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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制定抵押贷款的社会政策方面采用的心理现象
美国政府不希望人们采取抵押贷款策略性违约的做法，因为这样只会加深住房地产和银行危机。实际上，政府不希望任何人这样做，为此出台了一些计划来稳定局势。既然社会道德规范有助于防止策略性违约，政策制定者就想让这种社会对违约的约束力变得更强一些。如果道德约束变弱了，更多的策略性违约事件就会出现。在某个地区提前收回房产使得当地居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个过程，并降低了耻辱感。当更多违约事件发生时，就会弱化社会规范，激发更多的违约。为了解决住房问题，美国政府已经和贷款机构合作启动了一些计划，为首次购房者提供税收减免优惠。
让我们考虑一下两种可能会违约的房主：那些有现金流问题以及寻求脱手房价严重缩水的住房的人。在衰退期间，高失业率让很多人陷入了财务困境。另外，在开始的两三年优惠利率结束后，次贷利率被调高了，使得很多房主每月供款翻倍甚至三倍之多。这些面临现金流问题的家庭可能最终不得不违约甚至宣布破产。另外一种可能违约的房主是那些拥有“水位以下”房产的家庭，他们付得起月供，但由于房屋已经成为负资产而仍可能违约。他们属于潜在的策略性违约者。
美国政府设计了一些计划去帮助那些面临现金流问题的家庭。这些政策产物包括由房地美或房利美提供再融资“让家庭负担得起”计划，由联邦房屋署担保提供再融资的抵押贷款的“房主的希望”计划还将协调放款人修改抵押担保条款。
通过比较这些计划与采用让拥有缩水房产的家庭感到羞耻而维持现状的行为学策略，怀特教授声称政府是在通过花言巧语向拥有缩水房产的家庭来施加社会压力。例如，前财务部长汉克·保尔森在全国商业经济联合会上说：17
我要强调的是，任何能付得起抵押贷款月供但选择放弃缩水房产的人都是投机者——是不履行义务的人。
差不多一年以后，奥巴马总统在关于提前收房和居屋计划的演讲中将房主分成了负责任和不负责任两类。18他将一些拥有缩水房产的房主说成是负责任的：
那是一个年轻的家庭，他们可能生活在平顶山、格兰岱尔或坦培，也可能是在拉斯维加斯的郊区、克利夫兰或者迈阿密。他们存钱，去寻找和挑选一个非常适合开始生活的家园。他们申请了一项费率合理的固定息率抵押贷款，支付了首期款，每月按时缴纳月供。他们向别人要求的那样承担责任，但是后来他们知道了，负责任地行事也无法幸免于这次危机。
但是其他人被他说成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我也想清楚地指出这个计划不能做什么：它不能把从好的纳税人缴来的钱投入坏的贷款中，去救助那些不择手段或者不负责任的人。它也不会帮助那些在上涨市场中冒险赌博，不是为了自己居住而是用来炒卖的投机者。它不会去帮助那些不诚实的放贷人，他们歪曲事实，用难懂隐晦的文字向不明真相的买方隐瞒成本。而且它也不会援助那些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负担得起买房的人。总之，这个计划无法帮助每个家庭。
要牢记意外后果定律。设计借助提高社会羞耻心而控制人的行为的计划，可能引发意外后果。人们在认为自己被不公平对待时，总是会想到激进行为应该被纠正。房产贬值的家庭可能觉得孤立无助，没有人顾及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必须自己照顾自己，这就导致了策略性违约事件的发生。此外，许多帮助有现金流问题的家庭的计划使用了纳税人的钱，在这个意义上说，潜在的策略性违约者可能觉得在谈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却还要为困难的邻居付钱，这加深了他们的不公平感。我们可以从路易吉·纪索、保拉·萨卞扎和路易吉·金格勒的研究结果中得到一些真知灼见。他们发现那些支持贷款合同中的高标准道德承诺的人，并不倾向于赞同由纳税人提供支持的帮助违约者的计划。所以，政府促进不负责任的战略性违约的努力越多，也会加强人们对其扶持政策的不满。
有趣的是，当社会期待家庭尽可能地坚守他们的贷款合同的时候，我们却通常不对商业界提出同样的要求。我们期望商界按照最大化其经济收益的方式行事，哪怕他们的行动看上去不那么道德。在对待房主和商业机构之间存在着双重标准。例如，财政部长和美国总统不会发表演说谴责摩根士丹利2009年放弃了位于旧金山的五个物业，这些房产相比原值已经缩水了一半。摩根士丹利违约了并把这些物业还给了银行。19摩根士丹利决定将过去作为其最佳投资的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交易作违约处理。为何它就不会被奚落为不道德、可憎和有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