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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科学
凯恩斯和他剑桥使徒社的同伴对摩尔的伦理思想十分着迷，他们把摩尔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奉为非宗教圣经。正如之前的每一位伦理学家一样，摩尔探究着那些艰深的问题：什么是善？我们如何知道何为善？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凯恩斯后来将摩尔的哲学思想融入自己的经济学观念，力图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个没有战争、冲突、失业和贫穷的世界。受摩尔启发，凯恩斯十分排斥18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快乐计量学”，快乐计量学试图使用数学方法量化不同类型的愉悦。凯恩斯与他的布鲁姆斯伯里朋友一道放弃了严格的宗教是非观，追求美、快乐和艺术：
值得我们深思和热烈探讨的主题是爱人、美和真理，人生的主要目标是爱、创造和享受美以及追求知识。3
凯恩斯把自己的叛逆精神称为非道德主义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反道德的，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一名空想家，一名“相信道德在不断进步”的空想家。“否定所有形式的原罪”是一种反原教旨主义的世界观。4 凯恩斯团体及其圈外人士从本质上结束了被维多利亚道德观紧紧束缚的世界，圈外人士包括深得凯恩斯认可的情爱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作者D.H.劳伦斯（D.H.Lawrence）。在摩尔、罗素和其他激进思想家的启发下，凯恩斯受“理性自利”思想引导，该思想恰巧是最经典的经济行为观点的基石。凯恩斯的经济学导师是马歇尔。
凯恩斯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爱，纵情沉浸于艺术之海，最终得以打破古典经济学框架，改变我们看待市场和大众行为的方式。虽然他所受的教育将经济学称为道德科学，但他也把公平和正义感引入经济学。他真切地关心那些大萧条时期的失业人员，痛恨非此即彼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他的英式公平竞争意识让他致力于使市场和经济更加稳定。
凯恩斯获得学位后，跟相同身份的年轻人一样，参加了19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并取得第二名。于是，他成为印度事务部的一名职员，这份工作正符合他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即支配着整个文明世界资金流动的上层建筑。不过两年后他开始不安于现状，渴望更大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爆发前，他一直在剑桥授课。1915年，31岁的凯恩斯开始在财政部任职，一直到1919年。战后，他的文学和经济事业将其推上世界舞台，他的宏观经济学思想成为他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