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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非人格的信用货币
历史学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始注意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民间信用体系，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知识界讨论的大多是抽象的货币概念；他们很少提到各种信用体系。对于受过教育的阶层来说，一提到“货币”，他们马上想到的就是黄金和白银。这些人大多理所当然地认为，黄金和白银在所有民族的历史上向来就是货币，也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
这种看法不仅仅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相冲突，还与当时欧洲探险家的发现有直接的冲突。探险家们陆续发现了贝壳货币、珠子货币、羽毛货币、盐货币以及他们所抵达的每个地方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货币。但这些都没有让经济思想家们作出让步。有些人用上了炼金术的理论，认为黄金和白银的货币地位有自然的基础：黄金（取其精华于太阳）和白银（取其精华于月亮）是金属最为完美、永恒的两种形式，所有低级金属都会向这两种形式进化。不过，大部分人似乎并不觉得有必要对此作出什么解释；贵金属的内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皇家的顾问或者伦敦的小册子作者，在经济问题上辩论的议题总是相同的：我们如何防止金银流出本国？硬币严重紧缺，应该如何应对？大多数人，是绝对不会去想“我们如何保持对地方信用体系的信任”这样的问题的。
这一点在英国甚至比在欧洲大陆体现得更为极端。在大陆，人们至少还可以“推崇”或“废止”货币。在英国，经过都铎王朝进行的货币贬值的灾难性尝试之后，这种应急手段也被弃而不顾了。从此之后，减低硬币成色成了一个道德问题。政府将贱金属混入硬币纯净而永恒的实质之中明显是错误的。因此，裁剪硬币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只不过程度上略轻一等。裁剪硬币是偷偷地将硬币边上的银刮下，然后把硬币压扁，这样它们看起来仍然和原来的大小一样。这在英国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几乎可以看作是货币贬值的公众版本。
此外，那些在这个新时期开始出现的各种新式虚拟货币，深深扎根于这些假设中。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它有助于解释一个原本看似诡异的矛盾：这个冷酷无情的物质主义时代，这个抛弃了货币是一种社会习惯的观念的时代，为什么同时又见证了纸币以及一整套新的信用工具和金融抽象形式的兴起，并继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典型特征？确实，这些信用工具多数在中世纪的形而上世界中发源，比如支票、债券、股票和年金。不过，在这个新的时代，它们经历了一个极度繁盛的过程。
不过，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下的历史，就能很快清楚地发现，所有这些新形式的货币，根本没有动摇货币是以黄金和白银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这个假设。事实上，它们反而更强化了这个认识。一旦信用脱离了个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村民）之间真实的信任关系，实际上人们显然就可以无中生有地生产货币；但这种做法是以不道德的竞争性市场为背景的，所以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种骗局和欺骗——这又使体系的监管者周期性地恐慌，寻求新的方式将各种形式纸币的价值栓回金银上。
这个故事一般被称做“现代银行业的起源”。不过，从我们的视角看，它所揭示的只不过是战争、金银和这些新的信用工具有多么紧密的联系。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走过的路径。例如：一张汇票完全可以背书转让给第三方，进而能够普遍流通——因此也就实际上将其变成了纸币的一种形式。这就是纸币最早在中国产生的方式。在中世纪欧洲，不时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运动，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走得很远。不过，银行可以换一种方式，通过将高于它们所拥有的现金储备的金额计入账目中的贷项来生产货币。人们视此为现代银行业真正的精髓，它可以让私人银行券得以流通。在意大利，也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运动，但这是十分冒险的举措。这是因为储蓄者因恐慌而进行挤兑的危险总是存在，而且中世纪的政府对在这种情况下无力偿还的银行家，采取极为严酷的惩罚：例如弗朗西奇·卡斯特罗（Francesch Castello），1360年他在自己位于巴塞罗那的银行前被枭首。
在银行家有效控制了中世纪政府的地方，操纵政府的财政显得更为安全，也更有利可图。现代金融工具的历史以及纸币的终极起源，事实上是从城市政府发行债券开始的。12世纪的威尼斯政府最早开始发行市政债券。当时出于军事目的，威尼斯亟须快速获取一笔收入，因此它向其纳税公民征收了一笔强制性的贷款，并保证5%的年利率；而且它允许“债券”或契约的流通，也就设立了政府债券的市场。威尼斯政府虽然在支付利息上一丝不苟，但由于它发行的债券没有确切的到期日，所以它们的市场价格总是随着城市的政治、军事命运而大幅度波动，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威尼斯政府是否会偿付债券的评估。其他意大利城邦和北欧商人飞地也纷纷效仿：荷兰尽管发行过为数众多的自愿采购债券，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了一系列强制贷款来支撑它摆脱哈布斯堡王朝（1568～1648年）统治而独立的漫长战争。
强迫纳税人放贷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要求他们提前缴税；但在威尼斯城邦最早承诺支付利息的时候，这原则上是在惩罚自己不能立即偿还所借款项——利息在法律术语上仍然是interesse，也就是对延迟偿还贷款的惩罚。我们容易看出，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和道德关系方面，这很有可能引发各类问题。最终，在首创这些新式融资形式的商人共和国中，商业阶层更多地把自己当做政府的所有者，而没有欠政府什么债。除了商业阶层以外，1650年，大部分荷兰居民都至少拥有一些政府债券。不过，只有当人们开始将这些债务“货币化”的时候，才出现了真正的悖论。这里的货币化，指的是相信政府的偿还承诺，故而让债券像货币一样流通。
虽然早在16世纪，商人就在使用汇票清算债务，政府债券（公债、息券、年金）才是这个新时代真正的信用货币。我们正需要通过这个来看“价格革命”的真正起源。价格革命把原本独立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打入社会底层，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沦为雇工，为那些可以利用更高级信用形式的人劳动。即使在塞维利亚这个新世界驶回的珍宝船最早停泊的旧世界港口，金银也并没有在日常交易中被频繁使用。大部分新世界运来的金银直接存入了热那亚银行家在港口开设的仓库，然后往东运送。但这一过程中，这些金银为复杂的信贷计划提供了基础。银行家向君王提供金银贷款，支撑他们的军事行动，获得的回报是有息政府年金的纸质凭证，它们可以被当做货币一样交易。通过这种方法，银行家所拥有的金银价值几乎可以无限膨胀。早在16世纪70年代，我们就听闻在梅迪纳德尔坎波（Medina del Campo）这种地方的集市里，交易完全使用纸券。梅迪纳德尔坎波离塞尔维亚不远，当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信用凭证工厂”。由于西班牙政府是否真的会偿还债券，或者偿还有多少固定性总是有些不确定的，所以纸券通常贴水流通，尤其像开始在整个欧洲流通的息券——这导致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真正的纸币出现在英格兰银行成立的1694年，因为这家银行的银行券已经完全不是债券性质的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其他银行的一样，源于国王的战争债务。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货币已不再是欠国王的债，而是国王欠的债。这个事实让纸币与它之前的性质非常不同。在很多方面，它已经成为旧时货币形式的反面。
读者可以回忆一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过程。由40位伦敦和爱丁堡商人组成的财团（大多已经是王室的债主）向国王威廉三世提供了一笔120万英镑的贷款，作为其对法战争的资金。与此同时，他们说服国王允许他们组建一个公司，拥有银行券发行上的垄断权，以此作为回报。这家公司（也就是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实际上是国王偿还其所欠债务的承付票。这是第一家独立的国家中央银行，它成了清算小型银行之间债务的场所；它发行的银行券不久就演变为欧洲第一种国家纸币。不过，当时重大的公共辩论，虽然主题有关货币的本质，但讨论的只是金属货币，而与纸币无关。17世纪90年代，英国铸币出现危机。白银价值一路攀升，以至于新的英国硬币（铸币厂不久之前刚采用了今天的硬币上十分熟悉的“花边轧压”技术，可以防止硬币被裁剪）的实际价值低于它的银含量。结果是我们容易预料的。足值的银币在流通中消失，剩下的都是旧的、裁剪过的硬币。而且即便如此，这些硬币也日渐稀少。应当采取行动加以应对。这引发了一场小册子论战，在1695年，也就是英格兰银行成立一年之后达到了高潮。我前面引用的查尔斯·戴维南特论信用的文章，正是这个特别的小册子论战中的一部分：他建议英国采用以公共信任为基础的纯粹的信用货币，但是被忽略了。国库建议收回铸币，重新发行减重至20%～25%的硬币，从而使硬币币值低于其白银含量的市场价。许多支持这条建议的人公然站在国家货币理论的立场，坚持认为不论怎样，白银都是没有货币价值的；货币不过是国家设立的一个度量衡。不过，在论战中取胜的，是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洛克当时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顾问，后者后来做过皇家铸币厂的厂长。洛克认为，为一小块白银标上“1先令”，不能使之更有价值，就像宣称1英尺等于15英寸并不能使身材矮小的人变高一样。金银的价值世所公认；政府在上面打上标记，只是为硬币的重量和纯度作证。同时他用愤怒得近乎扭曲的文字写道，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篡改标记，与裁剪货币的人一样有罪：
在硬币上使用公共权威的标记，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和保证银币的质量；这种做法对公共信赖的伤害，比裁剪、伪造货币更为严重，是从抢劫变成了叛国。
因此，他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收回货币，根据它先前的价值重新铸造。
英国政府确实这样做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紧接着的那一年里，几乎没有铸币流通；价格和工资暴跌；饥饿与动荡不断。只有富裕的人能躲过一劫，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新的信用货币，以银行券的形式来回交易国王的债务。这些银行券的价值最初也有波动，但随着它们可以被兑换成贵金属，价格便最终稳定下来。对于其他人来说，情况真正有所好转，要等到纸币以及后来的小面额货币更为普遍流通以后。改革自上而下进行，进展十分缓慢。不过，改革确实深化到底层，逐渐建立起一个畸形的世界，即便是与屠夫、面包师进行普通、日常的交易也要采用礼貌、非人格的措辞，当然还得用上零钱。将日常生活想象为一个自利的算计的问题也因此成为可能。
洛克为什么会持这种立场，我们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他是一位科学的物质论者。在他看来，“信赖”政府（正如上面所引用的）甚至并不是指公民相信政府会信守承诺，而只是指政府不会向他们撒谎；政府会像好的科学家一样，给公民准确的信息。洛克还希望看到人类行为有自然法则的基础（就像牛顿当时阐述的物理学法则一样）。而这自然法则高于任何区区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英国政府同意他的意见，并坚守这个立场，而不顾各种立即显现出来的灾祸？事实上，不久之后，英国采用了金本位（1717年）。大英帝国直至寿终正寝，也一直维护金本位以及黄金和白银是货币的观念。
的确，洛克的物质主义也被普遍接受，甚至成了这个时代的口号。不过，主要而言，依靠黄金和白银似乎是制约新型信用货币的危险的唯一途径。这是因为这些信用货币的增加非常迅速——尤其到后来，普通银行也可以创造货币。金融投机活动没有任何的法律或社团约束，很快就引发了近乎疯狂的后果。在证券市场发展中领头的荷兰共和国，就已经在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中尝到了这种苦头——这是最早出现的一系列投机性“泡沫”，“泡沫”一词也在后来为人所知。当时，未来的价格先是喊出天价，然后暴跌崩溃。17世纪90年代，又一系列投机性泡沫袭击伦敦市场。泡沫大多形成于一家新成立的合资公司（形式模仿东印度公司）或是某个未来的殖民冒险活动周围。1720年著名的南海泡沫不过是一个高潮——一家新成立的贸易公司，取得了与西班牙殖民地贸易的垄断特权，购买了可观数额的英国国债，在赫然倒塌之前股票还曾短暂地飙升。随后一年，约翰·劳著名的法国皇家银行破产。这是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另一番中央银行试验。它在几年内快速成长，吸收了所有法国的殖民贸易公司以及法国王室大部分债务，有权发行自己的纸币，却在1721年灰飞烟灭，它的首席执行官流亡终身。政府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都会设立法律：英国立法禁止设立新的合资公司（除了为建造收费道路和运河而设立的投资公司），法国完全废除了以政府债务为基础的纸币。
那么，牛顿式经济学（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也就是我们不能随意创造货币甚至实际上是随意改造货币的假设，被几乎每个人所接受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做法必须有某种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整个体系就会走向疯狂的状态。经济学家后来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讨论这种基础可能是什么（真的是黄金，还是土地、人力劳动或一般性商品的效用？），但几乎没有得出过类似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人。
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也许是说，新的时代日益对货币的政治性质无法接受。毕竟，政治是说服的艺术；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事情就能成真。问题是，为了有效地玩这个游戏，我们决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如果我能够说服世界上所有人相信我是法国国王，我确实会成为法国国王。但如果我承认这只是我宣称自己是法国国王的唯一依据，就没有人会相信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魔术十分相似——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在各个地方，政治与魔术周围都环绕着某种欺骗的光环。这些怀疑在当时十分走红。英格兰银行（因此英国的货币体系）强烈依赖于公众对王室的政治稳定的信赖。（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保证了王位的世袭，而寄生生活是一种流行形式的违约）。1711年，讽刺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为此谱写了一支小小的幻想曲。在梦里，他说道：
我看到了公共信用女王，坐在杂货店王宫的王座上，头顶大特许状王冠，《王位继承法》一览无余。她会点金术。她的宝座后面，装满硬币的袋子堆到了天花板那么高。她左手边的门突然打开，闯进来一个伪装者，一只手拿着一块海绵，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剑，向《王位继承法》挥舞。美丽的女王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她将周围所有东西变成宝藏的那种魔法被驱散了。钱袋子像刺破了的气囊一下瘪了下去，成堆的金币变回了一束束碎布或一捆捆柴禾。
如果人们不相信国王，那么货币就会随之消失。
因此，在这个时代的公共想象中，国王、魔术师、市场和炼金术士都混合在一起，我们至今仍然会讲到市场的“炼金术”，或者“金融魔术师”。歌德在《浮士德》里让他的男主人公以炼金术士的身份拜访了神圣罗马皇帝。奢侈的宫廷享乐引来了无尽的债务，重压让这位皇帝江河日下。浮士德和他的帮手靡菲斯特说服皇帝，让他通过发行纸币偿清债务。这种行为在歌德笔下纯粹是变戏法。“您的土地之下藏有丰富的黄金，”浮士德解释道，“只需要发行纸币，承诺你的债主，你不久之后会给他们黄金。既然没有人知道地底下究竟有多少黄金，你想承诺多少，就承诺多少。”
这种魔术般的话语，在中世纪几乎从没有出现过。似乎只有可能在一个决然的物质主义时代，这种凭空说说就能无中生有的本事才会被人们看作是可耻的，甚至是恶毒的。而判断是否已经进入这样一个物质主义时代，最为确信的标志，正是人们看待这种本事的态度。我们已经观察过拉伯雷，他身处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的开端，却说出了几乎与普鲁塔克在罗马时代责骂放贷者所说的相同的话语——他们一边做假账，要求收回他们根本没有过的钱，一边“嘲笑那些认为无中不能生有的自然哲学家”。巴汝奇反其道而行之：不，我是靠向别人借钱无中生有，然后变成某种神。
不过请考虑一下下面几行文字。通常认为，这几行文字是英格兰银行主管乔赛亚·查尔斯·斯坦普（Josiah Charles Stamp）爵士写的：
现代银行体系无中生钱。这个过程也许是有史以来所发明的最令人惊骇的花招。不平等和罪恶孕育并催生了银行业。银行家拥有土地；从他们手里拿走土地，但给他们创造信用的权力，那么只要大笔一挥，他们就能创造出足够的钱重新买回土地……如果你希望继续做银行家的奴隶，支付奴役你自己的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存款吧。
斯坦普爵士是否真的说过这段话难以考证，但它却被反复援引——事实上，它大概是现代银行制度批判者引用最多的一段文字。不管作者是谁，它显然引发了人们的共鸣，而引发共鸣的原因明显是相同的：银行家们在无中生有。他们不但是骗子和魔术师，更是伪装成上帝的恶魔。
但还有比单纯变戏法更深层的危害。如果说中世纪的道德家没有就此提出反对，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形而上的实体感到不安。他们对市场有更为根本性的意见——也就是贪婪。在他们看来，市场的动机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一旦贪婪获得认可，而且无休止的赢利本身被视为一种自足的目的，这个政治的、魔术式的元素便成了一个真正的麻烦，因为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行动者（经纪人、股票经纪人、证券交易商）也就是实际上运作整个市场体系的人，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确信无疑的忠诚，即使是对这个体系本身。
霍布斯是第一个将这种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发展成一种明确的社会理论，他对这个贪婪的悖论是十分明白的。它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他认为，即便我们都足够理性，理解和平、安稳地共同生活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就短期利益而言，杀戮和掠夺仍然是我们通常可以采用的最显著、最有利的手段；而且，只需要几个肆无忌惮的人就能制造出完全的不安和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市场只有在一个绝对国家的护佑下才能存在，因为后者会强制我们遵守承诺，尊重各自的财产。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这样一个市场，其中正在交易的正是国家的债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再者，如果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运作，依赖于这里主要流通的货币（债券）以维持其军事力量，因此就很难说，一旦国家垄断暴力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新的市场体系的主人，在消灭了所有残存的穷人共产主义，甚至到了将信用变成犯罪的地步之后，发现即使是富人的共产主义——那种维持经济体系运作所要求的合作、团结的水平，也没有维持下去的明显理由了。的确，经历了不停的紧张和间歇的故障，到目前为止，这个体系还在苟延残喘。但最近的事件戏剧性地证实，它的问题还从来没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