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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王国和共和国都生产它们自己的银和铜铸币。但从某些方面来说，共和国更为传统，因为自治的“武装人口”由传统的刹帝利（武士阶层）组成。他们往往共享土地，让农奴或奴隶耕作。另一方面，王国则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之上：一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向各种背景的年轻人开放；士兵的武器由中央政府供应（他们进城时必须寄存武器和铠甲），薪水给得也十分慷慨。
然后，同样在这里，不论最初是如何起源的，硬币和市场涌现出来，首要就是为了供养战争机器。摩揭陀王国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控制了大多数矿山。摩揭陀王国之后是孔雀王朝，它的重臣之一考底利耶（Kautilya）写了一部政治论著《政事论》（Arthasastra），其中就明确讲到了这个问题：“国库的基础是矿山，军队的基础是国库；同时掌控军队和国库者能够征服整个地球。”政府首先从有土地的阶层吸收人员。这个阶层为政府提供受过训练的官员，甚至还有全职士兵：每个位阶的士兵和官员，薪水都有细致的规定。这些军队可能十分庞大。希腊的资料显示，摩揭陀能够在战场上投入20万名步兵，2万匹战马和大约4000头大象的军力——亚历山大的士兵纷纷哗变，不敢与他们交锋。不论在战场还是要塞，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人随着军营流动——小商贩、妓女和受雇佣的仆人。这些人和士兵一道成为现金经济最初形成的媒介。到了考底利耶的时代，也就是未过几百年，国家便介入了这个过程的每个方面：考底利耶建议表面上慷慨地给士兵发放薪水，然后秘密地用政府人员代替小商小贩，这样就可以对补给品收取两倍于常规的价格。卖淫也由一个部门组织。妓女在这个部门可以接受间谍训练，从而可以向政府详细报告她们的客人是否忠于国家。
正是这样，起源于战争的市场经济逐渐由政府接手。这个过程非但没有阻止货币的传播，反而将传播效果扩大了两倍，乃至三倍：军事逻辑延伸到了整个经济体，政府有系统地设立了谷仓、厂房、贸易所、货栈和监狱。都由带薪官员经营，在市场上出售产品，从而回收向士兵和官员支付的银币，把它们再次放回王国的国库。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日常生活货币化，这样的情形再次出现是2000年后。
奴隶制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大型军队的兴起总是伴随着奴隶制，但这逐渐也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不同于印度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在考底利耶的时代，多数战俘并没有在市场上出售，而是被分配到政府的村庄，耕种政府新近收回的土地。他们不得离开，而这些政府村庄，至少根据其规则来看，是极其乏味无聊的地方：这真正是劳动集中营，政府禁止了所有形式的节日娱乐。奴隶雇工（Slave hireling）是最常见的是罪犯，政府在他们服刑期间租用其劳动力。
既然有了军队、间谍和掌控一切的管理部门，新的印度国王对旧的神职阶层以及吠陀习俗表现出很少的兴趣——尽管他们中很多一直对当时似乎遍地开花的新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机器开始出现故障，情况何以至此我们并不清楚。到了阿育王（公元前273年～公元前232年）的时候，孔雀王朝控制了几乎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全境。但印度版本的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已经明显显出疲态。也许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硬币被降低成色，这使王国的铸币在约两个世纪中从几乎纯净的银币转变为含铜量大约50%的铜币。
众所周知，阿育王在征服中开始了他的统治：公元前265年，他摧毁了最后残存的印度共和国之一羯陵伽（Kalingas）。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在这场战争中，数十万人被杀或沦为奴隶。阿育王后来称这次屠杀的阴影一直萦绕心中，挥之不去，这使得他宣布完全停止战争，皈依佛教，并宣称从此以后他的王国会根据不杀生（ahimsa）或非暴力的原则来统治。“这里，在我的王国”，他在首都巴特那的一块巨型花岗岩上刻下了这样一条法令：“在我的王国里，不可杀生或用活物祭祀。”这让希腊大使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大为吃惊。这样一个声明显然不能过于字面地理解：阿育王确实可以用素宴替代祭祀仪式，但他没有废除军队、死刑，甚至没有废除奴隶制。但他的统治标志着国家气质的革命性变化。阿育王停止了侵略性的战争，还似乎遣散了很多军队以及间谍网络和国家官僚。同时，政府支持新的、充满生命力的行乞僧侣（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同样排斥俗世的印度教徒）在乡村就社会道德问题讲经布道。阿育王和他的继任者将大笔资源拨给这些宗教僧人，结果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印度次大陆上建起了成千上万座佛塔和寺院。
我们在此仔细关注阿育王的改革是有益的，因为这些改革可以帮助我们发觉我们的一些基本假设是多么错误：尤其是货币等于硬币，流通中硬币越多意味着商业活动越多、自由商人越重要这个假设。在现实当中，摩揭陀政府推进了市场的发展，但对自由商人一直心存疑虑，很大程度上将他们看作竞争对手。而商人是新宗教最早和最热切的支持者（禁止杀生的原则在耆那教中执行得十分严格，这几乎使耆那教徒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利益完全支持阿育王的改革，但其结果，日常事务中使用的现金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佛教早期的经济态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有点神秘。一方面，僧人不能拥有个人财产；按宗教规定他们应该过艰苦的清心寡欲生活，个人最多只能拥有一件道袍和乞讨用的钵。他们的行为受到严格的限制，乃至触碰任何金或银做的东西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另一方面，不论他们对贵金属多么警惕，佛教一直对信用安排持开放态度。它是世界主要宗教中少数几个从未正式谴责过高利贷的宗教之一。不过，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这一点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了。一项宗教运动完全可以既排斥暴力和军事主义，又不反对商业。我们后来将会看到，尽管阿育王自己的帝国没能延续多久就被许多更为弱小的国家所取代，但佛教却在印度生根。王国大军的衰微最终导致铸币几乎绝迹，但与此同时，日益复杂的信用形式却获得了真正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