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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771年）
我们对于青铜时代的印度所知甚少，因为此时的印度文字我们还未能破解。早期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所知的一点内容，大多是在后来的文字资料中零星搜集而来的。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的国家官僚化程度远远低于西方。那里没有集权的寺庙或宫殿体系，没有祭司和官员管理库房和记录收支，因此也就很少有创设一个单一、统一的会计单位的需要。与此相反，有资料表明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线，种类繁多的社会货币在乡间流行，在与外人交易时转为商业用途。
后来的资料回忆早期的统治者“使用珍珠和玉作为上好的支付手段，黄金作为中等的支付手段，刀和铲作为低级的支付手段”。这句话的作者所讲的只能是礼物货币。等级制的货币出现在王公诸侯赏赐其属下的时候，他们的属下理论上讲是自愿为他们效劳的。在多数地方，长串的贝壳货币脱颖而出，但即使如此，虽然我们经常听说“早期中国的贝币”，也非常容易找到用贝壳计量奢侈礼物的价值文本，但人们是否真的携带它们到市场上买卖东西向来没有定论。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人们确实把贝壳带到市场上去做买卖，但市场本身长期以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贝币在市场上的作用，远没有社会货币的一般用途（作为婚嫁礼物、罚金、酬金和荣誉的象征）那么重要。不论如何，所有的资料都表明当时有多种货币流通。正如当代古代货币的顶尖学者戴维·沙伊德尔（David Scheidel）所注意到的：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货币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贝壳（贝壳原物，或者是越来越多的青铜仿制品）、龟壳、一定重量的金块和银块（较少），以及最引人注意的铲刀和刀具造型的青铜工具货币。
相互并不十分熟悉的人之间通常使用这些货币。为了记录邻里之间的债务，地方小贩的赊账或是与政府有关的事情，人们似乎采用了多种信用工具：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家称最早的记事方法是结绳记事。这与印加的奇普（Khipu）记事法十分相像。然后用的是有凹口的木条或竹条。这些东西似乎比文字的出现要早得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相同。
我们既不知道中国最早是在何时出现有息贷款的，也不知道青铜时代的中国是否发生过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那种债务危机，但后来的文献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暗示。例如，后来的中国神话将铸币的起源归咎于先王为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作的发明。一个西汉的文本记载道：
古代，在禹的时候发大水，在汤的时候干旱，一般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相互借贷以获取食物和衣服。禹（帝）用历山的黄金为他的子民铸造钱币。汤（帝）也用到了燕山的铜。因此，天下人没有不说他们仁慈的。
另外一些版本更显直接。《管子》在中华帝国早期成为政治经济学标准入门书，这部文集记载：“有人甚至喝不上稀粥，他们不得不变卖子女。为了拯救这些人，汤铸造了钱币。”
故事显然是不现实的（铸造的钱币真正出现至少要在1000年之后），我们很难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能反映一种子女被当做债务抵押而带走的记忆吗？表面上看，它似乎更像是在说饥饿的人直接卖掉他们的子女——这个做法在中国历史后来的某些时期会变得司空见惯。但是，把贷款和出售子女放在一起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考虑到亚洲的另一面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管子》随后说明，这两位统治者创制了丰年在公共粮仓保留30%收获，以备紧急时期发放需要的习俗，从而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换言之，他们开始设立官僚性的储藏设施。而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类地方，这些设施最初是作为一种计数单位导致了货币的出现。
[1] 利迪亚，铁器时代小亚细亚西部的小国。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利迪亚是世界上最先开始使用金币和银币的地方。后为罗马帝国所灭，成为其一个行省。——编者注
[2] 拉格什，苏美尔城邦，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铁罗（Tellon），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相汇处的西北、乌鲁克城以东。——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