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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更美好的生活
根据小安德烈·马拉伯（Andre Malabre Jr.）《遗失的先知》（Lost Prophets）一书，当凯恩斯最后完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时（20世纪70年代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用该协定防止贸易和货币战争），他的目标是“战后时代的首要使命应当是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17 如今，尽管经济发生惩罚性衰退，全球中产阶级由于收入不平等受到重挫，但我们仍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都在奋力创造出自己未来的布雷顿森林。
凯恩斯希望世界“人人都能达到体面的消费水平……我们能将精力用于生活而不是谋求经济利益”，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和投资思想的基础。18 他1937年写下这段话时看起来一定像一个乌托邦式的目标，但“维持繁荣”是他社会议程的首要事项。他对费边社会主义朋友乔治·萧伯纳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不感兴趣，也没有准备好在社会动荡时抛弃资本主义。此外，他和哈耶克一样憎恶法西斯主义和极权共产主义。
凯恩斯建议我们即使在经济混乱中苦苦挣扎，我们也需要重新放眼长远，努力实现少花时间工作、多花时间追求个人爱好的生活。尽管凯恩斯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工作狂之至，但他仍然抽空看戏、看芭蕾舞剧、照料农场、并在当时最有趣的社交圈交际。与已经建立的正统古典经济学派相比，凯恩斯就是实实在在的新贵，他嘲笑经济学属于宗教的说法，不过却认为这一门科学有自己的伦理基础。凯恩斯1924年在演讲“自由放任的终结”中提出“个人在其经济活动中拥有既定的‘天赋自由’。没有什么‘协定’能赋予拥有者或收买者永久权利”。19 凯恩斯一定会批评那些以牺牲股东为代价实现自身富裕的CEO，或是那些取得不必要税收优惠和抢夺市场的对冲基金经理。他指出出现“财富严重不平等”的因由是某些人“利用了不确定性和他人的无知”。20
凯恩斯进行货币和大宗商品投机时，就在游说“中央机构须有意调控货币和信贷市场”的观点。21 在他看来，通向共同繁荣的大道是监管而不是放任自由的经济世界。新政时代之前，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几乎不受监管。我在写《电力商人》一书时曾查看过20世纪20年代的年报，但这些年报的内容寥寥无几，几乎没有对公司进行介绍，毫无透明度和问责可言。
由于没有任何监督机制，拥有权力、优势和资本的人开始胡作非为，无法遏制的贪婪往往通向崩溃。缺乏金融监管的时代常常以财富严重不平等为先导，凯恩斯在1924年已经间接提到过，20世纪30年代则更中肯地予以阐述。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评估1929年大崩盘的原因时，将“收入分配不均”列为首要原因，指出二战后次年美国5%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其他所有人总收入的两倍。22 富人的消费需求有限，无法提振经济。一旦金融灾难带来普遍痛苦，所有人都会削减支出。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中提到的不断危及繁荣的一面。
面临世界两场大战以及中间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本可以轻易抛弃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30年代，那只“看不见的手”似乎无法对抗无知和绝望的力量。讽刺的是，正是二战的来临使世界最大经济体恢复生机，彻底改变了全球力量均势。
尽管如此，凯恩斯从未停止思索“经济问题”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之一。我们如何牢记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灾难事件来确保繁荣？答案是否为加强政府调控？发展科技？还是控制人口？作为一名马尔萨斯经济学学生，凯恩斯始终认为控制人口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认为科技和生产力进步能够让我们更快地完成工作，从而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带来最终的全胜局面。
正当全球经济松动，酿成史上最具灾难性的战争时，凯恩斯预测“100年内我们的经济生活将改善8倍”。23 他在1930年一篇满怀希望的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漂亮地解决了这一经济问题。
那些孜孜不倦、一心一意的图利者，也许会把我们带上经济丰裕的跑道。但当这些丰裕实现之后，只有这些人才能在这种丰裕中获得享受：他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能够使生活的艺术永葆青春，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24
凯恩斯推测的2013年经济增长已经非常接近，但他估算的每周工作时间显著下降并没有实现。25 罗伯特和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找出凯恩斯的预测，注意到我们并没有像这位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每周工作20小时。甚至正相反，中产阶级职工工作的时间比30年前更长，而且夫妻双方都需要工作。一方面是因为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是住房、大学教育和医疗费用。从波士顿到北京，社会的总财富都达到史上最高，但财富分布不均。中产家庭薪水始终停滞在10年前，导致他们在财富的道路上越甩越远。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专门的经济文章和研究报告深入、详细探讨这一现象。
斯基德尔斯基暗示错误出在人力资本利用不善：“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浪费不是钱，而是人类的潜力。”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源、才能、经验和智慧，实现更为繁荣的生活，人们的幸福安康高于物质和纯粹的财富。凯恩斯1933年的一番言辞则更加精妙：“一旦我们不再接受以收入论高低，文明的变革也就开始了。”26
储蓄和投资可以创造再加繁荣的未来，但需要以互利为目的。收入和增长固然重要，但它们并不是生活本身，而只是生活的工具。虽然每一个投资组合都应当基于一个对我们以及我们所爱的人行之有效的道德计划，但它无法存在于真空。它应当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它可以促进却不能确保繁荣。因此，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自己的动物精神，找出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