无害的——事实上，有时候穷人可能就是为了变成某些富有的赞助人的债户而借钱，因为在年景不好的时候，赞助人将为自己的债户提供食物、住所、妻子。很明显，这并不是“奴隶”这个词一般的含义。除非赞助人决定把自己的一些受抚养人，送到某些自己的债主那里——他们住在满者伯夷（Majapahit）或特尔纳特（Ternate）等遥远城市；然后，那些受抚养人可能发现自己和其他的奴隶一样，在某些贵族的厨房或辣椒种植园中辛苦劳作。
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奴隶交易的一个影响，就是让那些并不生活在非洲的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那片大陆只有无可救药的堕落和野蛮——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这种印象将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个和非洲的情况完全相反的例子：巴厘岛，著名的“万庙之岛”——这个岛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人类学教材和旅游手册上，仿佛岛上的住民全都是性格沉静、喜欢幻想的艺术家，他们每天都把时间花在摆放鲜花和练习花式舞蹈上。
在17～18世纪，巴厘岛还没有获得这种声望。当时，它分裂为十多个好斗的小王国，几乎总是处在战争的状态中。事实上，在居住在爪哇附近的荷兰商人和官员看来，巴厘岛的名声几乎和它如今的名声完全相反。巴厘人被视为一个原始而暴力的民族，由沉溺于鸦片中的堕落贵族统治，贵族们把自己的臣民当做奴隶出售给外国人，换来巨额财富。到了荷兰完全统治爪哇的时候，巴厘岛基本变成了人口贩卖的储备库——地区内的各个城市都需要大量年轻的巴厘女人，作为妓女和小妾。当岛屿卷入奴隶交易之后，岛上的整个社会和政治体系几乎都转变成暴力抢掠妇女的机器。即使在村庄内部，普通的婚姻也采用“抢婚”的形式——有时候表现为私奔；有时候是真正的绑架，随后绑架者向女人的家庭支付一笔钱，以平息事件。但是，如果一个女人被地位十分重要的人抢走，那么她的家人就得不到任何补偿。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老年人还能回忆起过去父母如何把自己年轻漂亮的女儿藏起来：
不许她们接受参加庙会的邀请，以免被皇室的侦探发现，被强行送往宫殿里严密保护的女人区。在那里，男性拜访者的视线被严格限定，只能看到她们的脚。一个女孩成为王侯的合法下等妻子（penawing）的可能性极小……更大的可能性是在被淫乱几年以后，沦为奴隶一般的仆人。
即使她真的备受宠爱，以至王侯的上等妻子们开始把她看作对手，最终她也可能被毒死，或被运到海外，变成中国人在日惹（Jogjakarta）开的某个妓院中的慰安妇，或者印度洋留尼旺岛（Reunion）上某个法国种植园主家中更换便盆的仆人。同时，皇家的法律被重写，其他的方面都很正常，只有一处例外，就是法律的力量明确针对女人。不仅罪犯和债户沦为奴隶，被驱逐出境，任何已婚男人也都获得了抛弃妻子的权利；如果一个男人抛弃了妻子，那么他的妻子将自动变成当地统治者的财产，由统治者随意处置。即使一个女人的丈夫在她还没能生下儿子之前死亡，她也会被上交皇宫，然后卖到海外。
正如阿德里安·维克斯（Adrian Vickers）所说，即使巴厘岛著名的斗鸡（每个一年级的人类学学生对此都很熟悉），最初也是皇家法庭招募人口贩子的一种手段：
国王甚至通过在首都举办盛大的斗鸡活动这一方法，为使人们身陷债务而推波助澜。这一令人激动的活动所引发的激情和挥霍，导致许多农民押上自己不能承受的赌注。和任何赌博一样，一夜暴富的期望和比赛的戏剧性，激起了很少有人能够承受的野心；到那一天结束，当最后的狂热和指望在最后一只公鸡的身上灰飞烟灭的时候，许多农民已经无家可归。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将被卖到爪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