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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论2：物质
临近死亡之时，轻视这可怜的肉体吧，那只是血液和骨头组成的垃圾，一种神经、静脉和动脉的网状结构。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2.2
文爽可怜饿狼，对它说：“我并不怜惜这副臭皮囊。我把它给你，这样也许我能很快得到一个更具持久力量的躯体。我这一捐赠，对你我双方都有利。”
——《论净土》（Discourse on the Pure Land）21.12
前文为已提及，中国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在那里哲学发源于对伦理的辩论，后来才转向对宇宙本质的探讨。在希腊和印度，都是宇宙论的探讨先出现。而且在这两个地方，有关物理宇宙本质的问题很快让位于有关心智、真理、意识、意义、语言、幻觉、世界精神、宇宙智慧以及人类灵魂命运的探讨。
这些异常混乱的镜像过于复杂和炫目，以至于要辨别出它们的起点出乎寻常的困难——即人们究竟在反复思考什么？这里可以用上人类学，因为人类学家独特的优势在于能够观察那些之前并不处于这些对话之中的人，第一次接触到轴心时代的概念，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时而能看到清晰异常的时刻：这些时刻揭示出我们自己的思想之实质，几乎与我们所想象的完全相反。
在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传播福音多年的天主教传教士莫里斯·利恩哈尔特（Maurice Leenhardt）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这样一个时刻。当时他问他的一个学生、年长的雕刻师比欧苏（Beosoou）在接触到了灵魂观念后是何种感受：
有一次，在等待对我传教多年的这个肯纳卡人（Canaques）的心智水平进行评估的时候，我冒险问了这么一句：“总之，我们将灵魂的概念引入到你们的思考方式中去了吧？”
他表示反对：“灵魂？呀！你们没有把灵魂带给我们。我们早就知道灵魂是存在的，而且一直以来都根据灵魂行事。你们带给我们的是躯体。”
人有灵魂的观念似乎对于比欧苏而言不言自明。而传教士告诉他，除了灵魂，还有一种叫做身体的东西，只不过是神经和组织的物质集合。不论这个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抑或身体的衰亡能够意味着灵魂获得荣耀和释放——这个观念在他看来是完全新颖和外来的。
那么，轴心时代的精神性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它的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一点了。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希腊和印度哲学探究的最开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和“科学”之间还没有分别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正是这一点。如果我们称其为“理论”，它是从这样的问题开始的：“世界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世界万物的物理形态背后潜藏着什么物质？”“所有东西是不是由一些基本元素（土、气、水、火、石、动作、心智、数字等）的不同组合构成的，或者这些基本元素是否只是一些更为基本的物质（例如正理派和后来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粒子……）的表现形式？”在各个案例中，上帝、心智和圣灵的某种概念也出现了，它们本身不是物质，但却是形成物质的某种积极的组织原则。但这种灵魂，就像利恩哈尔特的上帝一样，只在涉及无生命物质时才会出现。
也将这种冲动与铸币的发明联系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至少就古典学界而言，相关的学术著作却逐渐浮现出来——最早的哈佛大学文艺理论家马克·谢尔（Marc Shell）的成果，还有最近英国古典学家理查德·西弗德（Richard Seaford）的《货币与早期希腊人的心智》（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一书，都意图说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有些历史上的联系异常的紧密，让我们难以用其他方式对其进行解释。让我举一个例子。在大约公元前600年利迪亚王国铸造了最早的一批硬币之后，铸币的做法很快传到了相邻海岸的爱奥尼亚（Ionia）的希腊城市。这些城市中，最大的是拥有城墙的大都市米利都（Miletus），它似乎也是最早开始铸造自己的硬币的希腊城市。在当时同样也是爱奥尼亚提供了大部分在地中海活跃的希腊雇佣兵，米利都则是他们实际的总部。米利都也是这个地区的商业中心，而且也许还是世界上第一座主要使用硬币（而非信用）进行市场日常交易的城市。与此相应，希腊哲学的3位始祖分别是：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年～约公元前546年），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公元前610年～约公元前546年）和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公元前585年～约公元前525年）——换言之，他们都生活在这座城市，年代正是它最先引入铸币的时候。他们都是因为主要探讨产生世界的物理物质的本质而被人们铭记。这个本质，在泰勒斯看来是水，在阿那克西美尼看来是空气，阿那克西曼德则造了一个新的术语——元质（apeiron），意思是“无限之物”，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物质，人无法感知其本身，但它却是所有人可以感知的所有东西的物质基础。不过他们都假设这个太初的物质，通过加热、冷却、混合、分割、压缩、延展或推动，产生了人现实中遇到的无数种具体的器物和物质，它们构成了物理的对象。而所有这些物质形式最终又会转化归于太初的物质。
这是某种可以变成一切的东西。而正如西弗德所强调的，货币也是。铸造成硬币的黄金是一种物质实体，但也是一种抽象。它既是一块金属，又是某种超乎一块金属的东西——它可以是1德拉马克或者是1奥波尔，也就是一个单位的货币。至少只要攒有足够的数量，在正确的时间将之带到正确的地点，交给正确的人，就能换来任何其他东西。
在西弗德看来，硬币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的两面性，也就是它们还不仅仅是有价值的金属块。古代硬币，至少在打造它们的社区里，通常比它们所含黄金、白银或铜的成分价值更高。西弗德用一个有些生涩的术语“信用性”（fiduciarity）指代这个额外的价值。这个词源于指代公共信用的术语，指的是一个社团对其货币的信心。确实，在古希腊盛期，数百个城邦根据许多不同的重量和面额体系生产不同的货币时，商人确实经常携带天平，把硬币（尤其是外国硬币）当做一堆银块处理，印度商人也是这样对待罗马人的硬币的；但在城市里，本城的货币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居民可以用它的面值支付税费或法律惩罚。这恰巧是古代政府为什么经常能够在硬币中掺入劣等金属却没有立即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成色降低了的硬币可能在境外交易中失去价值，但它在本土被用来购买许可证或者公共剧院的门票时，价值仍然与以前相同。这同样是希腊城邦在公共危机之际不时会铸造完全是铜或锡质的硬币，而每个人都会同意，只要危机延续，就把这些硬币当做真的银币一样对待。
这是西弗德关于唯物论和希腊哲学论述的关键。一个硬币是一块金属，但通过打造出特定的形状、印上字和图像，公民群体就同意把它看作不止是一块金属的东西。不过这个权力不是毫无限制的。青铜硬币不能永久性使用；如果降低铸币成色，最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共同体的意志和物体的物理性质之间好像有一种张力。希腊思想家遭遇了一类全新的物体，它极为重要（有那么多人甘冒生命危险来获取它便是明证），而本质却还是一个深奥的谜。
想一想“唯物论”这个词。接受一种“唯物论”哲学意味着什么？这里的“物”又究竟是什么呢？通常，我们用它指代可以改造成另外某种东西的物体。一棵树是一个生物，它只有变成“木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想它能够刻成其他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一块木头可以刻出几乎所有东西，泥土、玻璃或者金属也是如此。它们坚硬、真实而有形，但同时也很抽象，因为它们有变成几乎任何其他东西的潜质——或者说，不能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我们无法将一块木头变成一头狮子或是一只猫头鹰，但却可以将它们的形象雕刻出来。也就是说，木头可以转变成任何一种我们可以想见的形式。因此，我们在任何唯物论哲学中就已经在讨论这样的两组对置：形式和内容，物质和形态；还有创造者心智中的观念、符号、象征或模型与将要被雕刻、塑造或压制的材料的物理性质之间的冲突，这将创造者带回现实之中。就硬币而言，这甚至提升到了更抽象的水平，因为我们不能将硬币上的符号想做是对某人头部的复制，而应当看作是一种集体协议的标志。希腊硬币印有的图案（米利都硬币上的狮子、雅典硬币上的猫头鹰）往往是城邦神祗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集体承诺——公民们相互保证，他们会在支付公共债务时使用这种硬币；但在更广的意义上，它保证的是所有人都会接受用这种硬币偿还的债务，即人们可以用这种硬币获取任何想要的东西。
问题在于，这种集体权力不是处处通行，毫无限制。它只在城邦内有效；离开城邦越远，来到充满暴力、奴隶制和战争的地方——那种甚至会把四处游历的哲学家摆上奴隶拍卖台的地方，它就越有可能变成区区一堆贵金属。
灵与肉之间，然后是高贵的理念与丑陋的现实之间的斗争，理性的智识与顽固的肉体驱动力和阻碍理性的欲望相互对抗，乃至和平与共存的观念，都不是自发出现的，而需要印到我们材料劣质的本性上，就像为廉价金属印上神圣的标记一般——所有那些萦绕于轴心时代宗教和哲学传统的观念，还有从那时起仍然使比欧苏那样的人惊讶的观念，都已经铭刻在这种新货币形式的本质之中。
把所有轴心时代哲学都说成只是对铸币本质的一种反思会是愚蠢的，但我认为西弗德论证这是一个关键的起始位置是正确的：理由之一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正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架构他们的问题的，（例如）他们问道：什么是范式（Idea）？范式只是集体的习惯吗？它们是否存在于某种超越物质存在的神圣领域当中，就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或者它们是存在于我们的心智当中？或者，我们的心智本身，在终极上就带有那种神圣的非物质领域的性质？如果是的话，我们与我们躯体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在印度和中国，论辩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总是以唯物论为出发点。要了解最货真价实的唯物论思想家的观点，我们现在只能借助于他们的论敌的著作。例如印度国王弊宿（Pãyãsi），他热衷于与佛教和耆那教哲学家辩论；他的立场是，灵魂并不存在，人的躯体只不过是空气、水、土和火的特殊配置，人的意识是不同元素交互的结果，而人的死亡不过是这些元素的分解罢了。不过，明显的是，这种观念是很常见的。即使是轴心时代的宗教，与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宗教相比较，有关超自然力量的东西也惊人地稀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长期以来都在辩论，佛教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提出这个疑问的原因是佛教排斥任何有关最高存有的概念。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孔子劝诫人们尊敬自己的祖先，仅仅是一种鼓励子女敬孝的方式，还是因为有死去的祖先在某种意义上继续存在的观念？我们有这些疑问的事实说明了一切。不过与此同时，那些（尤其是从那个时代）延续下来的信仰，用制度上的术语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宗教”。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奇怪的拉锯、攻击和反击；其中，市场、国家、战争和宗教，都持续不断地分分合合。让我尽可能简洁地总结一下：
（1）最早出现的市场似乎是政府行政体系的一个副产品（至少在近东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逻辑卷入到了军事事务当中，而在其间，市场逻辑与轴心时代战争的雇佣军逻辑几乎难以区分。最后，这种逻辑征服了政府本身；政府据此定义其目的本身。
（2）结果就是，我们随处可见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的出现，也看到了唯物论哲学的诞生。这些哲学唯物论事实上兼具两种意义：一者，它们将世界看作是由物质力量而非神圣力量组成的；二者，它们将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看作是积累物质财富，道德和正义的理想被重构成设计用来满足民众的工具。
（3）我们也随处可见另外一批哲学家对此的反应：探究人性和灵魂的理念，试图发现伦理和道德的新基础。
（4）在各地，面对这些新的、极度暴力而犬儒的精英，一系列社会运动应运而生。这些哲学家中有的支持这些社会运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新的事件：民众运动同时也是智识运动，这是因为那些人是以某种有关现实的本质的理论为名反对现存权力设置的。
（5）在各地，这些运动起先是和平运动，因为它们反对新的暴力观，尤其反对把攻击性的战争作为政治的基础。
（6）在各地似乎还有一种用非人格的市场所提供的新智力工具来为道德建立新基础的原始冲动，但却处处碰壁。墨家哲学采用的是社会利益的概念，它短暂地兴盛起来，然后就消亡了。替代它的是完全排斥这种观念的儒家思想。我们也已经看到，将道德责任看作债务（在希腊和印度都涌现出这种冲动），在给定的新的经济条件下，似乎都不尽如人意。更为强烈的冲动是去想象出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可以完全没有债务的世界，伴随债务一起消失的是所有其他世俗关联；社会联系在这个世界里被看作是一种束缚，就像身体是灵魂的监狱一般。
（7）统治者的态度一直在改变。起先，大多数统治者似乎对新的哲学和宗教运动持困惑而宽容的态度，而私底下信奉的是某种愤世嫉俗的权力政治思想。但是随着大帝国取代了混战的城市和公国，尤其是随着这些帝国的扩张逐渐达到极限，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陷入危机，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发生了转变。在印度，阿育王尝试用佛教重建他的王国；在罗马，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类似军事和财政危机的汉武帝采用儒家思想作为国家哲学。这三者中，最终只有汉武帝是成功的：中华帝国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延续了两千多年，儒家思想几乎一直都是其官方的意识形态。君士坦丁之后的情况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但罗马教会延续了下去。阿育王的计划可以说是最不成功的。不仅他的帝国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更为弱小、领土也通常并不完整的王国，而且佛教本身也几乎被赶出他一度所拥有的领土——尽管佛教确实在中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8）最终的影响是人类活动的领域产生了一种理念上的划分，并且延续至今天：一方面是市场，另一方面是宗教。直接地说，如果一人将某片社会空间简单地归为去自私地获取物质的东西，很快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别人开创出另外一块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们宣扬从终极价值的角度看，物质的东西是无关紧要的；自私性（甚至自我）是一种幻觉，给予比接受更好。起码，轴心时代的宗教强调了慈善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之前几乎未曾存在——这一点无疑是值得注意的。纯粹的贪婪和纯粹的慷慨是互补的概念；缺乏了任何一个，另一个就是无法想象的；两者都只会出现于保持纯粹而专一的行为方式的制度背景之内；而且两者似乎在任何非人格的、物理的现金货币出现的地方共同出现。
至于那些宗教运动，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逃避。它们向轴心时代帝国的受害者允诺在来世获得解脱，作为让他们接受现世的一种方式，同时又让富人相信，他们真正欠穷人的，只是不时的施舍而已。激进的思想家几乎总是如此。当然，政府本身最终认可这些思想家的意愿似乎可以支持这一点。但问题其实更为复杂。首先，有必要谈谈逃避主义（escapism）。古代世界的民众反抗通常以叛乱者被屠杀而告终。正如我前文所言，物理上的逃避，例如结队离去或是叛逃，从我们所知最早的年代以来一直都是对压迫性环境的最为有效的回应。但在物理逃避不可能的地方，一个受压迫的农民又该如何是好呢？坐下来思考他的悲剧？有关其他世界的宗教最起码提示了另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这些宗教通常在此岸创造彼岸，也就是一种或另一种获得解放的空间。无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古代世界只有那些宗教团体成功地废除过奴隶制，例如爱色尼派信徒，他们通过脱离大的社会秩序，组建自己的乌托邦社团而实现了这一点。或者，我们举一个更小但延续时间更长的例子：大帝国最终荡平了北印度的民主城邦（考底利耶就如何颠覆和破坏民主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建议），但释迦牟尼欣赏那些城邦的公共集会民主的组织形式，因而将它作为佛教徒的模范。佛教的寺院到现在一直叫做僧伽（sangha），这是那些民主共和国的古称。这些寺院到今天仍然采用相同的寻求共识的过程来运作，维持着某种平均主义民主制的理念。若是没有它们的存在，这个理念早就被完全遗忘了。
最后，这些运动的历史成就事实上是显著的。当它们生根之后，事情开始转变。战争不再像原先那么残暴，也不那么频繁。作为一种制度的奴隶制逐渐消失，以至于到了中世纪，贯穿欧亚大陆几乎难以看到、甚至根本无法看到它的影子。新的宗教权威也开始在各地严肃地指出债务所引发的社会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