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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绩效
长期来看，套利型投资的期望收益会和低估值型的收益一样好（与市场表现相比，可取得10%的超额收益率，或者平均每年15%~17%的绝对收益率）。套利型投资带来的不仅是丰厚且相对稳定的回报，而且这种收益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道琼斯指数的，因此它使得合伙公司的整体表现不受市场下跌的影响。大多数年份套利型投资占总资产的30%~40%。这一配置比例使巴菲特在操作过程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最初的那封“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告诉合伙人，在市场下跌时，合伙基金的证券组合会更侧重于低估值型投资；在市场上涨时，则会更侧重于套利型投资。几年之后，控股型投资作为市场走向不明确时的投资重点，就会被归入套利型里面。巴菲特将这称为“随机”因素，因为这种配置比例的灵活性有时候对收益表现产生促进作用，有时候则产生抑制作用：
我就以过去3年为例，说明各类投资占比的随机性对我们的收益有多大影响。在这里，我们使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计算方法。在衡量巴菲特合伙公司收益时，我们计算的是整体收益率。现在，我们以各类投资的每月平均市值为准，分别计算每类投资的收益率，计算时将借钱和经营开支因素扣除（这样可以最准确地比较各类投资，但并不能反映合伙公司的整体收益）。低估值型（包括当前的两种低估值型）、套利型和道琼斯指数的收益率如下表所示：
显然，在1962年，套利型投资（和控股型投资）扭转了局面。这一年如果我们的套利型投资占比较低，与市场相比，我们的收益率仍然会相当出色，但最终收益肯定没那么高了。这一年，我们的套利型占比完全有可能很低，这类投资就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不是我在预知了市场走势后刻意分配的。所以大家要明白，1962年我们各类投资有这样的配置比，纯属运气好。
1963年，我们做了一笔漂亮的套利型投资，对整体收益贡献很大。再加上低估值型也表现出色，全年收益率非常抢眼。假如这一年套利型的收益比较正常（如像1962年一样），我们相对道琼斯指数的优势会大幅缩水。在这一年，我们不是因为各类投资的配置比占了便宜，而是受益于良好的市场形势。
再看1964年。这一年，套利型投资严重拖累了我们的收益。在像1964年道琼斯指数大涨这样的年份中，这种情况实属正常。但是这一年套利型投资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对收益的拖累超出了我的预期。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要全投资低估值型就好了，但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希望通过我对上述表格的阐述，各位能确实明白某一年的业绩受许多变量的影响，有些因素我们既无法控制，也无法预知。我认为我们的各类投资都是好投资。我们不是只靠一类投资，而是有几类可供选择，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各个类别中精挑细选，而且一个类别的投资机会没了，我们还可以投资别的，而不会彻底失去投资机会。[3]