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第一个5000年

在达拉斯联储主席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最近的中国之行中，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托他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捎口信：“别再凭空造钱来买美国国库券了。”

同样的，从亚洲抽取来支持美国战争机器的钱，永远也说不清楚更该被视为“贷款”还是“贡金”。但是，中国突然成为美国国库券最大的持有者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态势。有些人也许会疑问，如果这些真的是支付的贡金，为什么这个美国最主要的对手会在一开始就购买美国国库券——更不用说认可各种心照不宣的货币安排来维持美元的币值，也就是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采用一个非常长期的历史视角来思考会如此有益。

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行为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这是其一如既往的行为。中国特别的一点就是，至少从汉朝开始它就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纳贡制度，即他们愿意给附庸国回馈远多于其接受的朝贡品，以换取他们对中国皇帝“世界之主”的认同。这种做法在应对一直威胁中国边疆的北方草原上的蛮夷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条计策：让他们浸淫于这些奢侈品之中，从而变得满足、柔弱且不再好战。在和类似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进行的“朝贡贸易”中，中国就系统地实施了这种手段；1405～1433年，在著名太监舰队长郑和的率领下，这种贸易甚至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他领导了7次横跨印度洋的远征，他伟大的“珍宝船”和一个世纪后西班牙的寻宝舰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郑和的舰队不仅携带数千名武装海员，还有数不清的丝绸、瓷器和其他中国珍宝，赠送给愿意认可皇帝权威的当地统治者。所有这些表现都深深植根于一种极端的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不管怎样，这些蛮夷怎么可能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把这种策略用于应对中国的邻国——一个被比它小得多但可能惹麻烦的小王国来说，这种政策被证明是极为明智的。事实上，这个政策的确明智，以至于美国政府都在冷战时期被迫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它，从而给韩国、日本和某些它所偏爱的东南亚盟国（它们传统上是中国附庸国）创造了非常优厚的贸易条件；在这个情形中它的目的是遏制中国。

考虑到所有这些，现在的形势变得容易理解了。当美国是一个遥遥领先的世界经济霸主时，它能够维持中国式的朝贡制度。于是这些国家从美国的军事保护国中脱颖而出，得以让自己从贫困状态一跃进入第一世界的行列。在1971年后，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力量开始下滑，这些国家开始渐渐地转变回更老式的进贡国。然而中国的参与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元素。完全有理由相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把美国降低为一个类似于中国传统附庸国的极其漫长过程的第一步。而且毫无疑问，中国的统治者像任何其他帝国的统治者一样，其动机不是仁慈之心。其中总会有政治成本，之前那个新闻标题所示的是最终代价的一些前兆。

至此我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强调一个贯穿本书的事实，即货币没有实质。它事实上什么也不是，因此其本质一直是、而且估计以后也仍然是政治争论的问题。美国历史的早期阶段恰好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19世纪在主张金本位者、绿背党、自由银行制度的支持者、金银复本位者和主张自由制造银币者之间的争锋生动地证实了这点；或者我们可以看看具体的事例——美国选民对中央银行的构想是如此怀疑，以至于联邦储备系统在英格兰银行建立3个世纪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建立起来。正如我所提到的，甚至国债的货币化也是把双刃剑。在杰斐逊眼里，它可看作是战士和金融家的最致命的联盟，但它也使政府被视为一个道德上的负债者，欠国民白纸黑字写下的自由。也许没人能像1963年马丁·路德·金于林肯纪念堂前台阶上所作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那样雄辩地论述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自己国家的首都是为兑现一张支票。当我们共和国的建造者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中的崇高话语时，他们给所有美国人签了一张有权继承的承付票。这张票据是一个承诺，即所有人——是的，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将被保证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她的有色公民而言，如今美国已明显对这张承付票违约了。美国未能履行这项神圣的职责，而是给了黑人一张空头支票；这张支票被退回，上面写着“存款不足”。

人们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2008年的经济大崩溃，即债权人与债务、富人和穷人之间多年的政治搏斗的结果。从某个层面上来说，正如人们所见，这确实是一场骗局，一个极为复杂的庞氏骗局，在完全意识到作恶者能够逼迫受害者帮他们脱离困境的情况下，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某个时刻崩溃。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可以看作是关于货币和信贷确切定义的论争的高潮。

“二战”结束时，工人阶级起义即将爆发的幽灵基本消散了，它在之前一个世纪里始终困扰着欧洲和北美的统治阶级。这是因为阶级斗争被一个心照不宣的调解方式延缓了。概括地说，从美国到西德的北大西洋国家的白人工人阶级和政府做了一笔交易，即如果他们同意将所有根本性地改变整个体系的本质的幻想搁置一旁，他们就可以保留其工会，享受广泛的社会福利（养老金、假期、卫生保健等）；并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资金充裕且不断扩展的公共教育机构，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有合理的机会彻底脱离工人阶级。所有这些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保证，即工人生产力的提高会与工资的增长相对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这段时期里，生产力和工资都在快速增长，为今天的消费型经济打下了基础。

经济学家称之为“凯恩斯时代”（Keynesian era），因为这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盛行的一段时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已经是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基础，随后又被几乎所有工业化民主国家所采用。与这些理论一起到来的，是凯恩斯对货币相当随意的态度。读者应该还记得，凯恩斯完全认可银行的确是凭空造钱，因此在经济低迷时期，没有内在原因反对政府采取这种手段来刺激需求——这个立场长久以来一直深受债务人青睐，但却是债权人的厄运。

凯恩斯自己在他的时代因为一些相当激进的言论而声名大噪，比如他呼吁彻底消灭依赖别人的债务生活的阶层——他称之为“食利者的安乐死”。不过，他真正的意思是通过逐步降低利率来消除这个阶层。就凯恩斯主义的程度而言，这种观点已经远不如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么激进了。事实上，这完全属于庞大的政治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请仔细回想一下亚当·斯密没有债务的乌托邦理想，尤其还有大卫·李嘉图对像寄生虫一样的地主的谴责，他认为这种人的存在有害经济增长。凯恩斯只是沿着相同的路线继续前进，将靠收租生活的人看作是与资本积累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封建制残余。在他看来，这种举措远非革命，而是避免革命的最好方式：

因而，我认为资本主义中的食利现象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会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消失。随着它的消失，资本主义中的其他部分会经历一次重大变化。此外，我所主张的几个步骤，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也就是食利者和没有用途的投资者的安乐死，不会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而且不需要革命。

“二战”后，当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付诸执行时，它只提供给了世界人口中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享受到这项政策。1945～1975年，几乎所有的群众运动有可能是革命运动，都可被视为是对进入凯恩斯主义政策范围的诉求。这是一种对政治平等的诉求，它假定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不仅北大西洋国家少数族群运动是如此，当时被称为“民族解放”的运动也是如此。就前者而言，少数族群（比如马丁·路德·金博士为之呐喊的那些人）最初是被政策抛弃的；就后者而言，它覆盖了从阿尔及利亚到智利的广阔范围。最后，也许还有最为戏剧化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的女权运动。7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上，事态到达了破裂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系，看上去完全无法将这样的政策扩展至每一个人。如果所有工人都是自由雇用的劳动者，该体系甚至很有可能不再具有可行性。它肯定无法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提供20世纪60年代一个密歇根或都灵的汽车工人的生活标准（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车库，有能力让孩子上大学），而且这还是在大量的孩子开始要求生活不要那么单调乏味之前。这种结果我们也许可以用“容纳的危机”来称呼。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现存的制度已经明显处于崩溃的状态，同时还为金融混乱、食品骚乱、石油危机、生态危机以及广为流传的关于经济增长即将停止的末日预言所困扰。结果证明，所有这些都是用来提醒民众，所有的政策交易都取消了。

当我们开始以这种方式构建整个故事时，很容易看到在接下来的30年间（大约致从1978～2009年），除了政策交易和解决方案已经改变之外，大体上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无疑，当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同时对工会的力量和凯恩斯留下来的学说发起了系统的抨击时，这是在明确地宣告以前所有的政策交易都取消了。现在所有人都享有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部分人都如此——但政治权利将变得毫无经济意义。生产力和工资的联系被切断，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工资陷入了停滞甚至萎缩状态：

起初，与这种趋势相伴随的，是“货币主义”（monetarism）的回归，这种学说认为，即使货币不再以任何方式和黄金或其他任何商品挂钩，政府和央行的政策也应该首先考虑小心地控制货币供给，以保证它在流通中就像是稀缺的商品。即便与此同时，资本的金融化意味着大多数投资于市场的货币已完全和贸易生产脱离关系，而成为纯粹的投机。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世界人民没有得到什么；只不过正如我所说，政策交易的条件改变了。在新的分配制度下，工资不会再涨，但工人们被鼓励去购买资本主义的一杯羹。现在的政策并没有让食利者安乐死，而实际上是让人人都可以成为食利者，可以从他们自己的程度越发惊人的剥削中吃到一块肉。政策手段丰富多样，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在美国，有401k退休计划以及其他无数鼓励普通公民入市投机的方法；但它们同时也鼓励他们借款。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一个共同的指导原则是，只有普通劳动人民能够至少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子，经济改革才能获得广泛支持。为了做到这点，无尽的抵押贷款再融资计划把人们认为其价格只涨不跌的房屋当做“ATM机”——正如一句流行广告语所说的。尽管回过头来看时，房屋实际上更像信用卡。接下来真正的信用卡开始扩散，互相欺骗。此时对于很多人来说，“分资本主义一杯羹”不知不觉地演变为一种对低报酬工作者而言十分熟悉的灾祸难以区别的东西，即放高利贷者和典当商。它也未能阻碍国会在1980年废除美国联邦高利贷法。这项法案之前将利率限定为7%～10%。这和美国通过把贿赂立法者有效地合法化（将其重新定义为“游说”），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腐败的问题如出一辙，25%、50%，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发薪日贷款）120%这种以前在有组织犯罪中才有的典型超高年利率，现在都被完全地合法化，高利贷的问题也就可以束之高阁了。从而，讨债不再通过雇用的打手或者那些在受害者家门口放伤残动物的人来执行，[1]而是靠法官、律师、执行官和警察。

许多新名词被杜撰出来形容这种新的分配方式，从“金融的民主化”到“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不一而足。在美国之外，它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不仅是市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我必须不断提醒读者这两者是不同的）成为几乎一切事物的组织原则。我们都会将自己想成是一家家微型企业，按照投资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一边是冷血的、算计的银行家；另一边是负债的战士，已然放弃了任何个人荣誉感，并将自己变为一种耻辱的机器。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仅仅是因为有那么多人欠债而难以偿还，才导致“还债”差不多已经可以被看作是道德的定义本身。比如，大型企业，甚至一些小企业面临某项债务的时候，几乎都会想着拖延下去，看如果它们不还债会怎么样——它们只有在提醒、催促或是法院命令的驱动之下才会遵守约定。这已经成为美国许多类型行业中的常规形态。换言之，荣誉原则几乎已经完全从市场中消失了。其结果也许就是，整个有关债务的主题开始被宗教的光环所环绕。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种二重神学，一边为债权人服务，另一边为债务人服务。那么，美国债务帝国主义走入新阶段同样伴随着福音右派的崛起就不是偶然了——他们无视之前一切既有的基督教神学，满腔热情地拥抱“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的理论，即创造货币并将其有效地提供给富人是带来国家繁荣的最符合《圣经》的做法。推崇这种新的信条最为雄心勃勃的神学家大概是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他的著作《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在1981年成为畅销书，而当时“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已拉开序幕。吉尔德的观点是，那些觉得钱不能被创造的人陷入了一种老式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并没意识到正如上帝可以凭空创造东西那样，他给人类最大的恩赐就是创造力本身，它的发生方式和上帝的创造过程一模一样。投资者若是愿意接受信任他人的创造力所必须承担的风险，那么确实能够以此凭空创造价值。吉尔德非但没有将模仿上帝无中生有的力量视做狂妄自大，反而认为这正是上帝所期望的：创造货币是一种恩赐，一份福佑，是获得恩典的渠道；也是一项承诺，但即便不断将那些债券续期，也无法践履它们，因为它们的价值是通过信仰（这里再次回到“我们信仰上帝”）才变成现实的：

那些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未来不抱希望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机遇和信仰的动力。不相信宗教的经济学家总是无法领悟用以实现进步的崇拜模式（modes of worship）。机遇是变化之基，是神性之舟。

这种情感的倾泻激励了类似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的福音传道者，他们宣称供给学派经济学是“关于货币创造的第一门真正神圣的理论”。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能创造货币的人，有一种十分不同的神学安排。“债务是新的脂肪，”震惊于现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近评论道，她家乡多伦多的公交车里，充斥的广告已不再像之前那样，试图用丧失性吸引力而带来的恐怖让乘客感到恐慌，而是改为给人们提供如何从报信人带来的更加迫在眉睫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建议：

甚至还有债务电视节目，它们有一种熟悉的宗教复兴的声音。有很多关于购物狂放纵行为的报道，那时你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一切都模糊不清，最后就成了那些人中的一员，声泪俱下地忏悔。他们浑身战栗，寝食不安，负债累累，毫无希望，并且采取了撒谎、欺骗、偷窃和在银行账户间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家庭成员和亲人证实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债权人有害的行为给摧毁了。电视主持人发出了怜悯但又严厉的警告，在节目里扮演了牧师或信仰复兴运动者的角色。他们一下看到了希望，接着开始悔改，并许诺绝不再犯。他们厉行苦修，把信用卡一刀刀剪断，开始严格限制开支。最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把债务偿还了，他的罪行得到原谅，自己也得到赦免。新一天的黎明来临了，第二天早上你站了起来，成为一个更难过，但更有偿债能力的人。

这里，冒险根本不是什么神性之舟，而是恰恰相反。对于穷人来说，别人的好事在他们那里总要变个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看，阿特伍德的描述完全颠覆了备受尊敬的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先知般的声音：战后最初的年头，盛行的是国家向其最卑微的公民还债的集体诉求，要求那些曾经作出虚假承诺的政治权威赎罪；而现在，正是那些卑微的公民，又被教导要把自己当做罪人，去寻求某种纯粹个人的救赎，这样才有权和其他人类成员发展符合道德的联系。

与此同时，这里正发生着某种具有深刻欺骗性的事情。所有这些道德戏剧，出发点都是这样一个假设，即个人的债务说到底是自我放纵的问题，一种有害亲人的罪恶——因此，要救赎，必然就要清洗自己、克制自己。不过我们都没有看到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每个人都欠债了（据估算，现在美国家庭的债务平均达到了其收入的130%），但这笔巨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挥霍在赌马和不实用的物件上。为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可自由支配个人开支（discretionary spending）而借的钱，主要是给了孩子，与朋友分享或用于其他可以构建和维持与他人关系的方法上。这种关系是超越单纯的物质计算之上的。可见，现在的人们只有筑起债台，才能获取一种超越于简单的存活下去的生活。

就其中的政治意味而言，它似乎偏离了我们从资本主义发端就看到的一条主线。归根结底，社会交往本身现在已经被当做是犯罪和邪恶。对此，大多数一般美国人（包括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新近的移民，还有其他先前被排除在信用之外的人）固执地坚持原来的生活方式，继续彼此相爱，以此作为对新情况的回应。他们继续在为家人购置房产，为聚会准备酒水和音响系统，为朋友准备礼物；他们甚至不顾游走于违约或破产边缘的窘境，继续举办婚礼和葬礼——他们显然是在想，既然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小资本家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同样凭空创造货币呢？

不过，我们不能夸大可自由支配个人开支在引起家庭负债中的作用。在美国，造成破产的首要原因是灾难性的疾病；大多数借款只是为了求得生存（比如为了工作而买车）；而且，就算是上大学，现在也越来越多地意味着，一个人在随后的工作生涯中，至少一半时间都是为了还债。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仅仅是存活下去是远远不够的，人生也不应该仅仅如此。

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紧张态势重新在全球性范围内出现。原先国家主持建设宏大工程（比如阿斯旺大坝）需要大额贷款，现在更多的是强调微型信贷（microcredit）。孟加拉的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受其启发，这种新的信贷模式专门寻找贫穷社区中失败的企业家，向他们提供小额低息贷款。乡村银行认为，“信用是一项人权”。同时，新的信贷模式试图利用“社会资本”（也就是知识、人际网络和世界贫困人民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存而使用的聪明才智），并将之转变成一种产生更多（扩张性）资本的方式，让它可以每年以5%～20%的比率增长。

朱莉娅·埃利艾克（Julia Elyachar）这类人类学家发现，这种新情况产生了两面的效应。一位相当坦率的非政府组织顾问1995年在开罗曾向她解释道：

货币就是权力。这是权力货币。你要出手大方，往大处着眼。这里借钱的人如果还不了就要坐牢，你为什么还要担心？

在美国，我们每天都能从邮箱里拿到10来张信用卡。为了那点信用，你要支付惊人的实际利息率，大概有40%。但这是别人送上门来的卡，你就收下了，钱包里塞满了各种信用卡。这让你感觉不错。这里也应该一样，我们为什么不帮助他们也陷入债务呢？只要他们偿还贷款，我真的会去关心他们把钱用到哪里去吗？

这两段引文明显毫无条理。可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主旨似乎是：人应该欠债。欠债本身就是好事——它是权力。不管怎样，如果人们的权力太大，我们还能逮捕他们。债务和权力，罪恶和救赎，几乎是难以区分的。自由即奴役，奴役即自由。埃利艾克在开罗期间，目睹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训练项目里年轻的研究生举行罢工，争取获得启动贷款的权利。与此同时，几乎每一个参加这次罢工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与他们一同罢工的同学（更不用说其他参加这次项目的学生了）都在败坏和盘剥发放启动贷款的制度，把它当做摇钱树。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那些经济生活中原来基于长期信任关系的方面，由于信贷官僚机构的介入，实际上正在逐渐非法化。

10年之后，整个微型信贷工程，即便在它发源的南亚，也开始发生危机，几乎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难以区分：出现了一大批肆无忌惮的放贷者，投资者收到了各种欺骗性的金融评估，贷款利息日积月累，借款者试图集体拒绝还债，放贷者开始雇用暴徒没收他们仅有的财富（比如波浪型的锡制屋顶），并最终导致自杀成为风尚。自杀的往往是贫穷的农民，他们的家庭落入了永远不可能逃出的债务陷阱。

这段新的周期，就像1945～1975年的那个周期一样，在又一次“容纳的危机”中达到高潮。事实证明，真的将世界上每个人都变成一家家微型企业，或者让“信用民主化”，达到可以使每户想要房子的家庭都能拥有自己的一座房子（而且如果你想，既然我们拥有建造房屋的手段，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拥有房屋呢？有家庭“不配”拥有房屋吗？），并没有比原来那种允许所有受雇劳工拥有公会、养老金和保健福利金的做法更具有可行性。资本主义不是这样运转的。它本质上是一个等级制的、排斥性的体系。而当它达到破裂点的时候，症状就会再次出现，就像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食品骚乱、石油危机、金融危机；人们此时会突然惊奇地意识到，当下的发展道路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他们看到了各种启示性的图景——灾难即将来临。

次级债崩盘伊始，美国政府就被迫决定，究竟是谁有权凭空制造货币——金融家还是普通公民？结果显而易见。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金融家们纾困——基本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所想象的货币被当做真实的货币对待。同时又将抵押货款者压倒性地置于法院的怜悯之下。在他们头上还有一年前国会刚通过的一项破产法（这真是先知先觉，不禁让人怀疑），这项法律对于负债者尤为苛刻。什么都没有改变。重大的决策全都被推迟了。很多人所期待的大对话（Great Conversation）根本没有发生。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独特的历史转折点上。信用危机已经为我们鲜活地展示了最后一章中所提出的原理：资本主义不能真正地在一个人们都相信它能永远运作下去的世界中运作。

之前数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因为觉得经济体系本身不大有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所以也认为不能无限地生成信用。未来很有可能与现在有根本的不同。虽说如此，不知为什么，人们所预期的革命根本没有发生，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主体仍然健在。一直要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才日益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行的；突然之间，我们的集体想象碰壁了。

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代或两代人之后，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最明显的征兆就是，生态学家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个有限的星球是不可能维持一个永久增长的引擎的；而当前的资本主义形式似乎并不能产生那种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和动员能力，足以让我们开始寻找其他行星并前去殖民。尽管如此，面对资本主义要终结的前景，最为常见的反应只是简单的恐惧——即使那些自称为“进步主义者”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紧紧抓着现存的体系不放，是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出更好的方案。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我猜想，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军事化导致的最终结果。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充分的理由说，最近30年见证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构建。这个庞然大物是用来创造和维持人们的绝望的。最为首要的，它要摧毁人们的想象，使人们无法设想除了资本主义未来还有什么样的道路可走。机构的根系在世界的统治者方面。为了应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动荡，他们执著于防止社会运动的增长与兴盛，防止它们提出新的体制路线；他们深信，那些试图挑战现存权力安排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为此，他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监狱、警察、各种形式的私人安保公司以及警察和军事情报机构。他们还需要有所有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宣传引擎，它们的任务不是直接攻击其他的那些路线，而是创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靠侵略主义让人们团结一致并传播绝望情绪，使任何改变世界的想法都看似成为空谈的幻想。对“自由市场”的阐释者来说，维持这个庞大的机器似乎比维持各种可行的市场经济更为重要。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够解释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情况呢？我们通常会想，冷战结束了，俄罗斯应该会拆解军队和克格勃组织，重新兴建工厂。但实际上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却与此恰恰相反。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相似的情况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经济上，这台庞然大物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有那些枪支、监视器和宣传引擎都是十分昂贵的，却不能实际生产出什么东西。这很有可能是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拖垮的另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会不时制造资本主义的未来没有终点的幻觉，这是泡沫不停产生的根源。金融资本成了对一未来的大批量买进和卖出；经济自由，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沦落为相互持有一小部分要求对方永久服从的权利。

换言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在政治上，要求将资本主义作为管理所有事务唯一可能的办法而确立下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有一个没有公开承认的需要，就是限制它未来的前景，否则可以预料到的就是疯狂的投机行为。一旦投机陷入疯狂，整个机器爆炸，我们就被丢在了现在这个奇怪的地方，甚至无法设想另一种安排各种事务的方式。我们只能想象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灭顶之灾。

如果要得到自由解放，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重新看作是历史中的行动者，是可以影响世界的人。这种看法正是历史军事化所试图抹去的。

即便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长的历史周期的转折点上，历史的走向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动。例如，上一次从金银货币经济走入虚拟信用货币经济的时候，也就是在轴心时代的末期和中世纪的开端，人类大多是通过一系列巨大的灾难而体验到这种骤然的转变的。历史会不会在当下重演？这很有可能取决于我们是否对此有足够的防范之心。重新回归到虚拟货币，会不会导致帝国和庞大的常备军消失，并建立起某种更大的结构，限制债主的掠夺？尽管我们不知道发生这一切需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切是可能的——而如果人类要存活下去，就必须这样做。资本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改造了世界，而且这些改变明显是不可逆的。我在这本书里一直在尝试的，并非向读者提供下一个时代细致入微的图景，而是为读者打开视角，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这样，读者会思索，如果从一个宽广的视角，用适合于时代的那种宏伟雄壮来思考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会意味着什么。

让我举一个例子。我之前说过“二战”以来的两个民众运动周期：第一个阶段是1945～1978年，人们要求平等地享有公民权利；第二个阶段是1978～2008年，运动围绕着利用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利而展开。意味深长的是，在第一个周期中，最为直接地挑战了国际现存秩序的民众运动，大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而在第二个周期中，大多数民众运动是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某个变种。如果我们考虑到债务在伊斯兰教有关社会的教义中一直以来占据的中心位置，就能轻易理解其个中缘由。但我们为什么不作出更大胆的设想呢？5000年来，重大的、戏剧性的道德和金融创新，至少有两次发生在我们现在的伊拉克。第一个创新是有息债务，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第二个创新则是在公元800年前后，这一地区发展出了有史以来第一套复杂而明确反对有息债务的商业体系。有没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出现第三次创新？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把伊拉克人当做独裁统治的受害者，或宗教狂热分子（占领军总是这样看待他们占领区内的人民）。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最为突出的反对美国军事占领的伊斯兰工人阶级运动，也就是萨德党（Sadrist）运动，它的名字出自当代伊斯兰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穆罕默德·巴基·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的确，伊斯兰经济学从创立以来一直没有给人深刻的印象，无疑也没有对资本主义造成直接的挑战。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类型的民众运动中，正进行着各种有趣的对话，比如工资劳工的地位问题。或者，期待从古老的反抗父权运动的清教式遗产中有所新的突破是天真的。也许它会从女权主义（或伊斯兰女权主义），或某个我们尚未预料到的角落中产生。谁说得准呢？我们可以确信的一点是，历史还没有终结，令人惊奇的新观念必然会出现。

显然，如果不破除我们所习惯的思想范畴，并构建新的思想范畴，就不会产生新的观念。旧的思想范畴，即便不是让我们绝望的机器的内在部分，也几乎已经只是沉重的负担而已。为了破旧立新，是我在本书中花了这么多篇幅讨论市场并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子虚乌有地选择的原因。非市场即国家的观念，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很难提出什么不同的看法。

市场的真实历史并不像我们从教科书上学来的那样。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较早的市场，似乎或多或少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精致的行政系统的副产品。这些市场主要靠信用运行。使用现金的市场是随着战争而兴起的。战争中最初用于供给军队的税贡政策推动了现金的流通，而这些政策后来又在各种其他的方面发挥作用。市场一直要到中世纪，才重新采用信用货币体系，并第一次出现了也许可以称为市场民粹主义的流行。它认为，市场可以脱离、对抗和外在于国家而存在，比如在穆斯林的印度洋的那些市场。这种观念后来又在中国15世纪大规模的白银暴动中出现。它通常在商人出于各种原因，发现自己的利益与普通民众相一致的情况下，和他们共同反对某个大型国家的行政机器。但是，市场民粹主义总是充满了悖论，因为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终究需要把市场关系建立在某种单纯的经济计算以外的基础之上：比如荣誉和信任，还有更为基本的，也就是人类经济中更为典型的结社和互助。这反而意味着将竞争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亚当·斯密创建他的无债市场的乌托邦，根本上是在从这个没有希望的遗产中提取一些元素，将其与基督教西方典型的市场行为观混合在一起——后者的军事化程度不同寻常。他这样做确实有先见之明。但就像所有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一样，他也只不过是在捕捉他那个时代正在兴起的精神。在此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一连串政治上的摆动，摇摆于两种民粹主义之间（国家民粹主义和市场民粹主义），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所讨论的，其实正是同一个动物的左右两翼。

我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我觉得是暴力的遗产已经扭曲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战争、政府和奴役不仅仅在将人类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也在各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建制。在第七章的末尾，我讲述了我们的“自由”观是如何通过罗马奴隶制度而发生转变的故事。从结交朋友的能力，到与他人发生道德关系的权利，直至成为某种对绝对权力的与生俱来的渴望。这也许只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同时也是最为阴毒的，因为它使人们难以想象，有意义的人类自由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要说这本书证明了什么，那么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当中，我们行至当下的处境用了多少的暴力——以至于甚至可以让我们将现在的处境想象为生活的本然面目。尤其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事实上是与之完全相悖的。正如我所强调过的，共产主义也许是一切人类关系的基础。这种共产主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主要是以我们所说的“爱”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在此之上总是有某种类型的交换体系和一个等级制的体系。交换体系的形式无穷无尽，很多是完全无害的。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依靠算计的交换。就像我在本书一开始所指出的，欠某人一个人情和欠某人一笔债的区别在于，一笔债的数目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计算要求对等。而要实现这种对等——尤其是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等时（事情通常也由此开始，因为人一直是终极的价值）——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强制性地将人与他们的背景割裂开来，然后才能让他们等同于其他的东西，如下所述：“7张皮和12个大银戒指换你被俘的兄弟”，“你3个女儿中的一个作为这笔150蒲式耳谷子贷款的担保”……

这转而引出了令那些把市场视做人类自由的最高形式的人十分窘迫的事实，即在历史上，非人格的、纯粹商业的市场源于盗窃。经济学家为了避免遭遇这一事实的可能性，最为常见的办法是不停地复述物物交换的神话，像是把它当做咒语在使用。但只需要片刻的思考，它的谬误就显而易见。谁最有可能第一个看到房子里的各种物件，而立刻评估在市场上出售它们可以换回多少东西？毫无疑问，只有盗贼会这样做。乞丐、豪取强夺的士兵，然后也许是讨债者，他们是最早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的人。只有在士兵刚刚掠夺过城市和乡镇的手中，黄金或白银锭块才有可能成为简单的、统一的货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融化了一些祖传的宝藏，比如克什米尔人的神像，阿兹特克人的胸铠，或者巴比伦妇女的脚链——它们都是历史的缩影。他们制造的货币，正因为没有历史而有价值，随处都会接受，不会被问及任何问题。这一点至今依然如此。任何把世界归结为数字的体系，只有通过武器才能维持下去，不论是刀、剑、棍棒，还是当今无人驾驶飞机投下的“激光制导导弹”。

而且，它只有通过不停地将爱转化为债才能运作下去。我知道，我使用“爱”这个词自有它比“共产主义”更有号召力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言归正传。市场如果能完全摆脱它们的暴力起源，就必然会成长为某种不同的东西，成长为荣誉、信任和相互连结的网络。而正像这样，要维持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强制体系，就需要把人类合作、创新、奉献、爱情和信任的成果再度转变为数字。他们通过这样做，让人们可能把世界想象成不过是一系列冷血的计算。更有甚者，他们把人的社交本身转变为债务，也就是将我们生存的根本基础——因为我们根本上只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的总和——改造为有关错误、过失和犯罪的问题，并把世界变成一个不平等的地方，而只有通过完成某种可以消去一切的大型宇宙交易才能克服这种不平等。

也许我们可以问，“我们欠社会什么”，甚至于讨论“欠大自然的债”或者其他某种宇宙观。这虽然看似把问题的导向翻转了过来，却不过是一个虚假的解决办法——这样做就像是根据那种把我们与宇宙割裂开来的道德逻辑，在绝望地攀爬，以图拯救某种东西。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计算这样一个过程，它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完全痴呆的地步，因为它以我们的确可以绝对地与宇宙分开为前提。我们可以完全地脱离于世界，把其他所有人（或者其他所有生物，甚至整个宇宙）丢进一个布袋里，然后开始与他们谈判。这在历史上产生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虚假的前提上，把它看作是一笔早已逾期的贷款，并因此把我们的存在本身当做是罪恶。但这里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罪恶，那就是欺诈。前提本身就是具有欺骗性质的。有什么比设想我们可以和自己存在的根基谈判更放肆、更可笑的呢？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要我们与绝对存有发生任何种类的关系，我们就在面对一个完全存在于时间（或人类所标度的时间）之外的一种本质；因此，正像中世纪神学家所正确认识到的，和这个绝对存在打交道，是不可能产生债务一说的。

[1] 美国黑帮讨债时，会通过在债务人家门口放被其打残的动物来恐吓对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