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一部分：贪婪，恐怖，愤怒，债务
学者们有关为什么会发生“价格革命”的争论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清楚采用哪种分析工具比较合适。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是用来理解当代经济制度的运作模式的。我们是否真的能用这些方法来描述创造这些制度本身的政治斗争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还有道德上的危险性。采用看似“可观”的宏观经济学进路讨论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相当于将早期欧洲的探索者、商人和征服者的行为简单地看成对机会的理性回应——就好像任何人面对相同情况也会作出与他们相同的选择。这是使用等式通常得出的结论：经济学的公式往往使人十分自然地假设，如果中国的银价是塞维利亚银价的两倍，并且塞维利亚的居民能够取得大量白银并输送到中国，那么他们显然会这样去做，即便这会要求他们摧毁多个文明。或者说，如果英国人需要糖，而且获取生产糖的必要劳动力最简单的办法是将黑人当做奴隶，那么有些人无疑会这样去做。但事实上十分明确的是，历史并非如此。有许多文明有实力像欧洲政权在16、17世纪那样制造一场浩劫，明朝的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但它们几乎未曾这样做过。
例如，请想一想美洲的金银矿是如何开采的。采矿业几乎在1521年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陷落的同时开始运作。虽然我们习惯于假设墨西哥人口的毁灭是因为欧洲疾病引入美洲的结果，但当代的研究者日益发觉，强迫新征服的土著人在矿山工作至少也起到了同等的效果。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在《征服美洲》（The Conquest of America）一书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概要，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些最触目惊心的报告。报告的作者大多是西班牙的牧师和修士。他们即便在原则上相信印第安人的灭绝是上帝的审判，却也无法掩饰他们对西班牙士兵的暴行所感到的惊恐：西班牙士兵为了测试刀刃是否锋利，随意地取出路人的内脏，还强行扯下土著人母亲背上的婴儿喂狗。这种行径也许只会被当做一群拥有绝对免责权的重装军人（很多有暴力凶杀的背景）必然会做的事情而一笔带过；但来自矿山的报告说明，这种暴行比前者更有组织性。弗雷·托里维奥·德·莫多里尼亚（Fray Toribio de Motolinia）相信上帝要将10种灾祸降于墨西哥原住民，他罗列了天花、战争、饥荒、强迫劳动、税负（这致使许多人向放债者出售子女，还有许多人在残酷的监狱中被折磨致死）以及成千上万在建设首都的过程中死去的人们。他认为，最为首要的灾祸，就是无数人在矿山中悲惨地死去：
第八个灾祸是西班牙人将他们变为奴隶，强迫他们在矿山劳动。首先是那些阿兹特克人的奴隶，然后是有反抗倾向的人，最后是所有他们能抓到的人。征服美洲后的最初几年，奴隶贩卖十分活跃，奴隶经常几易其主。除了皇家的标志外，西班牙人还在他们脸上烙下了许许多多的印记，以至于他们满脸是字，因为每个买下他们的人都会在他们脸上印上自己的名字。
第九个灾祸是为矿山劳动。印第安人需要穿越60多里格[1]将沉重的补给运入矿区……如果他们的食物告罄（或是在矿山里，或是在途中），他们就会饿死，因为他们没有钱购买食物，也没有人给他们食物。有些印第安人回到家中已是精疲力竭，不久也死去。这些死在矿山中的印第安人和奴隶的尸体散发恶臭，导致了瘟疫的爆发，尤其是在瓦哈卡的几个矿山中。在这些矿山周边半里格以内以及道路的大部分路段，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得从尸骨上走过。成群的鸟和乌鸦飞来大饱口福，它们数量之多，遮天蔽日。
秘鲁也上演了类似的情景。整个地区的人口由于矿山的强制劳动而消失。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更为恐怖，那里的原住民被全部消灭。
我们讨论西班牙征服者，讨论的并不是他们一般意义上的贪婪，而是上升到一种不可理喻的程度的贪婪。这毕竟正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回忆。他们的欲望似乎从来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占领特诺奇蒂特兰或库斯科，并在此取得无法估量的财富之后，征服者几乎总是重新集结，出发去搜寻更多的财宝。
历代的道德家们一直在抨击人类没有止境的贪婪，就像抨击我们据称没有止境的权力欲一样。不过，历史真正揭示给我们的是，尽管人类确实倾向于谴责他人做出类似西班牙征服者的行径，却很少有人真的会做得如此恶劣。即使对于最有野心的人来说，梦想也会更接近于辛巴达的经历：冒险，获取定居下来过美好生活所需的财富，然后就是享受生活了。当然，马克思·韦伯论证过，资本主义的神髓是从不定居、无限扩张的冲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最早出现在加尔文主义中。但西班牙的征服者是货真价实的中世纪天主教徒，即便他们通常出身西班牙社会最为鲁莽、最不道德的阶层，他们又为什么没有丝毫懈怠，一直想要获取比自己所拥有的多得多的东西呢？
我认为，回溯荷南·科尔蒂斯（Hernán Cortés）征服墨西哥的开端，也许对解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他的直接动机是什么？科尔蒂斯于1504年移民到伊斯帕尼奥拉殖民地，满怀荣耀与冒险的梦想。但在他到来的最初15年中，他的冒险大多只是勾引他人的妻子。但在1518年，他连蒙带骗，捞到了一支远征军的指挥官头衔，在美洲大陆确立了西班牙的地盘。陪同他的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后来写道，在这个时候——
他开始装饰自己，比以前更为注重自己的仪态。他帽子上插了翎毛，衣服上别了奖章，挂了一条金链子，天鹅绒的斗篷上修剪有镀金的圆圈。他看上去真像是一位英勇而时髦的海军上校。不过我所说的这些，都还不是他支付得起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尽管他有可观的地产，也在从矿山中获取黄金，但他仍然十分穷困，负债累累。他把所有的收入用于打扮自己和他新娶的妻子以及款待宾朋……
他的几位商人朋友听闻他成了远征军的指挥官，于是借给他价值4000比索的金币以及以他的印第安人和地产担保的价值4000比索的货物。然后他下令造两面印有标语的旗帜。旗帜上的皇家纹章用金色，两边各有一个十字架，另有一行文字如是说道：“弟兄们，让我们用真正的信仰跟随神圣十字架的标志，它将引领我们实现征服。”
换句话说，他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因为陷入麻烦，于是决定像铤而走险的赌徒一样孤注一掷。因此，后来他毫不理会殖民地总督在临行前决定撤销远征的决定，带着600人航行去美洲大陆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向同行的人承诺均分远征的利润。登陆后他破釜沉舟，实际上也就是把一切都赌在胜利上了。
现在让我们从迪亚斯那本书的开头跳到结尾的章节。3年之后，通过某些在有史以来的军事领袖中最为天才、最为残忍、最为耀眼和最为无耻的行为，科尔蒂斯赢得了胜利。为期8个月、挨家挨户的屠杀消灭了大约10万阿兹特克人，完全摧毁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特诺奇蒂特兰。远征军占领了阿兹特克人的国库，于是到了与存活下来的士兵分赃的时候。
不过根据迪亚斯的叙述，结果却让这些士兵大为愤怒。军官们共谋扣押了大部分黄金，最后士兵们得知他们每人只能拿到50～80比索。更令他们愤怒的是，又有很大部分报酬立即被之前向他们放债的官员收去——这是因为科尔蒂斯规定士兵更换的装备以及在攻城中接受的治疗都要收费。大部分士兵发现，这次远征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亏本生意。迪亚斯写道：
我们都负债累累。一把弩至少要40或50比索，一支火枪100比索，一把剑50比索，一匹马800～1000比索，甚至更贵。因此我们需要为这一切支付很大一笔钱！一位自称马斯特·胡安的外科医生曾经照料过一些重伤员，为此收取高得不可理喻的费用。另外一个叫做穆尔西亚的庸医也如法炮制。他在远征期间做过药剂师和理发师，也料理过伤员。另外还有30种巧立名目的项目，在我们拿到自己那份钱之后立即要求我们支付。
我们对此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但科尔蒂斯给出的唯一办法是指派两位信得过的人，他们了解商品价格，并能够对我们此前赊账购买的所有东西进行估价。他又下达了一条命令：外科医生的医疗，不论什么价格，我们都必须接受；但如果我们没有钱，我们的债主必须为还款等上两年。
西班牙商人不久也来了，向远征军士兵高价出售必需品，因此进一步激怒了他们，直到：
我们的将军对无休无止的责难（说他将一切窃为己有，不停要求贷款和预付报酬）忍无可忍，于是决定立刻摆脱那些最讨厌的家伙。他在一些省份建立了殖民地，而那些省份似乎对这个目的而言是最合适不过的。
就是这些人最后掌控了美洲殖民地的省份，并在那里设立了地方行政、税收和劳动制度。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会有描述说，印第安人脸上印满了名字，就像签满背书的支票一样，或者为什么矿山方圆数里之内布满腐烂的尸体。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种冷酷或贪婪的心理，更多是一种羞耻与义愤复杂混合的心理。债务只会不断累积，这让远征军士兵急得发疯（他们的债务无疑是有利息的）。经历了那么惊险的一切，却反过来欠下一屁股债，这让他们无比愤慨。
科尔蒂斯的情况又是怎样？他也许做了一回世界历史上最厉害的江洋大盗。无疑，他最早的那些债务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不过他似乎总是陷入新的债务。1526年，当他正远征洪都拉斯的时候，他的债主们就已经开始收回他的财产了；远征归来时，他写信给查理五世说，他的远征开支如此之高，“所有战利品都不足以把我从悲惨和贫困中解脱出来。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欠着500盎司的黄金，而手头却没有一个比索可以还债”。
很有可能的是，科尔蒂斯没有诚实地写下自己的境况（当时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宫殿）。但没过几年，为了募集远征加利福尼亚的资金，他沦落到典押妻子的珠宝的地步。他希望这一系列远征能够使他重获财富。不过这没能转变成利润；最后他被债主团团包围，不得不回到西班牙，当面向皇帝请求帮助。
所有这一切似乎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有可疑的相似性。当时，负债的骑士洗劫了一座座外国城市的财富，最后还只是勉强打发走了他们的债主。这种相似性是有原因的。支持这些远征的金融资本，多少来自相同的地方，不是热亚那，就是威尼斯。此外，两次远征涉及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核心：一方面是勇敢的冒险家，他们是赌徒，愿意承担任何程度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小心谨慎的金融家，他们整个经营活动都围绕稳定、低风险的收入增长而进行。
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总是带有一种有双重特征的特殊标记。在桑坦德大学这类西班牙大学里，人们辩论印第安人是否属于人类（他们是否有灵魂？他们能否拥有法律上的权利？强制奴役他们是否合法？），也讨论西班牙征服者的真实态度（是对敌人的蔑视还是厌恶？甚或是因钦佩而生嫉妒？）这些讨论一直以来让学者们十分着迷。但真正的要点是，在作出决策的关键时刻，这些讨论都毫无作用。那些决策者并没有觉得自己处于任何控制之下；那些受到讨论影响的人也没有特意作细致的了解。让我们看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莫多里尼亚所描述的那些金矿银矿，没开采几年，就有数百万印第安人被集中起来奴役至死。之后，殖民者制定了债务奴隶的政策，采用的是通常的伎俩：要求印第安居民支付高额税款，向那些无力缴税者提供有息贷款，然后要求他们用劳动偿还贷款。皇家专员时常试图禁止这种行径，理由是印第安人现在已经是基督徒，这侵犯了他们作为西班牙国王忠实子民所享有的权利。不过，皇室这种旨在保护印第安人的努力几乎从没有奏效过。最后，皇室也不得不应对财政上的紧急局势。查理五世本人也欠下佛罗伦萨、热那亚和那不勒斯银行企业大笔债务，而来自美洲的金银大概占到他总收入的1/5。到头来，国王派往美洲的使者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便他们对殖民地的做法在道德上感到十分愤怒（而且往往是十分真诚的愤怒），但是国王的谕令在殖民地仍旧遭到忽视。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推行一到两年，然后就中止了。
所有这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基督教曾一直坚持对高利贷的强硬态度。这不单单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道德上的对抗。货币往往有成为道德规则的潜能。如果允许用钱生钱，钱很快就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让其他一切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对于负债者来说，世界可以归结为潜在危险、潜在工具和潜在商品的一个集合。即使是人际关系，也成了成本-收益计算的事。很明显，这正是西班牙征服者着手征服时看待世界的方式。
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它创建一系列社会安排，并迫使我们这样认为。公司的结构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而且，绝非巧合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合资公司是英国和荷兰的两家东印度公司；它们从事的，正如西班牙征服者一样，是探险、征服和压榨等一系列活动。公司的结构是为清除所有道德规则，只留下利润而设计的。作为公司决策者的执行经理可能宣称（他们也经常这样做），如果公司的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当然不会在为公司终身工作的员工退休前的一周将之解雇，或者将致癌废物倒在学校附近。不过，他们在道德上往往顾及不到这些，因为他们不过是公司的雇员，唯一的职责是向公司股东提供最大的投资回报。（当然，公司股东对此不需要任何解释。）
之所以说科尔蒂斯的形象具有启示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所说的，是一位于1521年征服了一个王国，得以坐在一大堆黄金之上的男子。他也没有任何分享这笔财富的意图，甚至对他的追随者也一毛不拔。5年之后，他宣称自己是身无分文的负债者。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科尔蒂斯不是国王，他是西班牙国王的臣民，生活在西班牙王国的法律框架之下。该框架规定，如果他没有好好打理自己的财富，就会失去它。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国王的法律在其他情况下可以被视为不见。更有甚者，国王们也不能完全我行我素。查理五世一直背负债务，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当政时，军队在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于是他玩起了中世纪时的违约伎俩，引来了他所有的债主的联手制裁——从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到德国的富格银行和韦尔泽银行，它们将不再向他提供贷款，直到他践履之前的债务承诺。
因此，资本不仅仅是钱。它甚至不仅仅是可以转化为钱的财富。同样它也不仅仅是使用政治权力协助某人钱生钱——这正是科尔蒂斯想要做的：采用经典的轴心时代做法，他试图通过征服获取战利品和在矿山劳动的奴隶，这样他就可以用现金回报他的士兵和供应商，然后开始进一步的征服。这个公式对他而言屡试不爽，但对于所有其他征服者而言，它带来的却是一场惊人的失利。
这似乎可以展现轴心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差异。在轴心时代，货币是帝国的工具。确实，统治者可以轻易设立市场，让人们在市场中以钱为目的追逐利益；有时候，统治者甚至可能将整个政府机器看作是一个赢利企业；但货币一直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当帝国崩溃、军队解散后，整个机器也就烟消云散了。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秩序下，货币的逻辑有了自主性；政治和军事权力随后逐渐围绕它重组。的确，这种金融逻辑，若是没有国家和军队作为后盾，是不可能出现的。正如我们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例子中看到的，在真正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即在国家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介入和管制市场，甚至不承担强制执行商业契约的责任），是不会发展出纯粹的竞争性市场的，那么收取有息贷款实际上也就是不可能的了。真正使设立一个如此独立于国家的经济体系成为可能的，也只有伊斯兰教反对高利贷的禁令。
1524年的马丁·路德正是在表明这一点。当时大约是科尔蒂斯第一次开始与他的债主闹纠纷的时候。路德说，我们想象所有人都可以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按照福音书的命令生活，这无可厚非。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
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十分罕见；因此，世界需要一个严厉的现世政府，驱除和约束邪恶的人，让他们不去抢劫并归还他们所借来的东西——即便一个基督徒按道理不应要求收回出借的东西，甚至根本不应期望能够收回。现世政府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世界就会变成一片沙漠，和平就会消失，贸易和社会会被完全摧毁；如果我们根据福音书统治世界，而不通过法律和强制驱使邪恶之人从善，所有这一切就会发生……不要相信统治世界无须流血；统治者的利剑必须是鲜红而血腥的；这是因为世界会也必然会是邪恶的，而这剑是上帝对它的惩罚和报复。
在将有息贷款本身视为盗窃的经院哲学理论看来，“不去抢劫以及归还他们所借来的东西”是一个鲜明的并置。
这里路德指的正是有息贷款。有关他如何得出这一点的故事很有意思。路德的改革生涯始于1520年，当时他正猛烈地反对高利贷。他反对教会出售赎罪券，原因之一便是他认为，赎罪券本身就是心灵上的高利贷的一种形式。他的立场在城镇和村庄中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不过，他很快发觉，自己招来了一个有可能颠覆整个世界的鬼怪。更为激进的宗教改革者宣称，穷人没有偿还高利贷贷款利息的道德义务，并建议恢复《旧约》中类似于安息年的制度。不久，革命的传教士又一次开始质疑贵族特权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1525年，也就是路德布道的后一年，德国各地兴起了大规模农民、矿工和城市贫民的起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叛乱者自称不过是真正的基督徒，目标是重建福音书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超过10万人被屠杀。早在1524年，路德就感觉到事态日渐失控，因此必须选择站在哪方：在那篇布道中，他选择了立场。他宣称，《旧约》中如安息年之类的法律已不再有效；福音书描述的只是理想中的行为；人类是有罪的生物，因此需要法律；尽管高利贷是一种罪，4～5个百分点的利息率在当前某些情况下是合法的；而且，尽管收取利息是罪恶的，但以此为理由违反法律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合法的。
瑞士的新教改革者慈运理（Zwingli）甚至说得更为直白。他认为，上帝给了我们神圣的法则：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如果我们真的恪守这条法则，那么人类会免费地相互赠予，私有财产就不会存在。不过，除了耶稣外，还没有人能够按照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标准生活。因此，上帝还给了我们第二条、次一等的人类法则，由世俗政权负责推行。这条次等的法则，虽不能强迫我们按照我们真正应该遵循的方式行事（“长官不能强迫任何人出借他们自己的东西却不求补偿或利润”）——但至少可以让我们跟随使徒保罗的指引，因为他曾说过：“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不久之后，加尔文抛弃了完全禁止高利贷的禁令。而到了1650年，几乎所有新教派别都同意他的立场，即合理的利息率（通常是5%）并不是罪恶。这个判断的前提条件是放贷者是出于好心而放贷收息，不把放贷当做自己的主业，也不盘剥穷人。（天主教的教义对此反应迟缓一些，但最后也被动默许了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所有这些是如何取得正当性的，便会有两件事情跃入眼帘。首先，所有新教思想家都继续采用中世纪古老的论点，即“利息”实际上是在补偿放贷者如果把贷款用于某项更有利的投资所可能取得的利润。最开始，这个逻辑只适用于商业贷款。现在，它越来越多地适用于所有贷款。于是，钱生钱也就不再是违背自然的了，人们反而期望钱能够增长。所有的钱都被视为资本。其次，下面这条假设从未完全消失——向敌人放高利贷是完全合适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所有商业活动都带有某种战争的性质。例如，加尔文并不认为《申命记》只肯定了向亚玛力人贷款收息的行为；他认为，《申命记》明显表示，向叙利亚人或埃及人，乃至向所有与犹太人进行贸易的民族放高利贷，都是可以接受的。打开高利贷之门，至少就是心照不宣地提示，一个人现在可以将包括邻人在内的任何人，当做外邦人对待。要理解这在实践中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下，当时欧洲商人冒险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是如何对待外邦人的。
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本土的例子。当时还有一位负有盛名的负债者，即著名的霍亨佐伦王朝的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卡西米尔侯爵（1481～1527）：
卡西米尔是勃兰登堡的老弗雷德里希侯爵之子，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德国文艺复兴的“疯狂诸侯”之一。至于他究竟有多么疯狂，资料上没有定论。当时的一份编年史描述他“因太多赛马和马上枪术比赛而多少有点神经错乱”：大多数人认为，他会暴怒发作而不能自禁，也热衷于狂野、铺张的庆典，据说这些庆典经常成为放浪形骸、酗酒纵欲的好机会。
不过，他不善于管理钱财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515年初，弗雷德里希陷入了严重的财政麻烦（据说欠了20万荷兰盾的债），不得不警告他的债主（多数也是贵族），他可能不久将被迫暂时中止偿还债务利息。这似乎导致了一场信任危机，不到数周时间，他的儿子卡西米尔策划了一起宫廷政变——1515年2月26日凌晨，率军控制了普拉森堡。他逼迫此时正忙于庆祝嘉年华的父亲签署退位诏书，理由是后者精神衰弱。弗雷德里希被软禁在普拉森堡度过了余生，不让见客，信息全无。后来他的侍卫请求新侯爵提供一些荷兰盾，供老侯爵赌博、消磨时间。卡西米尔在公众面前作秀，公开拒绝了侍卫的请求，并宣称（当然是荒谬地宣称）他的父亲留下的局面一团糟，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卡西米尔忠实地将总督职位和其他荣誉职位少量授予他父亲的债主。他打算让自己的家族恢复秩序，但这却困难重重。他在1521年热心地拥护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显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可以借此染指教会的土地和修道院的资产，而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宗教狂热。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如何处置教会财产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卡西米尔本人又乱上加乱，自己积累了一大笔赌债，据说高达近5万荷兰盾。
让他的债主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其结果显而易见：这些人会变本加厉地盘剥他的臣民，很多臣民也成了绝望的负债者。不出所料，1525年，卡西米尔在法兰哥尼亚堡河谷的领土成了叛乱的中心之一。武装村民成群聚集到一起，宣布他们不会遵守任何有悖“上帝圣言”的法律。最初，在零散的城堡中被孤立隔绝的贵族没有多少抵抗。叛军领袖（他们很多是当地的店主、屠夫和来自附近城镇的优秀人士）开始了井然有序的拆城运动。他们向占据城堡的骑士承诺，如果与叛军合作，同意抛弃他们的封建特权，并发誓遵守叛军的“十二条”（Twelve Articles），就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许多骑士顺从了。真正遭到叛军残害的，是教堂和修道院，其中有好几十座遭到洗劫和毁坏。
卡西米尔对此的反应是局势未明了以前先不投注。一开始他静候时机，召集了一支由大约2000名有作战经验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但却拒绝在叛军劫掠数座周边修道院时出兵介入；实际上，他看似十分诚恳地与多路叛军队伍谈判，让很多人相信他正准备“作为基督徒弟兄”加入他们。不过，在5月士瓦本同盟的骑士在南方击败基督教联盟的叛军后，卡西米尔开始了大的动作，他的军队击垮了缺乏训练的叛军，并像一支征服军一样在自己的领土上纵横驰骋，焚烧、劫掠村庄与城镇，屠杀妇女和儿童。在每个城镇他都设立了惩罚性的法庭，并攫取所有掠夺来的财产。表面上他将这些财产作为紧急贷款，用于支付军队报酬，但实际上他的士兵也已经将该地区教堂中尚存的财富洗劫一空了。
在所有德意志诸侯中，卡西米尔既是在出兵干预前踌躇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作出决定后手段最为凶残的一位。这一点似乎意味深长。他的军队之所以臭名昭著，不仅因为他们处死受指控的反叛者，还因为他们大肆割掉受指控勾结叛军之人的手指。卡西米尔的刽子手把切下来的身体部分记在一本冷酷的账上，好在事后讨取酬劳——分类账给他的一生制造了太多的麻烦，这也是一种。有一次在基青根（Kitzingen）城，卡西米尔命令剜掉58个市民的眼睛，因为据他宣称，他们“没有把他这个主人放在眼里”。随后他收到如下清单：
最后，卡西米尔的兄弟格奥尔格（后来被称为“虔诚者”）受到残酷镇压的刺激，向卡西米尔写信询问他是不是打算去做生意了——因为，正如格奥尔格善意地提醒他的，如果他的农民死绝，他也就不可能继续做封建领主了。
鉴于有这种事情发生，像托马斯·霍布斯这样的人将人类之间的战争视为社会的基本性质，因而认为只有君主的绝对权力才能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卡西米尔的行为体现出一种没有原则、冷酷、算计的心态，喷发出一种几乎无法解释的、复仇般的残忍。这与科尔蒂斯手下愤怒的步兵在阿兹特克各省区恣意妄为的行径一样，似乎体现出了债务心理的某种本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负债者发觉自己要被扫地出门，却又无力阻止时表现出来的特征：他们迫切地希望将周围的一切变成钱，并因沦为这样的人感到愤怒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